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這種Boss怎麼可能由著臣下休滿三年喪假，在這點上他還是比較“務實”的，和他的父親康熙皇帝的態度可謂大相徑庭。

眾所周知，古代重視孝道，父母亡逝，在任官員必須停職回原籍為父母守孝三年，即二十七個月，是為丁憂。而皇帝可以酌情允許官員不必回籍，在任守制，此謂之為奪情。

原本滿洲並無丁憂的習俗，及至入主中原後，才漸為漢俗侵染。

一開始只有漢官還沿襲著舊制，而滿官（滿洲、蒙古、漢軍旗）心裡壓根就沒這根弦。

丁憂時間那麼長，必然會影響仕途的升遷，這喪假可不是現如今的帶薪假，離任開缺那是一文錢收入都沒有的。如此漢臣豈能甘心？憑啥滿臣大搞特殊化，這不公平！

順治十年，廣東道監察御史陳啟泰終於將這事攤到了明面上，上疏奏稱，希望滿漢能夠一體守制，禮部議覆同意施行，而皇帝也從其所請了。

僅僅兩個月後，吏部就跳出唱反調，聲稱滿官照漢官之例丁憂多有不便，請改為“在家居喪一月，即出辦事。”可見當時滿臣對於驟然改制，頗有異議，遂敦請皇帝採納了他們的意見。康熙三年，許是覺得如此太不像，將這一月之期延長至三月，滿官百日後方可易素服照常理事。

到了康熙十二年，隨著漢化日深，為示崇孝，滿漢文官終得一體，遇父母之喪，均需解任守制二十七個月。

而武職此時尚不在此列，仍為“在任丁憂”，至康熙二十四年，又有好事者上疏奏稱“武官亦應丁憂。”當時以馬齊為代表的滿臣對此頗為反對，康熙帝卻認為孝道至重，武官也理宜遵行，此事不妨先實行起來，如果真有不便，發現問題再做更改也不遲。同時皇帝念在武官有守禦地方之責，特准有守疆要務在身的大吏，以及參將以下的中低階武官可酌情請旨准以留任守制。

康熙帝向來認為，“孝為百行之原，官員奪情留任，誠非善事”，是以對於准許官員留任守制必是慎之又慎，嚴之又嚴。

原本各省藩臬以下的丁憂官員，如有才能卓異者，督撫奏稱其能，題請令其在任守制，皇帝往往會酌情考慮，而康熙帝卻以貪戀權棧，多方營求，“有乖孝道”之由，竟將此途斷絕，嚴禁督撫再行題留之事。

而文官從孔孟之道，自然更是要恪守孝道。

如當時的大儒李光地，其父於康熙十六年去世，他可是老老實實得回老家守了三年孝。後來，到了康熙三十三年正月，時為兵部右侍郎的李光地，被康熙帝授任為提督順天學政，主持歲科兩試。恰於此年三月，伊母吳氏病逝，皇帝遂以此任關係緊要為由，令李光地在任守制。李光地遂上疏，奏請給假九個月回籍為母治喪，十二月歸，自以為如此既可全孝義，又能兼顧兩試，公私兼顧。

卻不料奏疏一上輿論譁然，先是御史沈愷曾、楊敬儒首先交章論劾，一說李光地為何不奏請於考試完畢之後回籍守制，反而請皇上給他九個月假回原籍奔喪，這一來一去，需得趕在十二月回京，即使星夜賓士，也會影響將來的兩試，勢必導致“潦草塞責”，敷衍了事。一說，皇上可以從權，大臣必須守經，要堅守自己的原則嘛，李光地要真是孝子，可以苦苦哀求皇上準他丁憂，皇上也未必不許，“方今王道蕩平，屬在武臣，尚許回籍守制，況敦詩說禮之大臣，豈可靦顏充位？”——現如今以孝道治天下，就連武職，皇上尚且准許回籍守制，你一個飽讀詩書的大儒，母親死了，你好意思厚著臉皮做你的官？

而給事中彭鵬隨後的一封劾章更是言辭狠辣，直接指斥李光地“貪位忘親”，列舉其“十不可留”之罪狀。

揣度這些人的心思，大概是覺得，這李光地既然要博這孝順之名，就博到底，主持兩試完畢，直接奏請回籍繼續為母守制好了，要麼就老老實實的在任守制，安靜如雞。非想著名利雙收，官也做著，家也回著，還落個忠孝兩全的美名，哪能讓他如意？於是嗚呼哀哉，被御史們逮住，這扒一層皮都算是輕的！

這文人diss起人，一支筆利如刀劍，真真可以要人性命。康熙帝聽到這些議論本就對李光地的態度在猶疑之間，而彭鵬又順杆拍了康熙一個馬屁，認為皇帝令光地在任守制，不過是“以此試光地耳”，現在一試就試出來了吧。他還建議皇帝對付這種小人，就得讓他兩邊撈不著，既解他的官，又不讓他回去奔喪，讓他痛苦去吧：“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許赴任，不許回籍，春秋誅心，如臣所請。”

而康熙帝居然從了！！！！！！

九卿議覆，工科給事中彭鵬疏參提督順天學政兵部右侍郎李光地，母故貪戀祿位，不請終制。應將李光地解任、不準回籍、在京守制。從之。

這固然因李光地的人品素來飽受爭議，朝中內鬥之風蔚然等諸多原因，然而康熙帝對於丁憂之事的愈加重視，以及他對於孝道的提倡才是最根本的原因。特別是皇帝對於武職丁憂的要求，更是為其贏得了“孝治過宋明遠哉”的讚譽。

