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樹錚，北洋時代一位傑出的“儒將”，13歲考中秀才，25歲被送往日本就讀日本士官學校，27歲擔任一軍的總參謀長，34歲剛過而立之年就已經是北洋政府的陸軍次長了，36歲又擔任國務院秘書長，成為段祺瑞執政時期的一員干將，總之在那個時代這個徐樹錚就是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

對於徐樹錚此人，孫中山先生曾把他和班固、傅介子相比，誇他是：旬日間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這裡的奇功就是指徐樹錚出兵收復外蒙一事，使已經實際獨立的外蒙古重新中華民國的版圖。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大清王朝的各省紛紛鬧獨立，外蒙古也不例外。在1911年12月28日，外蒙古宣佈“獨立”，北邊的沙俄以保護外蒙獨立自居，派兵進入庫倫，當時國內局勢動盪，北洋政府根本無法顧及，只好在1913年簽訂《中俄宣告檔案》承認外蒙古自治，中國僅保留了宗主權。

不過此一時、彼一時。“一戰”結束後，俄國爆發十月革命，沙俄無暇顧及外蒙，當時的中國政府趁此機會全權委託徐樹錚收復外蒙，一心想建功立業的徐樹錚非常樂意的接下了這項任務。

徐樹錚趁著俄國內亂，出兵庫倫。在這段期間，他往返於北京和庫侖之間，做了大量工作，終於使庫侖當局同意撤銷獨立，復歸中國。

徐樹錚回北京後，除向政府報告外，還將此事電告正在上海的孫中山。在覆電中，中山先生歡喜與讚賞之情溢於言表，從而有了班固、傅介子之比。從收回外蒙這件事情上來說，徐樹錚將軍是當之無愧的“民族英雄”。

蒙古本來只有一個，不像現在有內蒙古和外蒙古。但是因為與中國合併的時間有先後，最後被分割。1635年，塞北諸部落向後金屈服，稱為內蒙。1669年，噶爾丹兵敗，次年自殺。自此，外蒙180萬平方公里的草原也正式併入中國。

辛亥革命以後，沙俄支援外蒙獨立，當時中國局勢動盪，無暇顧及。1913年11月2日，北洋政府被迫在《中俄宣告檔案》中承認了外蒙的自治權。1915年，中俄有簽訂了《恰克圖協定》。自此，沙俄從此逐漸控制了外蒙。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沙俄對外蒙的控制難以為繼。段祺瑞的北洋政府趁此機會派遣了徐樹錚全權處理收復外蒙事宜。畢竟外蒙“倘入俄人手中，國事將不堪言”。

徐樹錚在接到這個任務後是非常樂意幹好這件事情的。一方面來說，收復外蒙可以建立保國安邦千秋功業，讓他名留青史；另一方面來說，徐樹錚可以藉著收復外蒙招募新兵，擴充自己的實力。1918年10月20日，徐樹錚正是設立了“西北邊防籌備處”，加緊備戰。緊接著徐樹錚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先後成立了5個混成旅。

1919年4月17日，徐樹錚提出了《西北籌邊辦法大綱》。比如政府要選擇能人，委以專責，假以便宜；須頒佈名義，明令特派西北籌邊使；須制定許可權，急修鐵路，先通公路等等。他從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全面闡述瞭解決外蒙的方針、政策。同年6月13日，徐樹錚正式成為了西北籌邊使，隨即又成為了西北邊防軍總司令。

徐樹錚對外蒙的情況是熟悉的。他成功了利用了當時外蒙王公派和喇叭教的矛盾。他採取分化瓦解、恩威並施的辦法，成功收復外蒙古。

1919年7月，李如璋到達庫倫，同時褚其祥隨後也進駐庫倫，形成大兵壓境的局勢。

1919年10月，徐樹錚到達庫倫，開始積極拜訪外蒙古地方上的頭面人物，展開攻勢。

1919年11月，外蒙自治官提交了取消的呈文，外蒙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徐樹錚三次先後入蒙古，為當地的發展做了很多工作。為解決財政困難，徐樹錚以開放邊疆、鞏固國防為由，設立了邊防銀行。外蒙交通不方便，他著手修築鐵路，積極推行。徐樹錚治蒙，特別重視教化。他改變了清朝以來愚蒙政策，大理推行教化，興辦學校。

不過天有不測風雲，此時中原大地爆發了直皖戰爭。1920年7月14日，段祺瑞把徐樹錚駐紮在外蒙古的部隊調回參戰。在直系的壓力下，徐世昌免除了徐樹錚西北籌邊使職務。直皖戰爭以後，段祺瑞，徐樹錚下野，自此中央政府在外蒙的統治中斷。1921年，外蒙再次獨立，成了千古遺憾。

對此問題你有什麼不同的見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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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樹錚將軍是北洋政府時期叱吒風雲的明星將領，最大的功績是收復了外蒙古，維護了祖國領土的完整。

1911年，沙俄煽動外蒙古地位最高的藏傳佛教喇嘛，即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聯合蒙古王公喀爾喀四部札薩克，於1911年12月1日宣佈外蒙獨立。12月28日，哲布尊丹舉行了登基大典，自稱“大蒙古帝國日光皇帝”，至此外蒙獨立。

外蒙獨立震驚全國，從此北洋政府開始了艱難的斡旋。

1913年，袁世凱和沙俄簽訂《中俄宣告》，北洋政府得到名義上的“宗主國”地位，但不得在外蒙派駐官員、軍隊，不得移民。此舉標誌著外蒙獨立更進一步，也為沙俄的全面滲透埋下伏筆。

1915年6月，外蒙古宣佈取消“獨立”，實行“自治”，袁世凱冊封八世哲布尊丹巴為“呼圖克圖汗”。外蒙古名為自治，實為沙俄所控。

但是到了1919年11月17日，外蒙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至此，蒙古全境回到祖國懷抱。

從獨立到自治再到撤治，徐樹錚功不可沒。

1、籌備

1911年外蒙獨立時，徐樹錚和孫中山表達了強烈的憤怒，當時的報界稱為“當時中國唯一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保衛外蒙失土的兩個愛國者”。

