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國圖志》是魏源受林則徐囑託而編著的一部世界地理歷史知識的綜合性圖書。它以林則徐主持編譯的不足九萬字的《四洲志》為基礎，將當時蒐集到的其他文獻書刊資料和魏源自撰的很多篇論文進行擴編，初刻於道光二十二年，為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增補刊刻為六十卷。隨後，又輯錄徐繼畲在道光二十八年所成的《瀛環志略》及其他資料，補成一百卷，於咸豐二年刊行於世。全書詳細敘述了世界輿地和各國曆史政制、風土人情，主張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鉅著。

中國近代新思想的倡導者魏源編寫的《海國圖志》是當時介紹西方歷史地理最詳實的專著，書名中“海國”的涵義是海外之國。

在中國古代，受認識自然水平的限制，人們想象在中國的四周是大海環繞，誤認為中國位於中心，其他的國家都在海外。這種觀念在古代華人的頭腦中早已根深蒂固，直到明朝末年，外國傳教士利瑪竇帶來了世界地圖，華人才知道中國不過處於世界的一隅而非世界的中心。當時，即便認可了利瑪竇世界地圖的人，也對偏於全圖一隅的畫法心理上不能認同，利瑪竇因而也不得不改繪他的世界地圖，將中國置於地圖的中央。魏源雖然瞭解世界各國的分佈，但在他的意識裡，世界仍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使用了“海國”這一概念，其實他已經清楚許多國家在陸地上與中國是連在一起的，只好又把“海國”分為“海岸之國”與“海島之國”，將在地域上與中國相連的國家稱為海岸之國，將真正的“海外之國”稱之為海島之國。也就是說，世界各國，不是“海岸之國”就是“海島之國”，惟有中國例外，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可見，作為新思想倡導者的魏源，雖然對中國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認識，但沒有擺脫中國中心觀念的影響。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由於戰事的失利，魏源悲憤填膺，愛國心切，於1841年3月，憤然棄筆從戎，投入兩江總督、抵抗派將領裕謙幕府，到定海前線參謀戰事。於1842年寫成50卷的《海國圖志》。作者為什麼要編撰此書呢？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的序中，講得非常清楚：“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

這就是說，寫書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夷情”，幫助人們習其“長技”，以抵禦外侮，振奮國威。這給那些妄自尊大，把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盲目排外的頑固派，擊一猛掌。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對付外國侵略者，不能“舍其長，甘其害”，而必須“塞其害，師其長”，只有“善師四夷者，能制四夷”。

1847－1848年，魏源又將《海國圖志》增補為60卷本，刊於揚州；到1852年又擴充為百卷本。全書已達500卷之多。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的一部由華人自己編寫的有關世界各國情況介紹的鉅著。《海國圖志》百卷本，除了以《四洲志》為基礎外，先後徵引了歷代史志14種，中外古今各家著述70多種，另外，還有各種奏摺十多件和一些親自了解的材料。應當注意的是，其史料來源還有外華人的著述。其中，如英華人馬禮遜的《外國史略》、葡萄牙人馬吉斯的《地理備考》等20種左右的著作。

《海國圖志》的刊出，打破了這種孤陋寡聞的狀況，它向人們提供了80幅全新的世界各國地圖，又以66卷的巨大篇幅，詳敘各國史地。這樣，使當時的華人透過《海國圖志》這一望遠鏡，開眼看世界。既看到了西洋的“堅船利炮”，又看到了歐洲國家的商業、鐵路交通、學校等情況，使華人跨出了“國界”，認識近代世界的新鮮事物。

《海國圖志》共50卷本，成書於1842年12月，約57萬字，地圖23幅，洋炮圖樣8頁，1847年擴充到60卷。《海國圖志》以開放的眼光正確看待中國和世界——不僅將天朝上國從世界的中心搬走，還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說將地球從宇宙的中心搬走。然而《海國圖志》絕不僅僅只是一部地理學著作，該書開宗明義地指出：此書寫作之目的在於“師夷長技以制夷”，全書的所有敘述均是圍繞這一中心主題所展開。

