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是已故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一部名著，是學習和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必讀書，也是初學讀史者的入門書。
陳先生在《敘論》中說：“此書本為供初學讀史者參考而作。”但該書寫成於1939年，採用淺近的文言，文章體裁更與現今常見的史學著作不同，對今日之初學者來說，並不十分好讀。因此，要真正讀懂這部書，充分吸收其中的養分，除需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特別是當時的典章制度具備一定知識外，還應注意兩點：一是抓住書中基本線索，將具體的考證和論述貫通起來；二是瞭解此書體裁，循著陳先生的思路步步深入。為此，當首先細讀第一章《敘論》。
本書主題是探討隋唐典章制度的“淵源流變”，其基本線索便是隋唐制度的三個來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其中北魏、北齊一源又包括西晉亡後由江左的東晉、宋、齊和河西的涼州分別儲存和發展的漢魏西晉文化。三源之中，此源最為重要，梁、陳一源次之，西魏、北周一源的影響最小。這是全書的基本觀點。陳先生在《敘論》第二段中便將其全盤托出，正是為了使讀者首先把握住這一線索。因此《敘論》第二段的內容應反覆閱讀，牢牢掌握，而在閱讀正文時，則應將注意力集中在具體的考證與論述上，看陳先生是如何得出上述基本觀點的。
關於體裁也有兩方面問題需要注意。一是《敘論》第四段所說的“此書微仿天竺佛教釋經論之例，首章備致詳悉，後章則多所闕略”。本書共八章：一《敘論》，二《禮儀》，三《職官》，四《刑律》，五《音樂》，六《兵制》，七《財政》，八《附論》。上文所言“首章”指第二章《禮儀》。此章考論甚詳，先論隋代禮制主要來源於梁陳及北齊，而非北周，並透過王肅北奔一事之考釋，論證北齊禮制實“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蛻嬗”；復據“隋代制禮諸臣其家世所出籍貫所繫”加以推究，證明前說，其中關於河西文化對北魏、北齊制度的影響和北魏、北齊文化對隋唐制度的影響的考論，尤為詳細；又據《隋書·禮儀志》之文，“闡明隋文帝雖受周禪，其禮制多不上襲北周，而轉仿北齊或更採江左蕭梁之舊典”；最後又“略引一二舊文”，以證唐朝禮制大體承隋之舊。本章附錄《都城建築》部分，討論隋唐都城建築格局的來源，以為三源說之佐證。
《禮儀
》一章是本書的主體，幾乎佔去一半篇幅，故尤須細讀。秦漢以降，禮儀制度“大抵僅為紙上之空文，或其影響所屆，止限於少數特殊階級”。陳先生將此項制度作為論述的重點而“備致詳悉”，是因為“唐以前士大夫與禮制之關係”十分密切，“而士大夫階級又居當日極重要地位”，故不應“忽視之而不加以論究”。此外，陳先生作此安排還有一個好處，即禮儀在當時是一種專門學問，精通者甚少，在本書論及的各項制度中，其學術性最強，故其傳承關係較為具體，受個人因素影響較大。因而將此作為全書重點，以描述魏晉以來文物制度之流變，最易深入，也最具說服力。讀者於此書不可因禮儀僅為“空文”而忽視《禮儀》一章。
以後各章多所
闕略”，指“禮儀章已論證者，如三源中諸人之家世地域等，則於後章不復詳及，實則後章所討論仍與之有關也”。掌握了《禮儀》章的內容後，對本書的基本線索和主要觀點已有了深入的瞭解，讀《職官》以下各章時便應注重於職官等項制度之淵源流變的特點。如《職官》章“要點”有二事：一為宇文泰摹仿《周官》改革官制之原因及其所改僅限於中央文官制度一部分；二為唐代官制乃承附北魏、北齊、隋之系統，對西魏、北周之制承襲甚少。《刑律》章與禮儀、職官“略異者”有二端：一為隋唐刑律承襲北魏、北齊，所受江左影響只限於東晉、宋、齊；二為北魏刑律兼採山東、江左及河西所傳漢魏晉律學。《音樂》章“所欲論者”只一事，即唐代“胡樂”主要來自北魏、北齊和隋，並非“悉因於北周”。《財政》章“主旨”有二，即唐代中央財政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與“河西地方化”。
《兵制》一章本題為《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已發表於史語所《集刊》，後略加增訂收入本書，故其體例與其他各章不大相同，基本上仍是一篇獨立文章。但本書有個基本觀點：“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兵制》則是闡明這一觀點的最重要的一章。隋唐的府兵制歷來被認為是沿襲西魏北周之舊。這是後世史家關於隋唐制度淵源之舊說中最不易推翻的一種看法。陳先生於此創為異說，指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為鮮卑兵制，為大體兵農分離制，為部酋分屬制，為特殊貴族制；其後期為華夏兵制，為大體兵農合一制，為君主直轄制，為比較平民制”。其“分畫之界限，則在隋代”。而後期之“農合一”等特徵原皆北齊之制，故隋唐的府兵制，其“名”雖沿西魏北周之舊，其“實”仍源於北齊。