作為皖系段祺瑞的得力干將，徐樹錚和孫中山自然是對立的關係，但是兩人在收復外蒙問題上達到了一致。

1914年，一戰爆發，沙俄西去參與列強的歐洲爭奪，外蒙古獨立集團失去了靠山。

1917年，段祺瑞操縱北洋政府對德宣戰，加入協約國陣營，府院之爭達到頂峰。北洋政府內部傾軋開始白熱化，徐樹錚幫助段祺瑞奪回權力後，因為南北走向和平，主張武統南方的段祺瑞和徐樹錚相繼失勢。

1918年10月1日，徐樹錚專任參戰督辦處參謀長，負責編練參戰軍。

由於南北和平，徐樹錚的參戰軍失去用武之地，所以徐樹錚將目光瞄準了外蒙。

1919年1月，皖系察哈爾都統田中玉首次公開提出外蒙撤治的建議；

1919年2月，徐樹錚派出一個旅在大青山北進行軍事演習，並從西北邊防軍中選拔精銳積極備戰，隨後在多倫建立前進指揮所。

1919年4月17日，徐樹錚提出《西北籌邊辦法大綱》，不僅主張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與內地一致的同化政策；

1919年6月13日，北洋政府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

1919年7月18日，北洋政府頒佈西北籌邊使官制，將參戰軍和原徐樹錚的西北邊防軍合編為西北邊防軍，參戰督辦處改稱邊防督辦處。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2、行動

1919年6月底開始，西北邊防軍各部陸續向外蒙開拔。徐樹錚動員第三旅第七、第八兩個團的兵力共計4000人參與到收復外蒙的行動中。

7月，西北邊防軍先鋒到達外蒙首府庫倫。

1919年10月23日，徐樹錚自北京啟程。

10月24日，徐樹錚到達張家口。接著，他率領隨員、文職人員，並攜帶大批准備饋贈外蒙王公活佛的貴重禮品、洋貨等分乘15輛汽車，從張家口山塞，向庫倫進發。所部武裝部隊則分乘駝馬陸續北開。

針對外蒙古地廣人稀，西北邊防軍兵力嚴重不足的情況，徐樹錚定謀於“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強”，虛張聲勢，效仿孔明增灶，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張揚，對外蒙活佛和王公進行了有力威懾。

由於庫侖當局戰和搖擺不定，面對西北邊防軍的勁旅，蒙古哨卡基本不敢抵抗。而對於異動者，徐樹錚殺一儆百，大大威懾了當地蒙古高層人士。

10月29日，徐樹錚進入庫倫。隨後，徐樹錚命令高在田等部隊攻取買賣城、烏里雅蘇臺、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地。至此被沙俄侵佔了7年的唐努烏梁海回到祖國懷抱。

進入庫倫後，針對都護使陳毅與蒙古王公方面商量的有條件撤治方案，即“六十三條”，徐樹錚表示了反對。事實上，在沙俄的操控下，外蒙對於“六十三條”也不予認可，徐樹錚乾脆廢除這樣的方案。

隨後，徐樹錚排擠陳毅，命令陳毅返回內地，將外蒙古問題帶入徐樹錚軌道。

徐樹錚軟硬兼施，對蒙古活佛和王公集團進行籠絡和威脅，尤其是將外蒙“內閣總理”巴德瑪多爾濟等“請”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對第八世哲布尊丹巴進行軟禁。控制了外蒙上層的重要人物。

不過活佛與巴特瑪多爾濟等人仍舊猶豫不決，他們寄希望於外蒙問題國際化，徐樹錚怕夜長夢多，厲聲告訴巴特瑪多爾濟：“外蒙為國家領土，我為外蒙長官，有彈壓地面之責，不能坐視，請往告活佛，明日速應則已，不應當即拿解人京，聽政府發落。”

1919年11月14日，徐樹錚夜赴外蒙“內閣總理”巴德瑪多爾濟住處，出示他新擬的8項撤治條件，逼其簽字；或者外蒙先提出撤治，再商定條件，並向巴德瑪多爾濟下達最後通牒：“寬限一日，夜晚須解決，否則拿解者不止一佛，執事雖老，亦當隨行！”

徐樹錚的強硬手段取得立竿見影的效果。11月15日，外蒙王公和喇嘛開會，擬出了請求撤治的呈文後交給徐樹錚，徐樹錚將呈文送至北京。

1919年11月17日，外蒙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外蒙自治。

11月22日，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回到祖國懷抱。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亂世出英豪，這句話一點兒錯都沒有，徐樹錚就是一個奇才。

徐樹錚“七歲能詩”，12歲中秀才，16歲補稟生，可以說是少年得志，17歲參加鄉試落榜，目睹國家的衰落，憤而投筆從戎，34歲時已經是陸軍次長，被段祺瑞引為心腹，徐樹錚是當時北洋軍閥中少有的文武全才。

徐樹錚最大的功績在於其為祖國統一做出的貢獻。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滿清統治已經岌岌可危，蒙古獨立勢力見有機可乘，便聯合沙俄武力驅逐了清政府駐庫倫的蒙古辦事大臣，解除了清軍的武裝，當時國內局勢混亂，北洋政府無暇顧及，被迫於1913年簽訂《中俄宣告檔案》承認外蒙古自治，中國僅保留了宗主權。

1917年俄國爆發了十月革命，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卻讓蒙古貴族產生了恐懼，他們懼怕失去統治地位，於是希望可以重新歸附中國。

1919年外蒙古王公聯明密呈庫倫鎮撫使陳毅（不是十大元帥的陳毅），同意有條件取消自治。但是取消自治並未能透過外蒙的議會，為了儘快解決問題，北洋政府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率兵進入外蒙。

徐樹錚來到外蒙當即推翻了“有條件取消自治”的要求，以武力手段強硬要求外蒙必須無條件撤銷自治，外蒙重新迴歸中國，一時間徐樹錚所獲讚譽無數。

徐樹錚看似用簡單的方法迅速的解決了外蒙問題，但是隻是治標不治本，隨著國內局勢的混亂，徐樹錚並沒有時間穩定外蒙的局勢便被召回參加內戰，1921年11月，外蒙再次宣佈獨立。

