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前線作戰的孤兒們，你們好，我是你們的安。今晚為你們播送的是班妮巴克的《我無力抵抗》，怎麼樣，是不是有同感？……”，“如果你們的軍艦全部沉沒後，打算怎麼回家啊”。這些話出自一位日本女子，卻迷住了上百萬美軍。

這就是太平洋戰爭期間，美軍盛傳的“東京玫瑰”。其實，這是日本心理戰的一部分，希望透過廣播最大程度地瓦解對方的鬥志。但有意思的是，美軍官兵非但沒有厭戰情緒，反而被這甜美的聲音迷住，非要打到日本見一見這位“東京玫瑰”。

作為日軍心理戰的一部分，“東京玫瑰”是一個由12名女性組成的播音團隊，但戰後，唯一承認身份的只有戶慄鬱子，她出身於美國洛杉磯，父母是第一代日本移民，畢業於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那麼，她是如何成為日軍的宣傳工具呢？

1941年，25歲的戶慄鬱子本科畢業後，一心想從事醫生職業。但由於其在日本的姨媽生病，她答應生病的母親前去探視。不巧的是，太平洋戰爭爆發，美、日兩國成為交戰雙方，她也因此被困在日本回不了美國，生存是他面臨的最大問題。

戰爭期間，日本實行的是“配給制”，而擁有美國籍的戶慄鬱子，沒有資格獲得配給。儘管也有人建議她放棄美國國籍，但遭到了她的拒絕。因為拒絕意味著再也回不到父母身邊，這是她無論如何不願做的事情，她認定自己是一位美華人。

好在，身邊還有一些美元，透過黑市換取生活必需品，但“坐吃山空”終究不是解決的辦法。一年後，身無分文的戶慄鬱子，謀得了一份在東京廣播電臺的工作，擔任英語主播，月薪6美元，這對她來說極具誘惑力，不用再為生存發愁了。

與那些“蹩腳發音”播音員不同的是，戶慄鬱子純正的美式發音，以及美式的“談吐”，讓她的聲音很快被前線的美軍官兵們所接受，並且瘋狂地愛上這檔節目，再加上她精心挑選的美國音樂，讓在殘酷戰鬥中的美國大兵，有一種回家的感覺。

沒有人在意她播報的虛假新聞，只想聽聽“家鄉女性”甜美的聲音，然後在音樂中閉目享受。讓日本當局沒有想到的是，美國士兵在聽到她的聲音後，紛紛表示要打到東京去，結識這位“東京玫瑰”，反倒成了他們繼續戰鬥的動力之一。

但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僅過一個月，戶慄鬱子就被逮捕了，罪名是“叛國罪”，因為她作為一名美華人幫助日軍進行心理戰。就這樣，她成為遠東軍事法庭罕見的女戰犯，並被判處一年徒刑。出獄後，她就迫不及待向領事館提出回美國的申請。

但被她的丈夫勸阻了，這是為什麼呢？原來，自戰爭爆發以來，直至戰爭結束後相當一段長的時間，美國國內掀起了一場空前的反日高潮。在美國的日裔大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財產被沒收，要麼被驅逐出境，要麼關押在封閉的營地裡。

特別是戶慄鬱子的母親，就是病逝在這樣的營地裡。在這個“風口浪尖”上回國，一定不會有什麼好下場。但戰後三年，她的孩子剛出生就夭折，對其打擊很大，說什麼也要回國。無獨有偶，國內的媒體也紛紛要求引渡、嚴懲這名“叛國者”。

戶慄鬱子終於踏上了回國的道路，但迎接她的不是親朋好友，而是聯邦調查局的探員，再一次接受調查，她堅決否認自己犯有“叛國罪”。一是，新聞稿件並不是出自她的手筆，她只是一名播音員，“照本宣科”是出於最基本的職業操守。

二是，她儘量找一些輕鬆、愉快的音樂播放，就是為了緩解美軍的緊張情緒。更重要的是，法庭提供的錄音磁帶裡，聽不出她說過任何叛國的言論。在她看來，自己也是戰爭的受害者，為了生存找工作，本就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情。

控辯雙方圍繞著戶慄鬱子是否有叛國言論，展開了激烈爭論。該案件一審就是一年，期間，許多美軍士兵呼籲法庭宣判她無罪。因為在戰火紛飛的年代，是“東京玫瑰”陪伴他們度過了一個個最孤獨的日子，更何況還是一位“老鄉”美華人。

1949年，舊金山聯邦法院對“東京玫瑰”戶慄鬱子進行宣判，認定她犯有“叛國罪”，處以10年有期徒刑，並剝奪其美國公民資格。也就是說，即使她刑滿釋放，也會因沒有美國國籍而被驅逐出境，這樣的結果，是她萬萬沒有想到的。