體裁方面需注意的第二個問題是《敘論》第三段所說的，此書本為初學者而作，“其體裁若與舊史附麗，則於事尤便，故分別事類，序次先後，約略參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會要》諸書，而稍為增省分合，庶幾不致盡易舊籍之規模，亦可表見新知之創穫”。具體說來，此書行文基本上由史料、案語和結論三部分組成，且三者常常截然分開，先詳細排比有關史料，必要時加案語，最後作出結論。這種寫法不合今日習慣，特別是史料與結論之間的關係，不像現代史學論著的通行寫法那樣清晰具體，常使初學者感到困難。因此，閱讀此書不僅要注意掌握案語和結論部分的觀點，更要不厭其煩地仔細閱讀所引史料，弄清陳先生究竟是怎樣從這些史料中得出其結論的。這樣作當然要費些氣力，但對初學者不無益處。
在史學研究的具體過程中，選題和蒐集史料是兩個重要步驟，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考證、分析、論述等則是更為重要也更需水平的工作。這項工作通常是從排比史料開始的。這時我們所面臨的往往是一大堆史料，它們所能說明的問題並非一目瞭然，只有當我們對這些史料進行整體的、細緻的研究之後，方可得出正確、恰當、公允的結論。現代史學論著注重闡明觀點和結論，引用史料大多經過嚴格篩選和刪節，因此不能反映從排比史料開始的全部研究過程。陳先生此書則是從排比史料開始的。讀者若以瞭解其觀點和結論為目的，可能會有煩瑣之感；若以學習其研究方法為目的，便會體驗到其有益和方便之處。從陳先生所排列的史料中，我們可看到“舊籍之規模”，即史籍記載的原貌，而陳先生是如何得出結論的，又需細細思索方能得其要領。這一過程對初學者正是一種很好的訓練，無異於在陳先生指導下進行一次史學研究的實際操作。
總之，陳先生此書“為初學讀史者而作”，並非全是謙辭，用心可謂良苦。故初學者當仔細研讀，除了解三源說以及西魏北周的關中本位政策、魏晉以降“學術中心移於家族”、南北文化之差異等重要觀點外，更要揣摩陳先生的研究方法、治學風格和學術境界。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是已故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的一部名著，是學習和研究魏晉南北朝史和隋唐史的必讀書，也是初學讀史者的入門書。
陳先生在《敘論》中說：“此書本為供初學讀史者參考而作。”但該書寫成於1939年，採用淺近的文言，文章體裁更與現今常見的史學著作不同，對今日之初學者來說，並不十分好讀。因此，要真正讀懂這部書，充分吸收其中的養分，除需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特別是當時的典章制度具備一定知識外，還應注意兩點：一是抓住書中基本線索，將具體的考證和論述貫通起來；二是瞭解此書體裁，循著陳先生的思路步步深入。為此，當首先細讀第一章《敘論》。
本書主題是探討隋唐典章制度的“淵源流變”，其基本線索便是隋唐制度的三個來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其中北魏、北齊一源又包括西晉亡後由江左的東晉、宋、齊和河西的涼州分別儲存和發展的漢魏西晉文化。三源之中，此源最為重要，梁、陳一源次之，西魏、北周一源的影響最小。這是全書的基本觀點。陳先生在《敘論》第二段中便將其全盤托出，正是為了使讀者首先把握住這一線索。因此《敘論》第二段的內容應反覆閱讀，牢牢掌握，而在閱讀正文時，則應將注意力集中在具體的考證與論述上，看陳先生是如何得出上述基本觀點的。
關於體裁也有兩方面問題需要注意。一是《敘論》第四段所說的“此書微仿天竺佛教釋經論之例，首章備致詳悉，後章則多所闕略”。本書共八章：一《敘論》，二《禮儀》，三《職官》，四《刑律》，五《音樂》，六《兵制》，七《財政》，八《附論》。上文所言“首章”指第二章《禮儀》。此章考論甚詳，先論隋代禮制主要來源於梁陳及北齊，而非北周，並透過王肅北奔一事之考釋，論證北齊禮制實“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蛻嬗”；復據“隋代制禮諸臣其家世所出籍貫所繫”加以推究，證明前說，其中關於河西文化對北魏、北齊制度的影響和北魏、北齊文化對隋唐制度的影響的考論，尤為詳細；又據《隋書·禮儀志》之文，“闡明隋文帝雖受周禪，其禮制多不上襲北周，而轉仿北齊或更採江左蕭梁之舊典”；最後又“略引一二舊文”，以證唐朝禮制大體承隋之舊。本章附錄《都城建築》部分，討論隋唐都城建築格局的來源，以為三源說之佐證。