實事求是的講，在當時軍閥混戰的情況下，想要保持外蒙德長治久安確實不太現實，徐樹錚雖然有維護祖國領土統一的功績，但是和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功績相比，恐怕還是有些差距。

收復外蒙的過程完全符合徐樹錚的性格，有能力，但鋒芒畢露，有才幹，但過於驕狂，樹敵太多的徐樹錚因為陸建章和馮玉祥結仇，最終被暗殺，年僅45歲，正如袁世凱評價的那樣“又錚其人，亦有小才，如循正軌，可期遠到。但傲岸自是，開罪於人特多”。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起義的烽火迅速席捲中國。清廷在武昌起義之後起用袁世凱，但野心勃勃的袁世凱卻乘機與革命黨妥協，向清廷逼宮。

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宣統皇帝溥儀的名義下達了《清帝遜位詔書》，清王朝就此終結。但這時與清朝世代聯姻、休慼與共的外蒙古卻成了擺在民國政府面前的難題。

現在中國的疆域基本上繼承了清帝國的版圖，但是這個清帝國的領土版圖，華人並不是像中了六合彩那樣歡天喜地接受過來，清帝國版圖的擴張是伴隨著漢人對滿人入侵的激烈抵抗，而滿人又對漢人的大肆殺戮將自己的帝國強加在漢人頭上的。

我所知道中國的歷史書籍中從沒有出現過“抗漢”、“抗唐”的這些字眼，卻經常可以看到“抗金”、“抗元”、“抗清”的這些字眼，這與後來的“抗日”從本質上沒有根本區別，說起“揚州十日”往往會聯想到“南京大屠殺”。

那些領導“抗金”、“抗元”、“抗清”的將領官員們，在中國的教科書中無不冠以“民族英雄”、“愛國將領”的稱號。而在其他王朝在改朝換代之際，不論開國將領有其多高的戰功，都沒有獲得這些桂冠。

大廈將傾，外蒙古紛紛鬧獨立。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爆發。不久，各省響應，紛紛獨立。沙俄利用中國社會動盪之際，加緊策劃分裂中國的活動。沙俄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上沙皇的奏摺中指出：“現在中華帝國解體，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在中國各部分之間，即令他們彼此不是完全獨立的關係，無疑會有競爭，足以將它們削弱。我們可以利用這一情況，以便完成中國移民事業及鞏固我們的邊疆。我們在這些地方的自由行動，可能比現在大得多。”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對俄駐華公使的訓令中說：“將中國分為幾個獨立國家，從我們來看，最適合我們的廣泛利益。”

1911年12月1日，外蒙古的王公大臣在庫倫成立“大蒙古國”，奉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為皇帝，杭達多爾濟親王為外交大臣，年號為“共戴”。不久，烏里雅蘇臺亦成立臨時政府，外蒙古獨立。

為確保外蒙古 “獨立”，沙俄甚至不惜動用軍隊。1911年12月1日清晨，一千名俄國士兵突然出現在駐蒙大臣所在地庫倫，迅速佔領了清朝在蒙古留下的各個衙門和兵營。

1913年1月24日，外蒙軍隊兵分四路，一路殺來。

中路沿錫林郭勒盟東北，昭烏達盟的林西一線，劍指東南。西路沿庫張公路進兵內蒙中部。東路向內蒙西部四子王旗等地挺進。另有一支部隊收服阿爾泰及新疆北部蒙古各旗。

當時，民國政府極其輕視外蒙軍隊。他們認為：蒙古鐵騎主力盡矣。外蒙精銳僧格林沁的鐵騎經無數次的同太平天國，英法聯軍及捻軍的作戰，精銳盡失。持‘蒙兵不能戰’的觀點。同時，北洋軍隊全部是新軍正規部隊，表面強大和輕視對手造成敗局。

其結果是外蒙軍隊輕易佔領了達裡岡崖---錫林郭勒盟與外蒙之間的戰略要地。接著，外蒙將領巴布扎布在貝子廟（錫林浩特）打敗民國軍隊，烏珠穆沁、昭烏達盟大王廟、米僧廟、什巴臺，黃瓜梁相繼失守。

民國成立後，袁世凱立刻要求外蒙古取消獨立。

但袁世凱也深知，解決外蒙問題的關鍵在俄國。北洋政府就在1913年11月與俄國政府簽訂《中俄宣告檔案》，檔案規定中國承認外蒙自治，俄國也承認外蒙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中國不干涉外蒙內政，俄國也不能向外蒙派遣軍隊。

經過大半年48輪的反覆談判，中，俄，蒙三方在1915年6月簽訂了《中俄蒙協議》。

協議規定外蒙古承認中國的宗主權，中俄承認外蒙自治，為中國領土之一部分。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取消帝號，由中華民國大總統冊封，中俄不干涉外蒙現有的內政。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俄國對於外蒙的控制也難以為繼。

“十月革命”爆發後，沙俄政府無暇顧及外蒙，新成立的蘇俄政府也不再撥款，兼之盧布大幅貶值，一度使外蒙行政運轉、上層人士生活無以為繼。外蒙王公感嘆：“自治是件非常好的事，可是，如果沒有年金俸祿的話，生活又能像什麼樣子呢？”他們希望當時的中國政府能像前清那樣，繼續給他們發俸祿。

從1911年宣佈"獨立",到1919年撤銷"自治",中國在與俄國有關外蒙問題的交涉中,繼承了傳統的"中華世界秩序"理念,採取了"捨實求名"的外交策略,在國力相對弱小的形勢下,挫敗了外蒙試圖借俄取得"獨立"的陰謀。

中華民國雖是西式的"國家形式",但是在處理邊疆民族問題上仍深受"中華世界秩序"的影響。在弱國無外交的形勢下,"捨實求名"可以保全名分,以待將來,在某種程度上也不失為一種外交策略。

不過，在日本的支援下，沙俄舊軍官謝米諾夫、布里亞特等人，意圖在外蒙建立一個“大蒙古國”。外蒙懼怕日本，但又無力對抗謝米諾夫的侵略。外蒙王公認為，“非依賴中央，請求進兵不可”。