在《海國圖志》的開篇魏源系統介紹了此書的資料來源：《漢書》、《後漢書》、《隋書》、《新唐書》、《魏書》、《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宋史》、《元史》、《明史》、《皇朝通考》、《一統志》等歷代典籍以及《地理備考》、《美理哥國志略》、《外國史略》等外國著作皆是《海國圖志》的參考文獻。之所以參考這麼多文獻寫這麼一部書，魏源自己解釋道：“是書何以作？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制夷而作”即聯合其他國家來打擊侵略者，在外交鬥爭中利用矛盾團結其他國家來對付侵略者，在外交鬥爭中利用外國的先進科技和養兵練兵之法來制勝侵略者。為此必須做到知己知彼。

為此魏源對全書的內容進行了精心安排：全書的主旨思想放在第一部分《籌海篇》，分為議守、論戰、議款三部分，探討從防守、議和、貿易、外交各方面入手如何採取制夷戰略。第二部分是地圖冊：全書繪有各種地圖78幅，按由大到小、由總體到區域性的順序排列——地球正背面圖放在最前面，繼而是亞細亞洲各圖、利未亞洲各圖、歐羅巴洲各圖、亞墨利加洲各圖等。第三部分是各國地理、歷史、政治、經濟、物產、宗教等各類情況的系統介紹，尤以英吉利、俄羅斯、美利堅、法蘭西等主要列強介紹得最詳細。第四部分是對比中西曆法、紀年的差異。第五部分為各種總論和資料彙編：含有《國地總論》三卷、《籌海總論》四卷、《夷情備採》三卷，主要是林則徐主持翻譯的各種夷情資料、情報。第六部分是西洋各種船、炮、槍械的製造圖說，包括戰船、火輪船、炮、炮彈、炮臺、水雷、望遠鏡等的製作和使用方法。第七部分介紹天文地理知識。

《海國圖志》的一個重要特色是重海。由於華夏民族是發源於黃河、長江流域的大河農業文明，相比西方海洋商業文明而言更重視陸權而相對輕視海權，這導致中國的海權海防意識相對薄弱。然而近代西方列強一次次從海上入侵的客觀現實刺激著包括魏源在內的第一代開眼看世界的華人——面對來自海上的神出鬼沒的敵人，他們開始深思：古代中國的外患主要是來自北方邊塞的胡人，那麼又該如何應對跨海而來的洋人？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海國圖志》就是中國最早的海防教材。

針對加強國家的海防建設《海國圖志》主要致力於透過以下兩方面來解決：一是技術方面；二是戰術方面。在技術方面魏源主張廣造船廠以師夷長技建造戰艦，這是因為若無戰艦則只能沿海處處設防，然中國海岸線漫長，處處設防勢必導致兵力分散——防了北面，失之南面；防了南面，失之北面。所以與其處處設防不如率師出海，禦侮於國門之外。然而在戰術層面魏源又不主張和敵人在遠離海岸線的外洋與敵決戰——因為當時的中國沒有真正的近代化海軍，以當時的中國水師的能力根本不足以跨海遠征，在這樣的情況下只有設法誘敵進入內河以設伏。簡而言之：從技術上而言魏源主張打造一支能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深藍海軍，但鑑於當時中國沒有這樣一支海軍，所以魏源從客觀實際出發主張在現實戰術層面採用誘敵深入之計。

