于謙，力挽狂瀾拯救了大明王朝，功績彪炳史冊，閃耀千古。
時至今日，還有多少人知道在540年前，明朝帝都北京城外，發生過一場異常慘烈的北京保衛戰呢？
在烽火狼煙中，一介文弱書生——于謙，救國家於危難之時、扶大廈於將傾，力挽狂瀾拯救了大明王朝。
雖然歷史的風煙已遠，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個立下豐功偉績的民族英雄于謙，也不能忘記這個兩袖清風的清官于謙，更不能忘記這個兔死狗烹的悲劇人物于謙。
于謙一生為官清廉，嚴懲貪腐，當時朝廷官員貪腐的情況比比皆是，于謙的清廉作風如同一劑強心針，及時改良了朝廷貪汙腐敗的風氣。
于謙還在軍事領域建樹頗豐，他主張“兵貴在精，將貴謀勇”，改良軍事制度，設立團營，解決了明朝冗官、冗軍等現象，為國家培養精銳軍隊；
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打贏了北京保衛戰。在土木堡之變後，力排眾議，堅持固守都城，列陣北京城外，大敗瓦剌騎兵。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首領也先率領鐵騎大軍南侵明朝，太監王振為了完成自己的馳騁沙場的軍事夢想，蠱惑明英宗朱祁鎮率大軍親征，實際上呢，是王振自己領兵。
當時群臣勸阻，然而英宗還是貿然親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20萬大軍被瓦剌軍隊一舉擊潰，包括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66名大臣慘死，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階下囚。史稱“土木堡之變”，這場戰役影響深遠。它標誌著明朝失去了對蒙古軍事力量的優勢，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土木之變，使得明朝面臨的局勢極其危險。因為戰死的20萬軍隊都是明朝精銳，留守北京的只有10萬老弱殘兵。而且英宗被俘，明朝陷入了國無君主的窘境。同時，英宗成為也先手中的一個籌碼，隨時隨地可以嚮明朝要挾索價。
正統十四年（1449年）10月，也先挾持英宗，乘勝之餘威，率騎兵攻陷白羊口、紫荊關、居庸關，直撲北京，欲一鼓作氣攻下明朝京城。而明軍精銳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備空虛，形勢岌岌可危。
當時北京城內人心惶惶，許多大戶人家紛紛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束手無措。皇太后孫氏和皇后錢氏將宮中的財寶搜刮乾淨，用八匹健馬馱赴也先大營，幻想能夠以此換回英宗。也先笑納財寶，並未應允。這種婦人之見是沒有任何效果的。
在這種帝國存亡、風雨飄搖的緊要關頭，于謙挺身而出，率領留下的忠臣迅速而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徹底粉碎了也先的陰謀，穩定了大局。
面對也先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的嚴峻形勢，是戰是守，大臣們的意見產生了分歧。侍講徐珵善於星象之數，託言星象有變，朝廷應當南遷。對此，于謙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堅決反對南遷。他厲聲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監國郕王朱祁鈺支援于謙的看法。由此，南遷之議才被廢棄，守衛北京之策乃定。
于謙言南遷者可斬也，絕非聳人聽聞，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正確建議。試想，明朝雖實行南北兩京之制，南京為陪都，但是一旦南遷，則北京勢必不保，長江以北將不為明廷所有。有史為鑑，當年宋朝徽、欽二帝被俘，宋高宗趙構逃至江南而失國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張，恐怕中國歷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太監王振是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土木戰敗、英宗被俘的訊息傳入北京後，言官群情激憤，請誅王振全族。王振的餘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上前叱責辱罵朝臣。百官對馬順平日裡狐假虎威的行為早已懷恨在心，現在見他仍囂張跋扈，頓時怒不可遏。群臣義憤之下，一擁而上，拳打腳踢，馬順竟被活活打死，真是惡有惡報。
