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蕩寇志》是清代文人餘萬春所著，是一部非常著名的《水滸傳》續書。這部小說完全站在《水滸傳》對立的立場上，以“反水滸”而著稱。學界認為，在所有反水滸的續書中，《蕩寇志》首當其衝，無人能出其右。

既然是反《水滸傳》的續書，當然就要針對梁山好漢了。在這部續書中，梁山108條好漢要麼在戰場上以各種死法戰死，要麼被俘被處凌遲、斬首等刑罰，無一人得到好下場。梁山好漢個個死狀可怖，餘萬春極盡貶斥之能事，將梁山好漢紮紮實實的寫成了妖魔。

但是，餘萬春卻沒有把梁山好漢當做黑惡勢力來寫，這部著作並非是反映剿滅黑惡勢力被剿滅黑惡勢力全過程的故事，作者另有所指。

《蕩寇志》又名“結水滸全傳”，是承接金聖嘆貫華堂本第七十回“忠義堂石碣受天文，梁山泊好漢驚惡夢”故事，斬掉《徵四寇》五十回書，補寫的七十回大書。為照應貫華堂本“楔子”，餘萬春也在梁山好漢全部被斬殺後，寫了一個“結子”，讓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化為一團黑色妖霧，重新被道家鎮壓。

《蕩寇志》成書於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初刻於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這段歷史，恰是清王朝由盛轉衰，內憂外患一齊爆發的時代。餘萬春有感於清王朝的危機，站在維護皇權的立場，反對民變，反對招安山賊草寇和謀反之人。

因而，餘萬春以十分堅定的口氣，對《水滸傳》進行強烈抨擊：既是忠義，必不做強盜;既是強盜，必不算忠義。因而，必須堅決予以剿滅，絕對不能以招安的方式縱容強盜。

餘萬春的這個觀點，不能因其反水滸而判定其錯誤。北宋中晚期諸如宋江這類的民變，簡直可以用蜂擁不止來形容。其原因就是王朝出於內外交困之時，民變四起而朝廷以招安的政策予以寬撫，客觀上縱容了民變越來越盛。北宋名臣李若水在《捕盜偶成》中，就曾經批判朝廷的這種做法：

招降況亦非上策，政誘潛兇嗣為虐。不如下詔省科繇，彼自歸來守條約。

李若水認為，招安不是好辦法，要解決民變，就得減輕百姓負擔，讓他們安居樂業，遵守法度。

餘萬春雖然反對招安，但所持立場與李若水大不相同，對待民變的態度是堅決斬殺，不留情面。《蕩寇志》中，梁山好漢一個不剩的被剿滅、斬殺，就是作者這種思想觀念的具體表現。那麼，餘萬春為何對梁山好漢有如此仇恨呢？

餘萬春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其出身為浙江山陰一個地方官吏家庭。早年喪母，很小的時候就跟隨父親，在父親的治所生活。成年後從軍，曾經兩次參加了鎮壓瑤民民變行動，對民變十分反感。因其年少時熟讀《水滸傳》，便產生了斬掉《徵四寇》，接著貫華堂本續寫梁山聚義後的故事。

其父得知餘萬春由此志向，便鼓勵其投入創作，並把這件事作為自己的囑託，希望反水滸傳能夠付梓。

餘萬春的經歷是他萌生創作《蕩寇志》的動機，而對清王朝的維護，則是這部反水滸傳著作主題思想的大背景、大立意。

但是，必須明確的是，餘萬春的著作叫做《蕩寇志》，梁山好漢是“寇”，絕非黑幫組織。因而，《蕩寇志》故事也不可以理解為黑惡勢力被剿滅的過程。

要說讀懂《水滸傳》之人，綠野老道卻真的還得佩服餘萬春，諸如李卓吾（被盜名評點水滸傳）等，似乎還沒有深刻領會施耐庵原著。為何這樣講呢？

施耐庵在《水滸傳》開篇就講了“替天行道”這件事情，說的是霹靂大仙趙匡胤下界，掃蕩五代十國，為天下迎來太平盛世。所謂“霹靂大仙”，講的就是道家雷部神仙。道教認為，天地宇宙之間，雷霆是最具威力的自然現象，雷部便是道家上界最具威力的部門。趙匡胤代表著雷部，因為雷部之道，才開創了北宋太平世界。