許多人想不通，美華人為什麼能饒了罪惡累累的天皇，卻不放過一個弱小的女性？與許多日本的甲級戰犯相比，對戶慄鬱子的懲罰是重的。其實，放在當時的環境下，也是合情合理的，只不過若干年後，更多人願意把她的“美好”放大而已。

首先，在美國戰後反日高潮的推動下，許多日裔美華人都受到牽連，他們不僅失去工作，而且限制人身自由，遭到形同罪犯一樣的待遇，更何況是被認定有罪的戶慄鬱子了。從震懾日裔美華人的角度看，對她的判決不算太重。

其次，儘管戶慄鬱子申訴無罪，但事實上，她十分清楚自己的工作性質，不管被迫還是自願，幫助日本進行心理戰是鐵的事實。再加上她甜美的聲音和美國式的談吐，把“當兵三年，母豬賽貂蟬”的官兵們迷倒了一大片，影響太壞、太惡劣。

更不能容忍的是，作為一名美華人去幫助日本針對自己的國家，其實就是地地道道的“叛徒”、“賣國賊”，這是美華人最痛恨、不原諒她的根本原因。況且，對於戰勝國中的大國來說，是一件沒有面子的事情，最起碼也是“好說不好聽”。

隨著日、美兩國關係緩和，並且戶慄鬱子在獄中表現良好，她提前3年被釋放，但作為一個沒有國籍的人，生活比較艱難，在芝加哥經營一家禮品店勉強度日。但習慣於“好了傷疤忘了疼”的美華人，猛然間發現了她“偉大”之處。

退伍老兵們紛紛奔走相告，他們聯名證明為其喊冤，宣稱當年收聽“東京玫瑰”的節目，沒有絲毫的厭戰情緒，反而增強了活下去的信念。1977年，戶慄鬱子被赦免恢復了美國國籍，並被授予“愛國市民”。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諷刺。

回顧這段歷史，不追究日本天皇的罪行，是政治的需要；追究戶慄鬱子的罪行，更多的是社會影響的需要，不存在“冤假錯案”，因為法院也是為國家服務的。之所以赦免她，是人們更願意回憶“東京玫瑰”美好的一面，也是一種需要。

參考文獻：《第二次世界大戰》

梁華盛第一九○師在東孤嶺前仆後繼、奮勇殺敵，在戰史上寫下了壯麗的一頁。

……戰爭出乎意外地劇烈，可與去年8月間由南口至居庸關的戰鬥相媲美，日軍確實遭受極重的犧牲……屍橫遍野，不知其數，一丘一壑，莫不灑遍了鮮血。

中國陣地半圓形，對日軍團抱，日軍除突破外，無術應付。然實施突破，中國守軍由左右前後，甚至由頭上射擊，莫奈他何，彈飛如雨，日本的飛機一來，中國兵便縮入山腹的洞穴，莫奈他何。用步兵衝鋒則更難，中國守軍的大刀讓日軍望而生畏……

幾天的戰鬥之後，日軍人困馬乏，士兵們一個個一副黑暗的面孔，雙目深凹，無光澤，馬瘦如柴，拉出一團團冷糞……

戰時日本東京電臺著名的心戰播音員—“東京玫瑰”，在播發這篇戰地通訊時，曾無可奈何地哀嘆：

日軍侵佔中國曾遇到兩支最頑強的部隊抵抗，最令日軍害怕的是宋哲元第二十九軍的大刀隊，其次便是梁華盛指揮的這支第一九○師“忠勇師”……

“東京玫瑰”聲音甜美、親和，在雄性酷烈的二戰戰場上，這嬌柔磁性的聲音，有著異乎尋常的衝擊力。

在二戰戰場上，“東京玫瑰”知名度很高，她的超級粉絲都是久在雄性世界的美國大兵，“東京玫瑰”是這些美國大兵的公眾情人。

有關“東京玫瑰”，作家薩蘇是這樣記敘的：

“東京玫瑰”的真實姓名叫戶慄，她是日本對美英語廣播的主要播音員，因為聲音甜美，善於瓦解美軍軍心而著稱。日本投降後，戶慄被作為戰犯逮捕，因發現她具有美國國籍，一度釋放。1948年10月，戶慄又被以叛國罪起訴，送回美國審判，最後獲刑十年。

特別有趣的是，戶慄被判決後，竟然有很多美軍官兵為其奔走呼號，促成她的特赦。理由是“東京玫瑰”甜美聲音，是伴隨著他們度過艱難歲月的一個禮物，很多美國兵就是抱著“一定要打到東京看看這個‘東京玫瑰’”的念頭才挺了下來。