隨後，群臣又將王振餘黨毛貴、王長隨從內宮中要出，亂拳打死，懸屍於東安門外示眾。監國郕王見此情景，驚慌失措，想要退走。這時于謙上前攔住郕王，請求他宣佈馬順等人論罪當死，參與毆殺的眾大臣無罪，情勢這才穩定下來。
大家退出左順門時，吏部尚書王直用力握住于謙的手，感嘆地說：“國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勢，即使有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好。”正是在國難當頭之際，于謙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為己任，為百官所倚重。
英宗被俘，國無君主，而太子朱見深年僅三歲，無法承擔起匡復國家的重任。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于謙及眾大臣請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鈺為帝。
但是郕王朱祁鈺並不想當皇帝，他有很多顧慮。1、擔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見深亦會長大；2、蒙古鐵騎兵臨城下，未來吉凶未料。
在這種情況下，于謙便勸說郕王道：“我們做臣子的擁立您，是為國家著想，並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
這番話使年輕的朱祁鈺意識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擔的重大責任，於是他不再避讓，在群臣的簇擁下登基即位，年號景泰，史稱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戰，反對南遷，任命于謙負責指揮北京保衛戰，這些措施為最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北京保衛戰是艱苦而慘烈的。于謙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請調南北兩京及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及運糧軍入衛京師，使得城內百姓人心穩定。
面對也先騎兵，如何守衛北京城是一個問題。是固守還是主動出擊?在策略上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成山侯王通建議挖城濠以拒蒙古騎兵；總兵官、武清伯石亨主張固守不出；于謙則認為堅守不出會示弱於人。在景帝的支援下，他分遣諸將率兵二十二萬分列於京師九門之外，自己則身披甲冑親赴石亨軍中督戰。
石亨列陣於德勝門，都督陶瑾列陣於安定門，廣寧伯劉安列陣於東直門，武進伯朱瑛列陣於朝陽門，都督劉聚列陣於西直門，副總兵顧興祖列陣於阜成門，都指揮李端列陣於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列陣於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列陣於宣武門。隨後于謙將兵部事務託付給侍郎吳寧，下令關閉九門，以示有進無退、背水一戰的決心。
也先挾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後驚異地發現，眼前的明軍與在土木堡被自己輕易擊潰的明軍迥然不同。他原本以為明軍不堪一擊，北京指日可下，現在見明軍嚴陣以待，軍紀嚴明，銳氣大為受挫。
也先調遣騎兵先攻德勝門，于謙事先在路邊空舍內設下伏兵，再派少量騎兵且戰且退，誘敵深入。數萬瓦剌騎兵追至，于謙命神機營火炮、火銃齊發，同時伏兵四起，前後夾擊，大敗瓦剌軍。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傷慘重。接著，瓦剌軍又在西直門和彰義門吃了敗仗。經過五天的激戰，瓦剌軍多次被擊敗。這時明朝各路勤王兵將至，也先恐斷其歸路，連夜拔營北遁，于謙領導的北京保衛戰取得勝利。
