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的答案有兩個：一是個人的道德問題，因為貪官在道德方面來說，肯定是個大壞蛋，沒有過人的道德自律就會變成貪官；二是制度建設問題，制度不好，當然就會出現碩鼠集團。

這兩個答案看似沒錯，但我們舉個例子。

1585年的時候，大明萬曆皇帝在位，萬曆皇帝把張居正給搞翻了之後，他啟用一個人，這個人就是海瑞。

海瑞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這個人不僅在明朝、而且在整個中國的5000年曆史當中，可算是一個大名鼎鼎鼎的大清官了，他是一個有著超高標準的道德模範。

（海瑞）

海瑞為官清廉到什麼程度呢？就連他們家買塊肉吃都能轟動到整個省城的地步，海瑞為老母親祝壽的時候，他才去買了肉。聽說海瑞買肉了，當時的民眾和官員都在奔走相告，說天下奇聞，這個人終於買肉吃肉了。

海瑞極守道德規範，這個道德是宋明理學之後一直深入人心的一種道德體系，這一種接近於“聖”的存在，對於大明官場的爭鬥和實際腐敗，是非常另類的。

但當萬曆皇帝問他如何整頓吏治的時候，他卻沒有把他的那一套“個人道德模範”搬出來，他反而是對萬曆皇帝說，“無他耳，復太祖之法而已！”

（洪武大誥）

“復太祖之法而已”，這說明海瑞並不看好“道德體系”能夠制約得了貪腐行為，他反而非常推崇制度建設，即太祖之法！

太祖之法，就是朱元璋的法，即貪80兩則斬首治罪之法。80兩，大概也就兩三萬塊錢，貪兩三萬塊錢人民幣就處“剿刑”，可見朱元璋治貪之嚴厲。

朱元璋一生極力於制度建設，有沒有用呢？沒用。朱元璋到了晚年說了這麼一句話，“我欲殺盡天下貪官，奈何朝殺而暮犯”，可見連朱元璋都自暴自棄了！

由此可見，無論是樹立道德標杆，還是嚴刑峻法，至少在明清之際的官場文化當中，是沒有辦法治理腐敗的。

（朱門酒肉）

因為腐敗不是一個個人現象，也不是一個個人道德的問題，也不是這個人在這個嚴刑峻法面前到底是膽子大還是膽子小的問題。它是一個系統性問題，它是伴隨著“官本位”制度而產生的一種寄生性產物。如果我們用這一種系統性的思維來思考，我們就會發現，這個問題是源遠流長的，是難以治根的。

1845年（道光年間），鴉片戰爭剛打完不久，一位叫做張集馨的清朝官員，突然被朝廷任命為陝西督糧道，這可是一個了不得的肥缺，相當於現在的省軍區後勤部主任兼省糧食廳廳長。

按我們的理解，得到了任命，當然立即就可以上馬赴任，但不是！根據這一位要員《道鹹宦海見聞錄》的自敘，他得到了這一個肥缺之後，立即就破產欠債了，欠債高達17000兩白銀。

（《道鹹宦海見聞錄》）

他在京城呆了四個月了，上下打點，錢花完了還不夠，但打點不完就上不了任，他為此借了大約17000兩銀子來運作此事。什麼軍機處的軍機大臣、軍機處的章京啊，都得送，送完最後一算賬，連上路的盤纏都不夠了。

等到了地方上，他又得跟著地方上的系統打交道，軍方系統的將軍、副都統又得送；地方官這塊的也有規矩，總督老爺、巡撫老爺同樣得送，送完了之後還要請客。

請什麼客上什麼菜，也很講究。比如燕窩、海參魚翅等等，每桌必須有，不管多貴都得上，要不然別人就會說嫌話說你太摳門，這個話要是傳揚出去，那名聲就毀了；不能少上，但也不能多上！接待什麼人，就上什麼級別的菜，一切都有定數。如果多上了，哄抬物價這是要遭人痛罵不守規矩的。這兩樣犯了哪一樣，都是幹不長的。

（請客吃飯）

這是什麼？這就是人情社會，這就是熟人社會啊！在這裡面，我們發現了一個規律，明清的官場現象，他不是一個私人道德的問題，也不是一個制度性的問題。

在明清兩代，有考生、有房師、有座師、有科舉、有學政官、有考場的監察官、有鄉黨、有故友，這就結成了一個個巨大的網。想要在這一張網中生存，就要講人情，也要講規則，上上下下都要共同遵守一個規矩，這樣一來，網內就會一片和諧。

在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不是說你道德極好、名聲超好就能擺脫得了這一張網的。如果你堅守自己的道德準則，那麼“劣幣”就會驅逐“良幣”，你就會被排擠出去。而當你只要稍稍微地變通一下，走出了妥協的第一步，那麼你其實就已經到了網中央。

（皇帝與臣子）

所以說，朱元璋治貪，雍正帝治吏，他得罪的不是一個個人，而是與天下為敵。他們是在與這一張網搏鬥，但又離不開這一張“網”來幫助他們治理天下，結果當然會不了了之，並且他們死後，還被這些網中人給了一個“暴虐”的評價！

文——千古

朱元璋創立了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完備、最嚴苛的反貪制度和刑罰。為了懲治貪官，他還使用了滿門抄斬、株連九族等特殊手段。但實際上效果如何？連朱元璋自己都說：“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夕犯”。不建立真正完善的監管體制，從源頭上消滅腐敗的空間，只要有哪怕一絲不會被發現的可能性，就會有人鋌而走險，以身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