這為中國突破限制，出兵外蒙提供了可能。

1919年10月，徐樹錚率領中國西北邊防軍第一師，騎兵一團，揮師出塞，向庫倫進發，拉開了中國軍隊收復外蒙的戰幕。

徐樹錚自率主力一旅兵臨庫倫。1919年11月，徐樹錚的部隊開進了烏蘭巴托，外蒙王公俯首稱臣。

1919年11月17日，歷史會永遠記住這一天，外蒙古正式上書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呈請廢除中俄“蒙”一切條約、協定。至此，蒙古全境重歸祖國，尤其是唐努烏梁海，早已被沙俄侵佔，也在這時終於回到祖國懷抱。中國的版圖在辛亥革命後，此時達到最大的頂點！

二戰爆發後，這次輪到中華民國“自顧不暇”了，民不聊生的外蒙古又開始鬧獨立了。甚至在1945年搞了個全民公投。

1945年10月20日，公投開始，觀察團分為兩組進行觀察。據觀察團的記錄，公投採取的是記名簽字的投票方式。

當天投票結束，21、22兩日為計票日。到22日傍晚，計票結果公佈：全國投票擁護蒙古人民共和國的國家獨立的有487409票，即戰全部參加公民投票的人數的100%，投反對票的一個也沒有。

1946年1月5日，中華民國發表公告：“外蒙古人民於民國卅四年十月廿日舉行公民投票，中央曾派內政部次長雷法章前往觀察，近據外蒙古投票事務人員之報告，公民投票結果，已證實外蒙古人民贊成獨立，茲照國防會最高委員會之審議，法定承認外蒙古之獨立，除由行政院轉飭內政部將此項決議正式通知外蒙古政府外，特此公告。”

俄人對蒙古的野心由來已久，辛亥革命之後，中國內亂，沙俄趁機控制了蒙古全國並且操縱了蒙古獨立（後改為自治，中華民國享有宗主權），正常情況下，中華民國是不可能從強大的俄國手中虎口奪食的。

然而，1917年，俄國爆發十月革命，北洋政府就有了“渾水摸魚”的心思，加之此時執掌北洋的皖系段祺瑞在國內處境兇險，如果能收復國土的話，自然能極大的改善局面。

段祺瑞便派遣心腹大將徐樹錚處理蒙古問題，徐本人就是民族主義情緒很強的一個人，他開始擴軍準備北伐，此時的蒙古正好出現權力真空，內部王公和喇叭兩派吵得不可開交，徐樹錚成功利用此矛盾，將中央權力滲透進去。

1919年11月11月22日，大總統徐世昌批准外蒙撤治呈文，至此外蒙古全境重新被置於中國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轄之下。 然而，由於北洋政府內部矛盾，經營了外蒙一年的徐樹錚被迫回國，而外蒙也在一年後被穩定了國內局勢的蘇聯所控制，並再度獨立。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派遣徐達、常遇春等人率軍北伐併成功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順帝逃回漠北草原。這一時期的北元政權不僅控制著蒙古故地之外，山西、甘肅的擴廓帖木兒；遼東的納哈出；雲南的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仍奉大元正朔，與此同時北元同高麗、畏兀兒等藩屬仍保持著政治、經濟上的聯絡。1369年徐達在沈兒峪大破擴廓帖木兒，擴廓帖木兒逃奔和林，明軍平定陝甘地區；1381年七月徵南將軍傅友德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同副將藍玉、沐英一同遠征雲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投滇池自殺，明軍平定雲南；1387年明將馮勝率大軍二十萬直逼金山，迫使遼東故元將領納哈出降明；1388年親元的高麗王朝命大將李成桂北伐遼東明軍，結果李成桂在威化島果斷回師京城發動政變掌控朝政，四年後李成桂廢黜高麗王朝的末代君王，建立了接受明朝冊封的李氏北韓王朝。當北元政權羽翼盡失之時北元政權的核心蒙古本部也遭到明軍的打擊：1388年三月明將藍玉率師十五萬北進，四月藍玉在捕魚兒海（今貝爾湖）之戰中俘獲蒙古嬪妃公主一百二十三人、官員三千餘、人口七萬七千多、馬駝牛羊十五萬多頭以及大量印章、圖書、兵器、車輛。

事實上蒙古人自返回草原後就始終存在一個問題：脆弱的遊牧經濟根本不足以支撐忽必烈仿照中原漢制建立的大一統帝國模式，因此蒙古貴族們對成吉思汗直系後裔黃金家族的離心傾向開始日漸增長。捕魚兒海之戰的失敗使黃金家族在蒙古貴族們面前徹底顏面盡失，很快蒙古各部逐漸宣佈脫離黃金家族的大元政權而獨立，蒙古草原重新回到了成吉思汗統一之前的諸部割據狀態。在蒙古各部的割據混戰過程中各部落形成了錯綜複雜的聯盟體系，最終逐漸崛起了瓦剌和韃靼兩大部落聯盟：瓦剌位於西部，主要人口是由當初被蒙古人征服後逐漸同化為蒙古人的突厥後裔；韃靼位於東部，延續著成吉思汗黃金家族的血脈。明朝則在瓦剌和韃靼兩大勢力之間縱橫捭闔。

當明朝和蒙古系的瓦剌、韃靼不斷上演結盟和征伐的大戲時東北山海關外的女真部族看起來似乎算不得什麼威脅：朱元璋開創明朝時東北地區尚在北元控制之下，女真還是蒙古的臣民。這時明朝最大的外患是蒙古：一則蒙古剛退出中原，依然還有比較強勁的實力；二則蒙古貴族對自己曾統治中原念念不忘。1387年納哈出降明後明王朝的版圖就覆蓋到遼東地區。明永樂九年（1411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的20餘年中女真族出身的宦官亦失哈奉明王朝之命巡視黑龍江下游，明朝在東北女真族聚居地設有遼東都司和奴兒干都司兩大行政管轄機構。儘管如此當西部的蒙古勢力崛起時也曾一度向東完全控制了整個女真地區。這時的女真分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等幾大分支，同明朝和蒙古比起來女真各部的實力實在有限，甚至連李氏北韓也不斷向北蠶食女真人的土地。其實女真人的剽悍善戰絲毫不弱於蒙古人，只是由於部落太小無法形成合力而已。然而明朝和蒙古持續兩百多年的對立給女真人帶來了機會：建州女真的愛新覺羅·努爾哈赤利用明朝和蒙古對立無暇顧及自己的時機悄然統一女真諸部。直到這時蒙古察哈爾部的林丹汗還給努爾哈赤去書聲稱：“四十萬蒙古國之主巴圖魯成吉思汗致書水濱三萬女真之主”，然而說出這番大話的林丹汗似乎忘了他並沒真正統一蒙古各部，以致於當努爾哈赤的後金大軍對察哈爾部開戰後不願再受察哈爾統治的東蒙古各部紛紛倒向後金。