《禮儀
》一章是本書的主體，幾乎佔去一半篇幅，故尤須細讀。秦漢以降，禮儀制度“大抵僅為紙上之空文，或其影響所屆，止限於少數特殊階級”。陳先生將此項制度作為論述的重點而“備致詳悉”，是因為“唐以前士大夫與禮制之關係”十分密切，“而士大夫階級又居當日極重要地位”，故不應“忽視之而不加以論究”。此外，陳先生作此安排還有一個好處，即禮儀在當時是一種專門學問，精通者甚少，在本書論及的各項制度中，其學術性最強，故其傳承關係較為具體，受個人因素影響較大。因而將此作為全書重點，以描述魏晉以來文物制度之流變，最易深入，也最具說服力。讀者於此書不可因禮儀僅為“空文”而忽視《禮儀》一章。
以後各章多所
闕略”，指“禮儀章已論證者，如三源中諸人之家世地域等，則於後章不復詳及，實則後章所討論仍與之有關也”。掌握了《禮儀》章的內容後，對本書的基本線索和主要觀點已有了深入的瞭解，讀《職官》以下各章時便應注重於職官等項制度之淵源流變的特點。如《職官》章“要點”有二事：一為宇文泰摹仿《周官》改革官制之原因及其所改僅限於中央文官制度一部分；二為唐代官制乃承附北魏、北齊、隋之系統，對西魏、北周之制承襲甚少。《刑律》章與禮儀、職官“略異者”有二端：一為隋唐刑律承襲北魏、北齊，所受江左影響只限於東晉、宋、齊；二為北魏刑律兼採山東、江左及河西所傳漢魏晉律學。《音樂》章“所欲論者”只一事，即唐代“胡樂”主要來自北魏、北齊和隋，並非“悉因於北周”。《財政》章“主旨”有二，即唐代中央財政制度之“江南地方化”與“河西地方化”。
《兵制》一章本題為《府兵制前期史料試釋》，已發表於史語所《集刊》，後略加增訂收入本書，故其體例與其他各章不大相同，基本上仍是一篇獨立文章。但本書有個基本觀點：“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遠不如其他二源之重要。”《兵制》則是闡明這一觀點的最重要的一章。隋唐的府兵制歷來被認為是沿襲西魏北周之舊。這是後世史家關於隋唐制度淵源之舊說中最不易推翻的一種看法。陳先生於此創為異說，指出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制可分“前後兩期”，“前期為鮮卑兵制，為大體兵農分離制，為部酋分屬制，為特殊貴族制；其後期為華夏兵制，為大體兵農合一制，為君主直轄制，為比較平民制”。其“分畫之界限，則在隋代”。而後期之“農合一”等特徵原皆北齊之制，故隋唐的府兵制，其“名”雖沿西魏北周之舊，其“實”仍源於北齊。
體裁方面需注意的第二個問題是《敘論》第三段所說的，此書本為初學者而作，“其體裁若與舊史附麗，則於事尤便，故分別事類，序次先後，約略參酌隋唐史志及《通典》、《唐會要》諸書，而稍為增省分合，庶幾不致盡易舊籍之規模，亦可表見新知之創穫”。具體說來，此書行文基本上由史料、案語和結論三部分組成，且三者常常截然分開，先詳細排比有關史料，必要時加案語，最後作出結論。這種寫法不合今日習慣，特別是史料與結論之間的關係，不像現代史學論著的通行寫法那樣清晰具體，常使初學者感到困難。因此，閱讀此書不僅要注意掌握案語和結論部分的觀點，更要不厭其煩地仔細閱讀所引史料，弄清陳先生究竟是怎樣從這些史料中得出其結論的。這樣作當然要費些氣力，但對初學者不無益處。
在史學研究的具體過程中，選題和蒐集史料是兩個重要步驟，在此基礎上進行的考證、分析、論述等則是更為重要也更需水平的工作。這項工作通常是從排比史料開始的。這時我們所面臨的往往是一大堆史料，它們所能說明的問題並非一目瞭然，只有當我們對這些史料進行整體的、細緻的研究之後，方可得出正確、恰當、公允的結論。現代史學論著注重闡明觀點和結論，引用史料大多經過嚴格篩選和刪節，因此不能反映從排比史料開始的全部研究過程。陳先生此書則是從排比史料開始的。讀者若以瞭解其觀點和結論為目的，可能會有煩瑣之感；若以學習其研究方法為目的，便會體驗到其有益和方便之處。從陳先生所排列的史料中，我們可看到“舊籍之規模”，即史籍記載的原貌，而陳先生是如何得出結論的，又需細細思索方能得其要領。這一過程對初學者正是一種很好的訓練，無異於在陳先生指導下進行一次史學研究的實際操作。
總之，陳先生此書“為初學讀史者而作”，並非全是謙辭，用心可謂良苦。故初學者當仔細研讀，除了解三源說以及西魏北周的關中本位政策、魏晉以降“學術中心移於家族”、南北文化之差異等重要觀點外，更要揣摩陳先生的研究方法、治學風格和學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