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說：

經學是已經被驗證過了的，適合於在大一統時期，用來長久統治國家，穩固政治，平衡人心的理論學說。

子學是已經被驗證過了的，適用於各個單獨環境下的，對治效果非常強的治國理論。

如法家適合於國家奮鬥期，有強敵環側的情況下使用。

道家適合於國家新成立，一窮二白的環境下使用。

墨家理論適合於和平環境，大家衣食無憂的情況下使用。

兵家適合於諸國混戰時期。

經學和子學的區別，與馮友蘭哲學史裡面經學時代和子學時代的區別，這是兩個問題。

馮友蘭所謂子學時代，是指經學尚未定於一尊，思想界中仍然存在多種學派和學說共同競爭的狀態。這種情況下，每個思想家都可以獨立提出自己的一套學說，並不需要跟儒家的五經發生什麼關係。

而經學時代則是經學與漢政權掛鉤，成為一門一家獨大的統治性思想，此後的思想家一定要或多或少藉助經義，才能提出自己的想法。當然，子學時代中並非沒有經學，而經學時代中仍然也存在子學，只不過形態、影響以及人們的接受度上都各有差別罷了。

如果只說經學與子學的區別，簡單來講，經學一定是儒家的，而子學則並不一定是儒家的。但是這裡存在一個基本問題，就是子學裡面的儒家，跟經學有什麼不同。具體來說，如果問名學或墨學跟經學有什麼不同，這是很清楚的，想必大家都能回答。但是如果問孟、荀為何稱子，以及理學或朱子學與經學有什麼不同，這就是個需要思考一下的問題了。

當然，隨著時代學術風氣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中國哲學研究者也喜歡強調自己研究的是經學，但實際上在我看來，他們研究的都是子學，至少是一種子學化的經學，這裡先不多說。

為什麼孟、荀稱子，以及孟學、荀學在後世均為視為子學，而不會被視為經學，這在傳統學術中間是個不言自明的問題，因為四部分類裡面經史子集的劃分就是用來解決這個問題的。

四部分類裡面，經部大部分都是事關經學的著作，這個就不用多說了。而子部同樣設有儒家類，在文字內容上跟經部關聯不大的，就放在子裡面。

換句話說，所謂經學，它必定是由經而發，或者歸之於經的。子學就不一定了，思想脈絡上與經有聯絡，但是可能不限於經。

舉個例子來說，《近思錄》這部書是理學經典讀物，但是四部分類上習慣歸入子部儒家類，因為跟經在文字上的關係並不緊密。

朱熹

可是朱熹這個人他既有這類的子學著作，同時也有《詩集傳》、《儀禮經傳通解》這樣的經學著作，所以他的身份就比較複雜。所以哲學系背景的研究者，多數會習慣將朱熹稱為朱子，這是因為後世學者高揚朱熹地位，將他擬於孔子。但是在我聽來，就總會覺得朱子這個稱呼，有點類似於在經學的時代裡面，將朱熹矮化為子的意思。

曾經有朋友聊天的時候問我，鄭玄注能不能也算成是一種子學。我說如果從現在的教科書定義出發，這麼說沒錯，但是放在傳統舊學的語境下，這當然是不可能的。經學子學應當如何劃分，至少在古人看來，並不會有太大的爭議。

為什麼會稱孔子、老子、荀子、曾子等呢？子的含義可以寫成一篇文章，這不是主要，主要的是人們的智力太低下，不能接受子的含義。例如:子是雨水，逐漸匯成是江河之水，最終到達大海。一滴水要到大海中才能得到永生，因此，水將大海視為天堂，水是天下最聰明的一種物質，它會走上通往大海的正確道路，……，”上善若水“ ，”譬道之在天下，猶小溪之於江海也。” 子就是水，聖人就象水一樣，所以，……。

這個問題問的挺好。

從概念上說，子學就是諸子之學。中國古代沒有哲學，也沒有哲學的概念，而“諸子學”往往就用來指稱一家一派的學術思想，和“哲學”有一些近似（只是近似，不能等同）的地方。在先秦時期，道術為天下裂，誰都可以提出一整套解釋時代、解決問題的思想學說，這些都可以被納入子學，所以在這一時期，儒學也是子學的一種。

而經學是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的。在先秦，許多子學的著作都可以稱為經，但這個經是“經典”的意思，與經學的“經”不同。經學的“經”，具有一種普世的、自然法的含義，是指當一種思想被從政治上定為一尊，從意識形態上成為社會的主流思想，並且成為上至貴族下至百姓們普遍遵循的行為規則後，就成為了經學。

因此，一般意義上說，經學是從漢武帝聽從董仲舒開始將儒家定為一尊，到清朝覆滅這一時期的儒學。

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即使在諸如唐朝這種把道教、佛教提高到極高地位的時期，經學仍然是儒學。這是因為，作為經學的儒學，並不只是在廟堂上高高在上的一些死板的學說，而是用來規定朝廷禮樂制度，規定老百姓的風俗生活的一整套行為規範，作為經學的儒學，在歷史中已經深深嵌入了個體的行為和生活中。這是儒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經學的根本要義，並不僅僅是因為被官方指定了，或是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了才成為經學的。

換言之，經學，可以看作是古代的“憲法學”，因為在西漢，的確存在著“春秋決獄，三百篇為諫書”的現象，甚至到了清代後期，常州學派的劉逢祿還曾經在朝廷上引用經學，成功的解決了越南提出的外交難題。

因此，子學，就是思想家提出的自己的學說，而經學是國家執行的根本依據。兩者具有天壤之別。

你可以聯想一下歐洲的“神學”，當然經學並非神學，但神學對歐洲中世紀各基督王國的意義，其實和經學是相似的。

那麼，經學和儒學是什麼關係呢？

作為經學的儒學，兩者並不是一一對應的，即使在西漢，一些後來被當做經學典籍的儒學著作，比如《論語》《孟子》，在《漢書藝文志》裡是子書。當然，隨著經學典籍逐漸拓展到十三經，我們也可以說，在古代，經學就是儒學，但儒學並不總是經學。

樓主提到了馮友蘭的那句話，大意是，董仲舒向漢武帝獻策之後，中國從此進入了經學時代，子學時代結束了。

這句話是馮友蘭的個人觀點，在學界也並不是絕對被認同的。因為關於經學的開端和結束，關於當代中國是否還有經學，這都是一些有趣但聚訟紛紜的問題。

就此問題，我也談談自己的觀點，只是個人觀點，請大家批評指正。

我個人是不贊同把經學的開端劃在漢武帝時期的，因為，經學其實是一種“大經大法”，是普適性的人類行為的法度。那麼，在古代，這種法度的基礎來自於周公（六經皆史），而這種法度的創立顯然是創立於孔子之手。孔子製作春秋的意義，就在於他首先建立了這種法度。孔子活著的時候，他本人就是活著的“經學”。

那麼，孔子死後呢？孔子死後，他的法度存在於儒家經典中，也就是說，經學是透過儒家經典來界定的。所以，我認為經學的起點不是漢武帝時期，而是“孔子之後”。

概括來說，所謂“經學”，就是“孔子之後”。

如若不然，在清朝滅亡之後，中國是否還存在經學？如果存在，是什麼？如果僅僅把朝廷的推崇、指認來作為經學的標準的話，那麼，在民國時期的經學是“三民主義’，而建國之後的經學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而如果不把政治因素作為唯一的條件，那麼，透過今天仍然廣泛存在的比如孝、比如禮等，那麼今天的經學仍然是儒學。

以上的後半部分，僅僅是個人觀點，請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