北京保衛戰，在明朝歷史上乃至中國歷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這場戰役確保了明朝京師北京的安全，避免了明朝南渡悲劇的重演。它粉碎了也先圖謀中原的企圖，此後蒙古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武力入侵行動。同時，北京作為抵抗蒙古的最為重要的堡壘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關為屏障的整體防禦體系，有效地抵禦了蒙古軍隊的侵擾，確保了內地人民正常的生產、生活。
北京保衛戰是一次壯舉，是漢魂深刻體現，也是于謙人生中的輝煌頂點。因此，于謙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他與岳飛、張蒼水一起並稱為”西湖三傑“。
《石灰吟》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首詩，是他一生的墓誌銘和人格寫照，他的一生當得起《明史》中“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的讚語。
于謙，力挽狂瀾拯救了大明王朝，功績彪炳史冊，閃耀千古。
時至今日，還有多少人知道在540年前，明朝帝都北京城外，發生過一場異常慘烈的北京保衛戰呢？
在烽火狼煙中，一介文弱書生——于謙，救國家於危難之時、扶大廈於將傾，力挽狂瀾拯救了大明王朝。
雖然歷史的風煙已遠，但是我們永遠不能忘記這個立下豐功偉績的民族英雄于謙，也不能忘記這個兩袖清風的清官于謙，更不能忘記這個兔死狗烹的悲劇人物于謙。
于謙一生為官清廉，嚴懲貪腐，當時朝廷官員貪腐的情況比比皆是，于謙的清廉作風如同一劑強心針，及時改良了朝廷貪汙腐敗的風氣。
于謙還在軍事領域建樹頗豐，他主張“兵貴在精，將貴謀勇”，改良軍事制度，設立團營，解決了明朝冗官、冗軍等現象，為國家培養精銳軍隊；
他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打贏了北京保衛戰。在土木堡之變後，力排眾議，堅持固守都城，列陣北京城外，大敗瓦剌騎兵。
正統十四年(1449)七月，蒙古瓦剌首領也先率領鐵騎大軍南侵明朝，太監王振為了完成自己的馳騁沙場的軍事夢想，蠱惑明英宗朱祁鎮率大軍親征，實際上呢，是王振自己領兵。
當時群臣勸阻，然而英宗還是貿然親征。八月十五日，在土木堡，明朝20萬大軍被瓦剌軍隊一舉擊潰，包括兵部尚書鄺埜、戶部尚書王佐等66名大臣慘死，英宗也成了也先的階下囚。史稱“土木堡之變”，這場戰役影響深遠。它標誌著明朝失去了對蒙古軍事力量的優勢，也是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
土木之變，使得明朝面臨的局勢極其危險。因為戰死的20萬軍隊都是明朝精銳，留守北京的只有10萬老弱殘兵。而且英宗被俘，明朝陷入了國無君主的窘境。同時，英宗成為也先手中的一個籌碼，隨時隨地可以嚮明朝要挾索價。
正統十四年（1449年）10月，也先挾持英宗，乘勝之餘威，率騎兵攻陷白羊口、紫荊關、居庸關，直撲北京，欲一鼓作氣攻下明朝京城。而明軍精銳在土木堡一役土崩瓦解，北京守備空虛，形勢岌岌可危。
當時北京城內人心惶惶，許多大戶人家紛紛南逃。朝廷上下，群臣束手無措。皇太后孫氏和皇后錢氏將宮中的財寶搜刮乾淨，用八匹健馬馱赴也先大營，幻想能夠以此換回英宗。也先笑納財寶，並未應允。這種婦人之見是沒有任何效果的。
在這種帝國存亡、風雨飄搖的緊要關頭，于謙挺身而出，率領留下的忠臣迅速而果斷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徹底粉碎了也先的陰謀，穩定了大局。
第一：禁止南遷。面對也先大軍兵臨北京城下的嚴峻形勢，是戰是守，大臣們的意見產生了分歧。侍講徐珵善於星象之數，託言星象有變，朝廷應當南遷。對此，于謙有著比較清醒的認識，堅決反對南遷。他厲聲說：“言南遷者，可斬也。京師天下根本，一動則大事去矣；獨不見宋南渡事乎!”監國郕王朱祁鈺支援于謙的看法。由此，南遷之議才被廢棄，守衛北京之策乃定。
于謙言南遷者可斬也，絕非聳人聽聞，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正確建議。試想，明朝雖實行南北兩京之制，南京為陪都，但是一旦南遷，則北京勢必不保，長江以北將不為明廷所有。有史為鑑，當年宋朝徽、欽二帝被俘，宋高宗趙構逃至江南而失國土大半，只能偏安一隅。如果真的接受了徐珵的主張，恐怕中國歷史就要重演南宋偏安的一幕。