但是，從龍虎山伏魔大殿放出來的梁山好漢，卻是紫微北斗七星群中的三十六天罡與七十二地煞。放出妖魔的皇帝，是天上赤腳大仙宋仁宗。赤腳大仙是散仙，不是雷部正神，而是接受了玉皇大帝的敕封，也並非雷部“正道”。

所以，《水滸傳》中，施耐庵要讓宋江等人從玉皇大帝系列“還道”於雷部，完成第二次“替天行道”。

這一主題被餘萬春深刻理解，所以，《蕩寇志》中剿滅梁山好漢的，就是雷部三十六神將。

《蕩寇志》之所以是《水滸傳》最好的一部續書，梁山好漢的形象性格極其故事細節，都在這部書中得以很好的延續和保持。餘萬春實際上還是深刻理解了《水滸傳》，因為喜愛梁山好漢，所以，對一百單八將研究得非常之深。但是，餘萬春為何要對自己喜愛的形象下此死手，不僅將他們一一剿滅，而且很多地方極盡侮辱、謾罵之能事呢？

其中，當然有對民變、草寇的不滿，出自自身立場的原因，但這僅僅只是一個原因而已。層面上來講，餘萬春的經歷和所處的時代，都讓他在喜愛梁山好漢的同時，反對動搖朝廷之人。

但是，假若從《水滸傳》本身往深裡講，誘發餘萬春反“水滸傳”的，卻恰恰就是“水滸傳”本身。因為“水滸傳”，而使餘萬春對“水滸傳”深惡之，發誓要“提明真事，破他偽言，使天下後世深明盜賊、忠義之辨”。因此，必須讓梁山好漢全部屈辱而死，以免遺禍後世。

這是怎麼回事呢？

咸豐元年（公元1851年），是《蕩寇志》付梓之年，此時，餘萬春已經故去四年。這一年，太平天國興起，大概因此，《蕩寇志》出籠面世。

當時，餘萬春的後人拿著這部書稿，準備刊印，一些文人讀後，大概感到此書付梓正當其時，便紛紛為之題跋。在諸多題跋中，有徐佩珂序言一則，其中講了這樣一段話，可謂道明瞭餘萬春的創作主旨：

尤可怪者羅貫中之《後水滸》，全未夢見耐庵、聖嘆之用意，反以梁山之跋扈鴟張，毒痡河朔，稱為真忠義，以快其談鋒。此《後水滸》之書，不可不防其漸也。

原來，《蕩寇志》是譴責續書《徵四寇》的，徐佩珂所講的《後水滸》，指的就是這部《水滸傳》續書。金聖嘆也在批註施耐庵原著時，在最後一回書中寫道：“笑殺羅貫中橫添狗尾，徒見其醜也。”

《蕩寇志》初刻之時，餘萬春雖然已經作古，但也留下了一則序文，其中講到：

偶見東都施耐庵先生《水滸傳》，甚驚其才。雒誦迴環，追尋其旨，覺其命意深厚而過曲。

上文講到，餘萬春深諳《水滸傳》，明瞭施耐庵的曲筆深意，所見與金聖嘆相同。

陳煥的《蕩寇志序》中也講到，此即後志之衷，更進前傳之筆，所以結"天下太平"四字，一部大吉祥書。

從這些文人留下的序言後跋中，完全可以證實，餘萬春所反的不是《水滸傳》，而是《徵四寇》。《徵四寇》中寫了招安，一夥“強盜”搖身一變，洗白了身份，梁山好漢變成了搖尾乞憐之徒，乞求“忠義”。於是，餘萬春便要揭穿“羅貫中”的偽言，提名真相，辨別盜賊、忠義。

既然是反對《徵四寇》的書，那麼，《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在俞萬春心中就不是黑惡勢力了。《蕩寇志》所蕩之寇，當是“羅貫中”筆下的梁山一百單八將。

上文講到，金聖嘆、俞萬春等人痛批羅貫中狗尾續貂，在七十回書之後，寫了梁山招安、徵四寇的故事。因此，為梁山好漢招來了“塌天之禍”，雷部三十神將在俞萬春三千毛瑟的指揮下，蕩平了水泊，清除了妖魔。假如沒有這部續書，梁山故事到大聚義時，以“天下太平”照應“楔子”，然後收束，大概就不會有《蕩寇志》這部書了。