常言道：當兵三年，老母豬當貂嬋。更何況戶慄本身就有傾城傾國之貌，難怪那些浪漫的美國大兵會在美色面前丟了原則……

站長點評：美軍用“東京玫瑰”指代二戰時期東京廣播電臺可能多達12名女播音員。這些女播音員透過電波告訴太平洋戰場上的美軍士兵，他們已經戰敗，而嬌妻則在家裡紅杏出牆。當時的日本當局企圖透過發動這種宣傳攻勢，瓦解美軍士氣。不過，這類廣播不但沒有瓦解美軍，相反，節目還因播出美國流行音樂而頗受歡迎。二戰結束時，美國海軍用“東京玫瑰”來形容該節目的女播音員。 其中最出名的是戶慄鬱子。

二戰中被冤枉的“東京玫瑰”

戶粟鬱子，1916年7月4日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日本裔美華人，1941年6月去日本探望生病的姨媽，後因珍珠港事件爆發受困於日本。為謀生，她曾在丹麥大使館做過打字員，當過鋼琴教師，後又在東京廣播電臺擔任打字員。在那裡，日本人命令她在“零點”節目中播音，以“醉人”的嗓音瓦解美軍。起初人們以為“東京玫瑰”是一個人，並將其描述為“太平洋上的妖婦，用自己放蕩誘人的聲音勾引美國大兵”。但據戰後調查，“東京玫瑰”實際上是一個至少由5人組成的複合體，戶粟鬱子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10月6日，戶粟鬱子受到8項叛國罪的指控，被判處10年有期徒刑，並被處以高達1萬美元的罰金，同時剝奪了她視若珍寶的美國國籍。

東京審判結束後，幾乎無償為她辯護的辯護人韋恩·莫蒂默·柯林斯，繼續調查，期待有一天能翻案。柯林斯的努力沒有白費，根據向當年太平洋戰場上美軍士兵瞭解的情況，“孤兒安”的播音不但沒有打擊美軍，反而極大地鼓舞了士氣。她在節目中播放美華人愛聽的爵士樂，給聽眾講笑話，而且有意避免出現令人灼痛的語句。因此，即使戰後許多美國大兵回想起來依然回味無窮。應該說，戶粟鬱子是在以個人的力量，依託一種特殊的方式在進行一場抗擊日本的戰爭，她是以特別的方式愛國。

柯林斯的發現引起美國聯邦調查局重視。聯邦調查局派專人再次展開調查，證實了柯林斯的結果，戶粟鬱子終於昭雪。

1977年，美國總統卡特宣佈實行總統大赦，戶粟鬱子的美國國籍被恢復。而她的故事一時間也被傳為佳話。退役老兵戴維茲-尼爾-戴爾提議為戶粟鬱子豎立一座紀念碑，碑文是：“向戶粟鬱子的忠誠和勇氣致敬，她的愛國之心從未改變過” 。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偷襲珍珠港後美國正式對其宣戰，太平洋戰爭爆發。隨後，美、日雙方軍隊在太平洋海域展開了激烈的較量。

太平洋戰爭

與此同時，日本還對美軍發動了“心理攻勢”。其中，日本東京廣播電臺就至少有13名女播音員承擔這項任務。她們每天以充滿誘惑的語調，喋喋不休地“開導”美國大兵。她們告訴太平洋戰場上的美軍士兵，他們已經戰敗，而他們的嬌妻則在家裡紅杏出牆。她們不僅意圖勾起美軍的鄉愁，還想挑撥離間，意圖引起他們對上司的怨恨。而日本當局如此安排的最終目的，是企圖用廣播宣傳來瓦解美軍計程車氣。

我們都知道日本人的英語口語十分滑稽可笑，但這些女播音員中卻有一個人能講一口流利而地道的美式英語，因此尤其引人注意，“東京玫瑰”有時也特指這位女播音員。

但不管“東京玫瑰”究竟是上面所說的哪一位，她都擁有美華人的身份。各位是否也像筆者一樣，想到了身為華人卻認賊作父替日本人做間諜的川島芳子？

不同的是，華人沒有同情川島芳子的，但美華人對“東京玫瑰”卻有不同的評價。有人認為她就是一個叛國者，不值得同情；但也有人認為，她其實是個迫不得已的受害者。因此，才會有不少人替戶慄鬱子奔走求情。而如果“東京玫瑰”是艾娃·託古利，不到三年的“播音生涯”，換來了足足30年的自由被剝奪，這種代價也足以讓部分美華人對她投以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