第二：除王振餘黨。太監王振是導致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土木戰敗、英宗被俘的訊息傳入北京後，言官群情激憤，請誅王振全族。王振的餘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上前叱責辱罵朝臣。百官對馬順平日裡狐假虎威的行為早已懷恨在心，現在見他仍囂張跋扈，頓時怒不可遏。群臣義憤之下，一擁而上，拳打腳踢，馬順竟被活活打死，真是惡有惡報。
隨後，群臣又將王振餘黨毛貴、王長隨從內宮中要出，亂拳打死，懸屍於東安門外示眾。監國郕王見此情景，驚慌失措，想要退走。這時于謙上前攔住郕王，請求他宣佈馬順等人論罪當死，參與毆殺的眾大臣無罪，情勢這才穩定下來。
大家退出左順門時，吏部尚書王直用力握住于謙的手，感嘆地說：“國家正要靠先生您了。今天的情勢，即使有一百個王直也處理不好。”正是在國難當頭之際，于謙挺身而出，以社稷安危為己任，為百官所倚重。
第三：擁立明景帝。英宗被俘，國無君主，而太子朱見深年僅三歲，無法承擔起匡復國家的重任。在這種特殊情況下，于謙及眾大臣請皇太后立郕王朱祁鈺為帝。
但是郕王朱祁鈺並不想當皇帝，他有很多顧慮。1、擔心自己名分不正，而且英宗尚在人世，太子朱見深亦會長大；2、蒙古鐵騎兵臨城下，未來吉凶未料。
在這種情況下，于謙便勸說郕王道：“我們做臣子的擁立您，是為國家著想，並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
這番話使年輕的朱祁鈺意識到了自己身上所承擔的重大責任，於是他不再避讓，在群臣的簇擁下登基即位，年號景泰，史稱景帝。他很快投入到新的角色中，力主抗戰，反對南遷，任命于謙負責指揮北京保衛戰，這些措施為最後的勝利奠定了基礎。
第四：保衛北京城。北京保衛戰是艱苦而慘烈的。于謙在受命的第二天，立即奏請調南北兩京及河南備操軍、山東及南京沿海備倭軍及運糧軍入衛京師，使得城內百姓人心穩定。
面對也先騎兵，如何守衛北京城是一個問題。是固守還是主動出擊?在策略上出現了不同的意見。成山侯王通建議挖城濠以拒蒙古騎兵；總兵官、武清伯石亨主張固守不出；于謙則認為堅守不出會示弱於人。在景帝的支援下，他分遣諸將率兵二十二萬分列於京師九門之外，自己則身披甲冑親赴石亨軍中督戰。
石亨列陣於德勝門，都督陶瑾列陣於安定門，廣寧伯劉安列陣於東直門，武進伯朱瑛列陣於朝陽門，都督劉聚列陣於西直門，副總兵顧興祖列陣於阜成門，都指揮李端列陣於正陽門，都督劉得新列陣於崇文門，都指揮湯節列陣於宣武門。隨後于謙將兵部事務託付給侍郎吳寧，下令關閉九門，以示有進無退、背水一戰的決心。
也先挾英宗直抵北京城下後驚異地發現，眼前的明軍與在土木堡被自己輕易擊潰的明軍迥然不同。他原本以為明軍不堪一擊，北京指日可下，現在見明軍嚴陣以待，軍紀嚴明，銳氣大為受挫。
也先調遣騎兵先攻德勝門，于謙事先在路邊空舍內設下伏兵，再派少量騎兵且戰且退，誘敵深入。數萬瓦剌騎兵追至，于謙命神機營火炮、火銃齊發，同時伏兵四起，前後夾擊，大敗瓦剌軍。也先弟弟中炮而亡，瓦剌兵死傷慘重。接著，瓦剌軍又在西直門和彰義門吃了敗仗。經過五天的激戰，瓦剌軍多次被擊敗。這時明朝各路勤王兵將至，也先恐斷其歸路，連夜拔營北遁，于謙領導的北京保衛戰取得勝利。
總結：北京保衛戰，在明朝歷史上乃至中國歷史上都佔有重要的地位。這場戰役確保了明朝京師北京的安全，避免了明朝南渡悲劇的重演。它粉碎了也先圖謀中原的企圖，此後蒙古很難再次組織起大規模的武力入侵行動。同時，北京作為抵抗蒙古的最為重要的堡壘依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並形成了以北京為中心，以宣府、大同、居庸關為屏障的整體防禦體系，有效地抵禦了蒙古軍隊的侵擾，確保了內地人民正常的生產、生活。
北京保衛戰是一次壯舉，是漢魂深刻體現，也是于謙人生中的輝煌頂點。因此，于謙成為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民族英雄之一，他與岳飛、張蒼水一起並稱為”西湖三傑“。
《石灰吟》
千錘萬鑿出深山，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渾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首詩，是他一生的墓誌銘和人格寫照，他的一生當得起《明史》中“忠心義烈，與日月爭光”的讚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