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非常專業的理論性問題。

全球治理本質上國際體系中的行為體透過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制度安排，以政策協調和國際合作的方式，共同應對人類社會面對的全球性問題和挑戰。當前全球治理秩序發生的新變化的主要內容就是現有的治理規則體系無法有效應對和管理世界事務，導致全球性問題和挑戰的不斷湧現並不斷積累，出現了世界秩序的失調和全球治理的失靈。

現有的全球治理的規則體系主要是二戰之後以美國為中心建立的起來的，包括政治和安全領域的聯合國、經濟和金融領域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貿易領域的世界貿易組織等主要治理機制，學術界將其稱為“美國之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冷戰的結束後，兩極結構下掩蓋和抑制的各種矛盾和衝突不斷湧現和爆發，美國式的單邊主義難以應對世界形勢的新變化。

具體主要變現在幾個方面：第一，全球治理體系沒有體現國際權力結構的漸進式變化；第二，無法應對主權國家內部治理的失敗所產生的負外部性；第三、無法應對主權國家之間的傳統安全（軍事威脅）問題的重要性不斷下降，非傳統安全威脅顯著上升。第四，無法應對（網際網路、人工智慧等）科學技術進步所引起的人類社會組織形式的變化。

因此，有效的全球治理應該朝以下幾方面的發展：第一，治理體系的規則、規範應該反應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更加重視新興發展中國家的治理訴求；第二，將國家秩序、國家內部的穩定作為全球秩序的基礎；第三，以國際合作的方式增加國際公共產品的供應，更加重視應對恐怖主義、金融危機、氣候變化、跨國走私和犯罪、公共衛生安全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治理；第四， 對科學技術的應用進行有效的引導，避免科技成為破壞性力量。

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是誰的治理和什麼樣秩序的問題。當前全球治理秩序無疑是有利於美國和西方發達多家的秩序。合理的全球治理秩序將是漸進性的秩序改革的基礎上，更加註重公平和正義，避免因全球分配不公導致繼續陷入混亂（chaos）。但是，人們對公平、正義有不同的理解，怎樣的公平、正義才是真正的公平、正義呢？如果以權力大小來界定公平、正義的內容，則又陷入到了現實主義的悲觀迴圈之中，全球治理也因此而陷入悲觀。

首先，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有何變化，只有把歷史的“縱座標”和世界的“橫座標”建立起來，才會形成考察“中國”的尺度。在全球治理層面，2014年11月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領導人峰會、2016年9月的杭州G20峰會、2017年5月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2017年9月的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四次中國的“主場外交”，像四個臺階，展示出中國在全球格局中先逐步擴大、再有序深化合作網路的過程。在全球經濟發展層面，2015 年，中國政府釋出《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截至2017年上半年，中國已與74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在互聯互通、產能、投資、經貿、金融、科技、社會、人文、民生、海洋等領域開展了廣泛合作。

在全球版圖中，五年前，大西洋兩岸區域作為全球經濟網路中唯一的“伺服器”，世界其他地區都需要先與之發生經濟聯絡，才能“接入”到全球；近五年，隨著在全球經濟網路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中國發展成為新崛起的“伺服器”，推動了全球經濟格局從“單伺服器”到“雙伺服器”的轉變，堪稱“大相變”。中國的世界地位變化，是五年來世界發生的最大變化，也將對中國的未來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龐中英：“全球治理秩序”這個說法不妥，一般不這麼說。全球治理是一個術語，“秩序”（國內和國際）是另一個術語。把他們放到一起，不知道提問者想知道、想問什麼。目前，全球治理和國際秩序，以及世界秩序，都出現了大的變化。全球治理處在危機中。世界秩序也處在危機中。美國退出一些代表全球治理的國際組織反映的正是全球治理的危機和世界秩序的危機。

關於全球治理，在中國等地存在著各種誤解。正確地說，全球治理針對的是全球問題。全球治理不是治理全球（相當於中國的“平天下”），因為這世界是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國際社會（國際體系）上面並沒有世界政府，所以，某國或者某人要治理世界，意味著這個國家或者這個人要統治這個世界。除非使用武力征服（未必能成功），今天很難由某個國家或者某個人來統治世界。

這就引出一個關鍵原理：治理不同於統治。這就是為什麼過去30多年國際社會科學界一直在區分統治與治理。治理不是統治，使治理逐漸成為新興的社會科學的研究物件。我們看到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國際關係等都對治理研究（治理學）做出了貢獻。可惜，在中國，治理學還不是與政治學等平起平坐的學科。

目前的全球治理，美國和歐盟等仍然佔據主導地位，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在快速上升。但是，全球治理並非易事。有的國家行為體在全球治理中夾帶私貨太多，即他們的國家利益大於全球利益（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對解決全球問題貢獻不夠。有的國家奉行非國際合作的國際衝突政策。有的國家不是國際體系的“好公民“，不僅不提供“公共善”（public goods），而且做壞事（public bads）。一個國家做的公共善越多和做的公共惡越少，則這個國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越重要。目前，根據十九大報告，中國將繼續為解決全球問題的貢獻在增大，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將繼續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