明末清初蒙古各部大體分為三部分：漠南蒙古（今內蒙古自治區）、漠北喀爾喀蒙古（今蒙古國）、漠西衛拉特蒙古（今新疆天山以北）。這其中的漠南蒙古諸部中以林丹汗的察哈爾部最為強大，當時漠南蒙古諸部大多同察哈爾部保持著稱臣或結盟的關係，野心勃勃的林丹汗試圖恢復蒙古的統一，重建成吉思汗的霸業。然而這時他所面臨的局勢卻是相當惡劣的：南方是實力猶在的明朝，東方是新興的後金，北有喀爾喀蒙古、西有衛拉特諸部。林丹汗為實現統一蒙古的夙願採取聯合明朝對抗後金的方針，然而在1632年他被後金的皇太極打敗，本來臣服於察哈爾部的漠南諸部相繼歸附後金，後金隨即征服瞭如今的內蒙古地區。這時漠北喀爾喀蒙古分為扎薩克圖汗、土謝圖汗和車臣汗三部，1638年三大汗分別遣使到瀋陽向皇太極呈表稱臣。順治十二年（1655年）已入關定鼎北京的清王朝在喀爾喀設8個札薩克，從而使喀爾喀蒙古與中央政府的聯絡更為緊密。此後喀爾喀三部之間發生紛爭，漠西蒙古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趁喀爾喀三部內爭之機於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向喀爾喀大舉進攻，喀爾喀三部面對噶爾丹的威脅而歸附清朝，此後清朝在內外蒙古都成功建構起一套較為成熟的盟旗管理制度。

儘管清朝在內外蒙古都成功建構起一套較為成熟的盟旗管理制度，但相比之下對外蒙古諸部的控制力度始終不及內蒙古。自晚清起沙俄便一直在蒙古擴張自己的勢力範圍。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此後革命浪潮席捲全國，一時間各省紛紛宣佈脫離清政府而獨立。沙俄勢力趁機進入外蒙扶植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宣佈獨立。獨立後的外蒙在沙俄的策動鼓勵之下一度出兵入侵內蒙古，但被當時的北洋政府擊退。1913年11月2日北洋政府在沙俄的脅迫下締結的《中俄宣告檔案》承認了外蒙的自治權。1915年中俄又簽訂了《恰克圖協定》：名義上沙俄承認中國對外蒙的宗主權，但以自治的名義對外蒙進行實際控制。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極力主張參戰，以便在戰後以戰勝國身份修改之前與列強簽訂的不利於中國的條約，為此段祺瑞還專門成立了一支部隊打算用於參加一戰。然而還沒等這支軍隊赴歐參戰，段祺瑞就在北洋軍閥內部的權力鬥爭中失勢。儘管參戰軍沒有遭到解散，但在國內外追求和平的潮流下依賴日本借款、挑起南北戰爭的皖系軍閥已成為眾矢之的，最受段祺瑞器重的部下徐樹錚更是在這時被推上風口浪尖。因此徐樹錚不得不為參戰軍找一條出路，而這條出路就是外蒙古。

徐樹錚字又錚，號鐵珊，又號則林，江蘇蕭縣（今屬安徽）人，自幼便有神童之稱。張學良曾稱讚其為“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寫文書）”以形容其文武雙全。徐樹錚是段祺瑞的老部下，曾助段祺瑞“三造共和”：起草逼清帝退位電文，迫使隆裕太后不得不承認既成事實，此為一造共和；袁世凱稱帝后徐樹錚勸段祺瑞聯絡馮國璋等反帝將領通電反袁，此為二造共和；黎元洪就任總統後與身為國務總理的段祺瑞不和，以致於釀成府院之爭——黎元洪發表通電逼段祺瑞下臺，徐樹錚設計慫恿“辮帥”張勳入京復辟，接著段祺瑞起兵驅逐張勳，此為三造共和。

事實上徐樹錚很早就開始關注外蒙問題：1912年在給當時還是段祺瑞手下干將的靳雲鵬的信函中就已闡述他力保蒙古的戰略思想。 1918年10月徐樹錚辭去奉軍副司令之職後負責編練參戰軍，派人到河南、安徽等地招募新兵，組成三師四旅的規模。1919年1月皖系人物察哈爾都統田中玉提出條陳，首次公開提出撤治的建議；4月17日徐樹錚提出《西北籌邊辦法大綱》，不僅主張撤治，更提出了使外蒙與內地一致的同化政策。6月13日北洋政府正式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7月18日頒佈西北籌邊使官制，同時參戰軍改為邊防軍，參戰督辦處改稱邊防督辦處。6月底以後邊防軍陸續開拔外蒙。徐樹錚動員的駐守外蒙古的邊防軍其實只有第三旅第七、第八兩個團的兵力，其餘大部分邊防軍都駐守內地，以備軍閥混戰之用。

事實上此時正是中國收復外蒙的最佳時機——外蒙獨立是由沙俄一手扶植的，但沙俄在一戰中遭受重創並由此相繼引發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此時俄國國內沙皇政權的殘部、效忠臨時政府的勢力以及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三方混戰，協約國集團也成立了干涉蘇俄革命的干涉軍。很顯然在如此形勢下俄國根本無力干預外蒙事務，不過沙俄留在外蒙的殘部依然存在，徐樹錚收復外蒙所面對的並不是來自俄國政府的干預，而是留在外蒙的沙俄白軍殘部以及外蒙的獨立勢力。另外日本此時想趁機填補沙俄留下的權力真空，於是在外蒙首府庫倫（今烏蘭巴托）設立辦事處並暗中給沙俄白軍殘部和外蒙的獨立勢力提供支援。