有這樣的輿論氛圍，皇帝又愛惜名聲，不肯出面相保，才使得一樁小事演變成如此軒然大波。

若細較起來，畢竟是康熙帝先起“奪情”之意，如果聖意堅決，一力維護，李光地自然不會那麼灰頭土臉。這麼個搞法，對於一個文臣的私德傷害很大，李光地之孫後來為其祖父編撰年譜，只能盡力挽尊，把此事描述成，聖主對於捕風捉影詆譭股肱的汙衊之詞深感不快，忠臣為顧全大局唯有上疏自陳，以母親在世時常常勸勉自己要為國忘家，夙夜公事為由，不得不“勉遵母志“，因而“不敢乞歸，惟求解任”，請皇帝全其忠孝。一個既不讓留任，又不讓回籍奔喪的刁難之舉，被美其名曰“求仁得仁”，這文飾筆法，實在是令人佩服！

而在雍正的治下，大Boss的態度決定一切。遇親喪，除皇帝特旨留任外，又恢復督撫題留下官留任丁憂之制。

皇上態度既堅，奪情又屬常態，輿論自然不會過分針對某一位被奪情的大員。

比如大學士朱軾，精通經史，為雍正皇子之師，素有令名，也是一介大儒。其母去世，雍正帝特旨奪情，並令其比照怡親王允祥居母喪持素服三年之例：

大學士朱軾丁憂回籍，朕本欲成全其志，準其在籍守制三年。但朕左右，匡弼需人，而營田水利工程亦系伊協同辦理之事，故召令來京。三年之內不補（不穿補服），原官准其穿著素服。凡朝會宴饗及應穿補服之處，俱不必到。俾伊得盡人子之心，以展孝思。當日怡親王遭伊母妃之喪，聖祖仁皇帝恩准素服三年，今日朱軾即可比照此例。著仍在內閣兼理吏部都察院行走。

都知道怡親王是雍正最寶貝的弟弟，最受皇帝寵信，搬出這尊大佛，既標榜了怡親王的誠孝，又示恩於下，表明朱軾為國盡忠，雖在京而心實存孝道。如此一來，何人敢有非議？！同時皇帝還乾脆好人做到底，先給朱軾假期，令其回家料理親喪，然後再回京守制。

凡為人子者，於親喪之禮不得備盡其心，實為隱痛。朕親身閱歷而知之。故於內外大小臣工，有不得已令其在任守制者，乃因辦理政務從權之道，未嘗不體其哀慼之情也。如大學士朱軾、蔣廷錫丁母憂皆給與假期，回籍料理，及來京之後，仍令素服辦事，不穿朝服，不與朝會筵宴，俾得盡其守禮之心。

李光地求而不得，被御史們罵得狗血淋頭的假孝順，真小人的私心請求， 幾十年後居然就成了名正言順的聖意煌煌，並被雍正帝推及施恩於內外大臣。

輿論或有非議，然而皇帝始終推崇移忠作孝，為國而忘私之“大義”，絲毫不能動搖其心。

像雍正帝藩邸舊人戴錦之子戴天球，才具不堪，雍正私下裡曾以之取笑，說他是“天日不醒的一個人”，“當日在藩邸罵他玩，都叫他‘球’，粗蠢不堪”，可見對此人評價不高。後戴鐸生母張氏病故，直隸巡撫李維鈞“以良吏難再尋”為由，以年羹堯家奴守道桑成鼎等人對他的正面評價為據，說戴天球操守好，為民愛戴，請皇上特恩破格准許將其留任。 這其實算得上濫舉了，而皇帝也心知肚明此人並非不可或缺的賢良，表示非常驚訝，這人我都忘記他在哪做官了，他爹還是個大貪官，其人無論家教還是材料都不可取，沒想到現在居然好到如此。為此連叫大奇，驚訝笑之良久。還囑咐李維鈞不要因為是朕的門人而破格啊。當然最後還是准許題留了：“戴天球著照該撫所請在任守制。”而事實上，終雍正一朝，對於督撫的題留也甚少批駁。其中徇私營求者不乏其人，也造成了一定的負面影響。所以雍正帝去世之後不足兩月，乾隆帝即嚴禁在任守制，當然這是後話了。

提到雍正朝令官員在任守制一事，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李衛之母汪氏去世後的情形。李衛早年喪父，由寡母汪氏撫養成人，母子感情非常好。然而令人惋惜得是，汪氏去世時，李衛恰好進京覲見，未能見到其母最後一面，可謂終生痛事了，對此雍正帝表示非常愧疚， 抱怨說都是你平白無故的想進京陛見，朕主意不堅，就讓你來了，都是你誤了朕，朕深為此事懊悔慚愧啊！！！

死了親孃的可是李衛啊，莫非皇上你還想讓人家來安慰你麼？況且嘴上說著愧疚，卻又還是讓李衛在任守制，僅給他假期兩月，料理母親喪事。而李衛的態度呢，則表示臣怎能希翼偷安，懇求終制博取孝名？！待料理完父母合葬的大事，則了無牽掛，唯有仰報君上，不知有其他。現在西陲不寧，請讓臣也效力出征吧！！

這樣的畫風和前朝迥然有異，看得我也是目瞪口呆，這是什麼樣一種神展開。倘若李衛生活在康熙朝，這樣一朵奇葩，肯定得被御史們生吞活剝，偏偏這種秉性卻為雍正帝所愛。不按常理出牌的皇帝，與不按常理出牌的大臣，真是一派不一樣的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