鑑於中國擁有廣袤的陸地國土這一基本國情，事實上《海國圖志》從來沒盲目照搬當時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國以海權和金融崛起於世界的發展路徑——在《海國圖志》中魏源在系統介紹西洋各國地緣政治形勢的同時，又清晰地揭示了帝國主義的對華戰略乃是從東、西兩個方向同時對中國進行戰略性的封鎖包圍——這一封鎖包圍是利用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種手段共同完成的。就東部而言：就是鴉片戰爭中從東南沿海侵略中國的路線；就西部而言：是以印度、緬甸為跳板進入中國西南地區。針對這樣的形勢，《海國圖志》指出：中國的崛起戰略必須以大陸為核心，向西透過絲綢之路抵達印度洋，向南透過海上絲綢之路抵達東南亞，從而構建一個以中國為核心同時向東部的太平洋和西南的印度洋輻射的政治經濟合作互利機制。正因為如此魏源稱印度洋為西南洋並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西南洋的問題處理得當，中國的外交格局就打開了一半；如果西南洋出事，中國則將腹背受敵、受制於人。若干年後左宗棠和李鴻章爭議塞防和海防問題時將魏源這一戰略進一步細化：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衛京師。西北臂指相連，形式完整，自無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則蒙部不安，非特陝甘、山西各邊時虞侵軼，防不勝防，即直北關山亦將無晏眠之日。中國的山川形勝皆起自西北，棄西部即棄中國。如果晚清政府放棄對西部新疆、西藏領土的經略，中國將喪失西出印度洋的出海口，外敵將直接進入中國的內陸心腹地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海國圖志》與世界現代海權戰略的奠基人馬漢的觀念不謀而合——馬漢主張以北美大陸為軸心將美國打造為轉動東西兩樣的國家；而魏源則主張以中國腹地為軸心同時向太平洋和印度洋轉動。而《海國圖志》比馬漢的《海權論》早成書48年，說它是華人的《海權論》也不為過。

除了對西洋技術的學習效法和對世界地緣格局的探究之外，《海國圖志》還致力於利用各國之間的矛盾以外交手段實現以夷攻夷之策。那麼這一策略是否可行呢？當然可行——事實上國與國之間從來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久的敵人，只有永恆不變的利益。利用敵國彼此之間的矛盾以分化瓦解正符合華夏縱橫學派的遠交近攻之策，巧妙運用外交上的合縱連橫可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這正符合《孫子兵法》“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的戰略理念。

《海國圖志》提倡對西洋技術和文化的效法學習是不斷遞進的：由於當時的中國積貧受侮，所以《海國圖志》對西洋的效法學習首先立足於武器裝備，進而提倡學習西方的養兵練兵之法、戰略戰術。為了打造華人的堅船利炮和新式軍隊需要有充足的資金，所以《海國圖志》又將視線投向了西方國家的商業、鐵路交通、學校等情況，使華人跨出了“國界”，認識近代世界的新鮮事物。隨著對經濟問題的研究《海國圖志》的目光又由經濟擴充套件到政治：以美國為例——《海國圖志》系統介紹了美國的聯邦制度、選舉制度、議會制度等方面。

即使如此，《海國圖志》作為第一代開眼看世界的華人的智慧產物依然有缺陷：在中國古代受認識自然水平的限制，人們想象在中國的四周是大海環繞，誤認為中國位於中心，其他的國家都在海外。這種觀念在古代華人的頭腦中早已根深蒂固，直到明朝末年，外國傳教士利瑪竇帶來了世界地圖，華人才知道中國不過處於世界的一隅而非世界的中心。當時，即便認可了利瑪竇世界地圖的人，也對偏於全圖一隅的畫法心理上不能認同，利瑪竇因而也不得不改繪他的世界地圖，將中國置於地圖的中央。魏源雖然瞭解世界各國的分佈，但在他的意識裡，世界仍然是以中國為中心的。魏源在《海國圖志》中使用了“海國”這一概念，其實他已經清楚許多國家在陸地上與中國是連在一起的，只好又把“海國”分為“海岸之國”與“海島之國”，將在地域上與中國相連的國家稱為海岸之國，將真正的“海外之國”稱之為海島之國。也就是說，世界各國，不是“海岸之國”就是“海島之國”，惟有中國例外，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可見作為新思想倡導者的魏源，雖然對中國以外的世界有了一定的認識，但沒有擺脫中國中心觀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