徐樹錚進入外蒙後最先遭遇的不是外蒙正規軍，而是由日本扶植的兩股土匪武裝——外蒙本地的富升阿和出身布里亞特人的白俄軍官謝苗諾夫。徐樹錚利用兩股勢力之間的矛盾分別用蒙語和俄語給雙方各寫了一封信——內容均是聲稱願協助其消滅另一股勢力。結果富升阿和謝苗諾夫被徐樹錚的反間計成功煽動，以致於徐樹錚不廢一槍一彈就得以坐收漁利。於是徐樹錚趁勢進入外蒙收復庫倫。外蒙活佛自知不敵，而支援其獨立的俄國目前又指望不上，於是外蒙總理巴德瑪多爾濟前往日本駐庫倫辦事處尋求支援。不過徐樹錚早已料到這點，於是事先給日本駐庫倫的代表松井打好招呼：“限駐庫倫的日軍3小時之內將武器移交於我方並撤出庫倫，否則後果自負”。在徐樹錚的壓力下松井交出了武器並率部撤離庫倫，於是外蒙方面希望從日本獲得支援的打算落空。

外蒙方面見俄國、日本皆指望不上，只好向仍駐留在外面的沙俄白軍殘部求援。徐樹錚認為：白俄騎兵機動性強，戰鬥力也強於北洋軍，但由於俄國的內部問題已使其無路可退，因此導致軍心不穩，極易分崩離析。於是徐樹錚在白俄軍的必經之路上設下三處伏兵並告誡士兵不必過多糾纏，只需擊斃一些俄軍即行撤退。白俄軍在接連遭遇三處伏擊後徐樹錚又親率一支騎兵從其背後殺來，一時間白俄軍陣腳大亂，四散逃去。

在這樣的局面下活佛趕緊召集所有外蒙王公貴族商討出一個秘密對策：外蒙軍隊暫且按兵不動，待北洋軍鬆懈後即刻發兵叛亂。儘管徐樹錚並不知曉外蒙活佛和王公會面的具體情況，但他對可能出現的變故是有所提防的，於是他當即在庫輪城外安營紮寨，而不急於入城。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徐樹錚派出一支由80輛大型卡車組成的車隊載著士兵們入城，所有卡車均用黑布覆蓋，庫倫人只聽到裡面士兵的說話聲，卻看不見士兵的面貌。士兵們將武器顯露在外——全是德式槍炮。車隊駛入袁世凱當年在西郊修建的軍營“紅城”，此地有北洋軍把守，無人敢近。士兵們跳下車來，隨即又換乘車輛再上演一次入城儀式——如此不斷迴圈往復的入城式令庫倫人傻了眼，一時不知北洋軍究竟來了多少人，裝備有多少先進武器。

被入城儀式震驚的不只是普通庫倫人，還有外蒙高層。然而還沒等他們從震驚中清醒過來徐樹錚就邀請他們前去赴宴，此時早已被嚇破膽的外蒙官員們哪還敢推託？當他們走進徐樹錚的軍營後徐樹錚當機立斷扣押了外蒙總理巴德瑪多爾濟，在徐樹錚的壓力下外蒙王公們不得不表示廢除之前中俄蒙之間一切條約，外蒙全境迴歸中國。

外蒙古在清朝時對中央的向心力就不如內蒙古，經過“獨立”以後更加疏遠中國，所以徐樹錚認為治蒙的當務之急是加強外蒙古官民對中國的向心力。他說：“空言統攝，難期久遠，一切要政，不及時措施，終恐此地非我所有，有之亦不如其無。”1920年5月他擬具了《治蒙要略》，向國務會議做了詳細彙報，並呈大總統徐世昌、邊防督辦段祺瑞審閱。徐樹錚的《治蒙要略》分為庶政、官制、軍事三個部分。庶政方面，他主張大養軍馬，加強中華文化教育，優待俄民尤其是布里亞特人，厲行電報收費，重徵菸酒等奢侈品的捐稅，參照清律和民國法律，制定專門適用於蒙古地區的刑律，發展墾牧事業，興辦工商鹽務林礦等各項實業，鼓勵蒙古族牧民走向定居生活。官制方面，他建議外蒙全境設一總制，坐鎮要區，統轄軍民政商一切事宜；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等六個地區各設都管一員管理政商屯墾各事 。軍事方面，他提議在外蒙的幾個戰略要地駐軍七旅，各旅必須增加騎兵，減少步兵。兵士除戰備訓練外，還可於宜墾地區實行屯田。

徐樹錚所付諸實行的措施主要是創設邊業銀行、登出外蒙官府欠中央政府的舊債、派出部分兵力加強恰克圖的邊防。徐樹錚還命令駐蒙士兵引種天津大白菜，結果十分成功，後來大白菜就成了當地的大眾菜。他還調查礦產、籌備鐵路，修建醫院，使外蒙古的現代化事業有序開展。徐樹錚治蒙，尤重教化，他認為“有清以來，蒙部內屬，迄今約三百年，率以愚蒙為策，實大揹人情天理之正。此後欲蒙邊日見親洽，即非力整教化，勸諭興學，不易為功。” 他創立“政教聯歡社”，試圖籠絡外蒙王公喇嘛的感情，又創立《朔方日報》、多次舉辦戲曲演出、與外蒙民眾聯歡，寓教化於娛樂之中。

1947年5月18日，外蒙古8名士兵越過邊界，遭中國馬希珍連部捕獲，請示新疆警備司令部尚未得回覆時。

6月2日，外蒙邊防軍中校指揮官班子爾克沁以蒙文下達最後通牒：“北塔山屬於外蒙，限48小時內撤退，並釋放士兵，假使不照要求釋放，日後事件責任由馬希珍承擔，外蒙軍7日晨8時，先以飛、炮兵、步騎兵攻擊中國軍隊，重機槍掩護，被擊退。烏斯滿率領精銳騎兵與蒙軍交戰，蒙軍又被擊退。

馬希珍即率所部騎兵連進入北塔山的恰裡臺、大小胡較爾臺一帶。該連立即在北塔山中峰險要地段配備兵力，構成一道嚴密的防線，對蒙方的動態進行監視。此時，蒙古軍隊大量牛馬羊群越過布林津河，向北塔山南麓移動。這時蒙軍也發現中國軍隊已經進入北塔山。

