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清稗類鈔》記載：

康熙丙寅，議準外任官員，除攜帶兄弟、妻子外，漢督、撫準帶家人五十名，藩、臬準帶家人四十名，道、府準帶三十名，同知準帶二十名，通判、州、縣準帶二十名，州同縣丞以下官員，準帶十名，所帶婦女，亦不得過此數。

這段話的白話意思是：

康熙時期丙寅年，經過討論決定京城以外任職官員，除了攜帶兄弟、妻子外，漢人總督、巡撫准許帶家人五十名，藩司、臬臺准許帶家人四十名，道臺、知府准許帶三十名，同知准許帶二十名，通判、知州、知縣准許帶二十名，州同以及縣丞以下的官員，準帶十名，所帶的婦女，亦不能超過這個數。

古代公務員制度與現在不同，這裡所說的家人，通常指家丁。是由明代長隨、參隨沿習演變而來。外放封疆大吏，肩負當地軍政要職，所以上任時都攜帶家丁即親兵赴任，到一個新地方，馬上就可以開展工作。

而道、府以下，則是以行政辦公人員為多。親屬婦女雖然也佔了名額，但佔數並不多。按大清律例：“不得官於其鄉五百里以內”因而官員外放上任，如果不是特別富裕地區，家屬一般都不願意隨行。

雖然清廷不準官員家鄉為官，但並沒有反對親戚朋友隨官員入署辦事，這就為官員的親朋好友提供一個養家餬口的就業機會。因此，這部分“家人”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家人，是長隨，是一種職業。雖然乾的是公家事，但是與當地公務員還是有所區別的，他們是官員私人僱傭的，工資由官員支付。著名“紹興師爺”也屬於這一類人。

這裡所說的僅指漢人官員，旗人官員所帶家人是漢人的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