包括魯迅先生在內的大家們，對金聖嘆腰斬《水滸傳》進行了嚴厲批評。實際上老先生們不一定就比俞萬春更懂《水滸傳》。明擺在那兒的，金聖嘆腰斬掉的絕非《水滸傳》，而是《徵四寇》。

施耐庵寫《水滸傳》立意就是“替天行道，保境安民”，梁山好漢最終雖然接受了朝廷招安，但絕對不是續書所寫的那樣，向宋徽宗搖尾乞憐，招人不齒。《蕩寇志》雖然也很令人反感，但若是細讀《徵四寇》，其險惡用意則遠勝於俞萬春的著作。

按照施耐庵在《水滸傳》中所設的主題，梁山好漢是要“還道”的，還於“楔子”中所言明的“正道”，也就是趙匡胤所代表的雷部之道。假如這樣的結局，又怎麼會招致雷部三十六神將的剿滅呢？

《大宋宣和遺事》中，宋江帶領梁山好漢縱橫河朔，到達海州時，遭遇張叔夜伏兵，副將被擒。宋江無奈，只得率領全夥投降，行苦肉計以救同伴。這是義氣的勾當，《水滸傳》第一回中，朱武定苦肉計救副寨主陳達，大概就是梁山好漢被擒的暗喻甚至是伏筆，施耐庵若寫梁山好漢招安，大概就是這樣的情節。

這樣的招安，與《徵四寇》中的招安完全不同，是被迫救人的無奈之舉，絕非像一條狗那樣，向朝廷搖尾乞憐。這樣的故事，恰好體現了梁山好漢的“忠義”，又怎麼會招致俞萬春等人的反感呢？

“羅貫中”明顯作偽，把施耐庵的《水滸傳》糟蹋得不成樣子，所以，古月老人說：

耐庵之有《水滸傳》也，盛行海隅，上而冠蓋儒林，因無不寓目賞心，領其旨趣；下而販夫皂隸，亦居然口講手畫，矜為見聞。……獨不解夫羅貫中者，以偽為真，縱奸辱國，殃諸梨棗，狗尾續貂，遂令天下後世，將信將疑，誤為事實。

以施耐庵在《水滸傳》的伏筆所示，梁山好漢招安後，至少是參與了抗金戰鬥，這是保家衛國的正義之舉。叵耐萬曆年間刊印《水滸傳》時，腰斬了施耐庵七十回後的故事，御用文人狗尾續貂，招致了後人的一片責罵。梁山好漢抗金“替天行道”的義舉被《徵四寇》一筆抹殺。而這個主題，又恰是《蕩寇志》所要彰顯的。

《徵四寇》被金聖嘆腰斬後，一時以單行本刊行。金聖嘆之後，又被合訂在《水滸傳》之後，成為了“水滸全傳”。這個可惡的寄生蟲，當真令人感到十分的可恨。但是，《徵四寇》並非完全是羅貫中所撰，甚至，羅貫中還不一定參與到續書的編寫。不知是哪個不良文人或者書商，給羅貫中招來了千古罵名，施耐庵也一併吃了瓜落，《水滸傳》成了一部宣揚投降的書。

《水滸傳》是在萬曆三十年間刊印的，最早的殘本也是出自嘉靖年間，此時，羅貫中已經死去多年。假如是羅貫中腰斬了施耐庵的原著，然後續上招安、徵四寇，那麼，《水滸傳》早就得以面世，不會等到二百年後才透過審查了。

所以，續書應當不是羅貫中的所為，而是經由明朝當局的腰斬、篡改、續寫而成。以版本源流來看，先是有招安故事，然後是徵方臘。再然後是王慶、田虎事，期間，又以佂遼取代這兩個故事（也有說佂遼故事在田虎、王慶事之前就有了）。再後來，便合訂成“徵四寇”。此時，羅貫中早就作古兩三百年了。

以此觀之，《水滸傳》就是《水滸傳》，《徵四寇》便是《徵四寇》。把《徵四寇》與《水滸傳》合訂，稱為“水滸全傳”是極端不嚴肅的。署名“施耐庵、羅貫中”，更是荒唐至極的大笑話。

搞明白這些，就可以知道，俞萬春的《蕩寇志》並非反水滸傳，而是反《徵四寇》。《徵四寇》才是徹頭徹尾的反水滸傳之作，偽言欺眾，招致謾罵，踐踏了一部偉大的著作。

所以，《蕩寇志》絕不是反映黑惡勢力被剿滅過程的《水滸傳》續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