北塔山位於新疆北部邊境，其位置在北緯45.3°，東經91.1°,海拔1500米左右。山上遍佈高大的原始森林和山坡草地，山上有泉水。這裡距奇臺縣約200公里，是沙漠戈壁地帶。從北塔山向東北行，距離蒙古人民共和國邊境的察汗通古也有200餘公里。歷史上，北塔山向為中國領土，一直歸阿爾泰所屬土爾扈特密親王管轄。1914年設布林根設治局，北塔山在其治內。向為迪化（烏魯木齊）、阿爾泰、哈密三地間的要隘。

北塔山之戰的經過

1947年6月2日，蒙古邊防軍突然派軍官二人到小松樹溝找中方駐軍負責人，聲稱北塔山是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他們代表蒙古邊防軍通知中方，限於48小時撤離北塔山，否則蒙方將採取行動。馬希珍連長當即嚴詞拒絕，並向來人說：“北塔山是中國的領土，我連奉命駐守，軍人守土有責，沒有上級的命令，我們是不會離開北塔山的。”與此同時，馬希珍鑑於情況緊急，直接與軍部聯絡，說明了情況。馬呈祥指示馬希珍說：“兩個代表可方回去一名，叫他回去後另派員前來洽談，另一名暫時留下。”並命令馬希珍加強戒備，以觀事態發展。

1947年6月5日黎明，蒙古軍隊一個加強營，在炮兵一個連和六架塗有五角紅星標誌戰鬥機配合下，向馬希珍連駐地大石頭、烏龍布拉克一帶發起猛烈進攻。馬希珍指揮軍隊奮勇抵抗，戰鬥甚為激烈，炮火瀰漫附近各山頭。接著蒙軍又增派兩加飛機助戰，在我方陣地低空掃射。堅守陣地的馬全福排，集中全排的輕機槍瞄準敵機對空射擊，擊傷敵機一架，蒙軍攻勢稍退。馬希珍見敵眾我寡，又派副連長馬金福去附近牧民頭人處求援，經過工作，牧民頭人親自率領一百餘人攜帶武器趕到陣地，與我軍共同抗擊來犯之敵。戰鬥一直進行到傍晚時，才暫時停止。這一天，打死打傷蒙古軍二十多人，中國軍隊也傷亡十餘人，數匹戰馬被炸死。當晚馬希珍向軍長馬呈祥電告衝突經過。

6月7日早晨8時，蒙古軍隊經過一天的調整和準備後，再次發動更猛烈的進攻。先是飛機偵察、轟炸，繼以大炮轟擊陣地，隨後在五架蘇制飛機和炮兵、重機槍的掩護下，向中方陣地猛烈攻擊。我方守軍英勇還擊，由於我方居高臨下，有堅硬的岩石構築的工事，蒙古軍的進攻被打退。馬希珍又派人同烏斯滿取得聯絡，烏斯滿即帶領八十多名騎兵趕到陣地支援，並從側翼襲擊了蒙軍前線指揮所，俘虜蒙軍十餘人，繳獲了蒙軍電臺、檔案和一些蘇制武器等物。戰鬥一直打到下午7時許，終於打退了蒙軍的進攻。

6月8日上午9時許，蒙軍又向中方陣地發動進攻。先是用飛機進行轟炸、掃射，接著用炮火轟擊，然後步兵進行攻擊。馬希珍指揮守軍進行抵抗，連續打退了三次進攻。這時，中方增援部隊由騎二團團長韓藩率領五個連的兵力，陸續到達。另有奇台等三縣的哈薩克族騎兵獨立大隊的150餘騎，由大隊長達乃拜率領，隨二團也到達北塔山附近，歸韓藩指揮，協同作戰。蒙軍見中方增援部隊到達，形勢對他們不利，遂撤往北邊高山去了。

以上三次戰鬥，中方陣亡班長一名，士兵傷亡二十餘名，被敵機和炮火炸死戰馬二十餘匹。在清理戰場時發現蒙古軍遺棄的死屍三十多具，受傷人員估計比死亡的要多。繳獲戰利品如下：小炮一門，輕機槍三挺，步槍二十餘支，無線電機一部，軍旗數面，擊斃上尉軍官一名（可能是連長），邊防軍中校下達的命令一份，懷錶一隻，軍事地圖一份。經查閱繳獲檔案證實，這次事件中蒙古軍隊兵力組成是：三個步兵連，一個重機槍連，一個小炮排，一個山炮連，一個通訊排。

以後，戰局有了緩和，蒙古採取以攻為守，不時派飛機偵察，而少量軍隊則搞小規模戰鬥。6月15日、17日、20日均有小規模戰鬥。6月26日、27日兩天，蒙古軍又發動大規模進攻，都被打退。7月3日，雙方又發生一次激戰，我軍再次打敗蒙古軍的進攻。從7月5日到27日，大小戰鬥共二十餘次，直到1948年9月以後，蒙古軍隊在多次失敗的情況下，才停止了攻擊。騎五軍官兵在北塔山守衛戰中表現了捍衛國土，英勇作戰、痛擊入侵者的英勇氣概。

1948年秋，蒙古軍隊從北塔山撤軍。中方第一團奉命亦撤出防地，防地由邊卡大隊大隊長倪開林接管。至此，北塔山事件宣告平息。

謝邀，這裡就談談我的理解。首先我們要知道但是的背景，在近代歷史上，隨著清政府的沒落腐朽，北方的沙俄逐漸膽大起來，垂涎於中國的外蒙古地區，在外蒙策動了所謂的“外蒙古獨立”運動，在外蒙古宣佈建立“大蒙古國”政府，實際上是沙俄操縱的傀儡政府。蘇俄時期甚至還發表對蒙古宣告，稱外蒙古是一個獨立的國家。而當時的外蒙古大部分人心繫中華，中國成立了民國後讓更多外蒙人想要回歸，再加上中國因參加一戰而獲得較高的國際聲望，收復外蒙已是人心所向。

