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我個人認為與秦始皇的焚書坑儒有關。一些詳細的文獻記錄資料被秦始皇一把火燒了個乾淨。

焚書坑儒

《史記》成書於漢武帝時期

《史記》，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稱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太史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馬遷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後來被稱為《史記》的史書創作。該著作前後經歷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記

司馬遷在創作《史記》時可用的參考資料有限，而一些大事無法沒抹去但缺少詳細的資料，所以才出現了流水賬似的大事年表。

司馬遷

個人認為，司馬遷在編撰過程中以《秦紀》為基礎，《秦紀》關於戰國部分記錄本就如此。雖有其他參考文獻，但可能在司馬遷的篩選過程中沒有取用，甚至是連存疑可供參考的都沒有。

從《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看，司馬遷在編寫史記時，是翻閱了大量的文獻，其中主要是來自漢代天祿閣、石渠閣所藏資料。

這裡得提到“焚書坑儒”一事，當年所焚之書主要兩部分，第一是非秦國官史之外的史書，第二是非國家圖書館專門保管的《詩》《書》、百家語者等典籍。

那麼秦朝在秦始皇建立前，本國是有專門記載史料的，而且沒有受到焚書坑儒的影響，因此在司馬遷的編撰過程中，極有可能是參照了秦國官修史書《秦紀》中的內容。

同時，在《史記蕭相國世家》中，提到“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也就是說漢代天祿閣、石渠閣所藏資料中，有不少來自秦代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文獻資料，張大可《史記研究》中曾提到《史記》引書可知書名者達106種。

然而戰國時期，秦國的厲共公至獻公記載簡略，孝公商鞅變法稍多，又有商君列傳補充，秦惠文王到秦莊襄王又相對較為詳細，個人推測原因：

《秦紀》記載的本就如此有詳有略，司馬遷在編撰過程中，以《秦紀》為基礎，雖有其他參考文獻，但可能在司馬遷的篩選過程中沒有取用，甚至是連存疑可供參考的都沒有。

就像在編寫《五帝本紀》《三代世表》一樣，“餘並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疑則傳疑，蓋其慎也。”，提到商以前很多事蹟沒有記載，已經很難考證記錄了，有些文獻記載不全、有出入，甚至有些被神化的記錄，難以使人完全相信。但司馬遷透過實地考察、梳理現存史料，選擇其中比較可信的記錄下來，對於有疑問不能解決的部分，不任意揣測，而將問題保留，等待他人解決，這是強調治學審慎的原則。

那麼秦本紀中，內容簡略的地方，也許就是連其他可以供存疑參考的價值都沒有，所以就繼續保持這種簡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