在一切準備妥當後，徐樹錚將軍率領中國東北邊防軍的第一師，步兵二個旅，騎兵一個團共4000餘人，乘上80多輛大卡車從多倫諾爾出兵，雄赳赳氣昂昂地向外蒙庫倫地區進軍，拉開了中國軍隊收復外蒙古的戰幕。徐樹錚有勇有謀，在出徵前知外蒙地域遼闊，不好供給，在多倫諾爾設立西北邊防軍後勤供應部，保證了物資的補給，為收復奠定基礎。

當時徐樹錚自己的部隊人數並不多，但卻“柔不可守”，“弱者示以強”，虛張聲勢，一路上旌旗招展、大肆張揚，很多敵人見到這聲勢沒抵抗就跑了。打敗敵人後，沒有休息，選擇了迅速出兵，沒有給敵人喘息機會，攻其不備，隨即命部隊攻取買賣城(今恰克圖)、烏里雅蘇臺、科布多以及被俄國強佔的唐努烏梁海等外蒙軍事重地。俄國還沒反應過，猝不及防被打了一仗，壓根沒想到徐樹錚進軍這麼迅速，只能選擇逃跑，坐視中國軍隊收復外蒙古各戰略要地，重地已失後，徐樹錚基本沒有遇到抵抗率軍開進了庫倫。徐樹錚收復外蒙的戰役中能夠穩定後方，保證供給，打仗膽大心細，出其不意，懂奇兵制勝，該穩的時候能穩，該膽大的時候也能膽大，最終中國政府軍僅用一個月的時間便收復了分離七年之久的外蒙古。

徐樹錚能一度讓外蒙古重歸中國，首先得益於當時東北亞局勢——俄國發生“十月革命”，沙俄政府無力繼續援助外蒙；當時外蒙王公和喇嘛爭權，希望獲得中央支援；需要中央幫助外蒙驅逐進入境內的沙俄流亡軍人。

其次，徐樹錚手上有較為強大的軍力——皖系段祺瑞的唯一嫡系部隊“邊防軍”，而外蒙的實際可用兵力極少。

以上述兩點為基礎，徐樹錚向外蒙當局下達最後通牒，“外蒙為國家領土，我為外蒙長官，有彈壓地方之責，不能坐視。請往告活佛，明日速應則已，不應當即拿解入京，聽政府發落。”迫使外蒙宣佈取消自治。

需要說明的是，徐樹錚的武力威懾，也埋下了隱患。如論者謂，“自徐樹錚被任為西北籌邊使後，對待蒙人，一主嚴厲，大失外蒙人心，其敦勸外蒙之取消自治也，且以強迫之手段出之，外蒙雖一時懾于徐之兵威，不得不俯首相從，但外蒙活佛王公喇嘛等則多有欲待機而動者”。（張忠紱：《中華民國外交史 1911年-1921年》，華文出版社2012年，第307—309頁）

直皖戰爭後，徐樹錚下野。蒙古王公、喇嘛再次要求恢復自治，並不惜向日本借款600萬元，勾結謝米諾夫部屬恩格。1921年，恩格攻陷庫倫，建立“外蒙古獨立政府”，依舊以活佛為首領。隨後，蘇俄出兵外蒙，驅逐了退守恰克圖的中國軍隊，又擊敗恩格所部，佔領庫倫。

1921年7月，蘇俄扶植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外蒙古在清朝時期納入中國版圖，一直是中國北部的緩衝地帶。辛亥革命之後，沙俄趁中國內亂的機會扶植外蒙古活佛哲布丹尊巴為“大蒙古國”皇帝。1915年以後，沙俄獲得在外蒙居住、貿易、司法等諸項特權，實際控制了外蒙古。

1917年“十月革命”爆發，沙俄陷入內亂，無力管轄外蒙古。外蒙的王公、活佛財源斷絕，急需中國政府援助。另一方面，外蒙古高層陷入內鬥，各實力派人物存在很深的矛盾。趁著這個機會，日本也想在外蒙古插上一腳。當時的日本已經在甲午戰爭、日俄戰爭接連打敗中國、俄羅斯，對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有很深的影響力。日本軍政府想扶持沙俄舊派軍隊領導謝米諾夫、布里亞特等人在外蒙立足。外蒙古的活佛們懼怕日本，但又得不到蘇聯的支援。這些外蒙的王公認為，依賴中國出兵外蒙是另一條好辦法。

外蒙王公於1919年8月向北洋政府表示願意“撤治”，恢復前清舊制。北洋政府西北邊防總司令徐樹錚，鑑於外蒙活佛與王公不和的機會，決定武統外蒙。當時徐樹錚掌握了皖系軍閥段祺瑞的嫡系部隊“邊防軍”，十分強大。

1919年的11月13日，徐樹錚率領一旅北洋精銳北上，向外蒙下達最後通牒：“外蒙為國家領土，我為外蒙長官，有彈壓地方之責，不能坐視。請往告活佛，明日速應則已，不應當即拿解入京，聽政府發落。”11月14日，徐樹錚要求外蒙先行撤治，隨後再議具體條件。11月22日，北洋政府總統徐世昌釋出大總統令，正式公佈外蒙撤治。在北洋政府一系列雷厲風行的行動中，外蒙迅速回歸於中國領土。

徐樹錚以一旅之師在20余天內就實現了外蒙撤治，在當時獲得了華人的熱烈稱讚，也極大地振奮了華人的民族自信。不過，徐樹錚利用武力在外蒙殘酷鎮壓蒙古貴族，掠奪蒙古資源，也埋下了後來的隱患。

徐樹錚下野後，蒙古王公、喇嘛們看到北洋政府內亂，無暇管理外蒙，又再次要求恢復自治，並不惜向日本借款600萬元，吸引日本注意力。隨後，蘇聯政府提議和中國一同出兵消滅盤踞外蒙的沙俄餘黨。但北洋政府無力抽手，拒絕了提議。蘇聯軍隊就以幫助中國平亂為理由，出兵外蒙，扶植了親蘇的“蒙古人民革命政府”。至此，徐樹錚收復外蒙再次陷於外國手中。

歸根到底，還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太過於弱小。北洋政府各派勢力都受制於帝國主義，連自身都難保，即便收回外蒙也很快就失去了。但是，徐樹錚收復外蒙的軍事行動也展現了北洋政府維護祖國領土和主權完整的一面，在當時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