賜姓賜名是一種激勵制度和權力派生。 相信大家看過《神探狄仁傑》吧，契丹首領李盡忠反叛，武則天怒斥，說改“李盡忠”為“李盡滅”，發兵征討，實際上賜姓賜名都具有依附性和妥協性，是一種對功臣或異族的收買方式。

《新唐書·李勣傳》雲：“帝喜曰：‘純臣也。’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姓。”賜李姓已經是莫大的榮譽，世與李世民字同，需要避諱，故而去掉了。

姓和氏，原先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絡的，到了漢以後才逐漸統一起來。中國古代的“賜姓”由來已久，其最早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周天子在封邦建國的同時，也對部分國族的原有之姓加以政治上的考慮。在當時，賜姓還不能納入激勵的範疇，其更主要的還是當新興的周王朝還無力掌控全域性、不得不承認某些古老國族的固有統治時所採取的一種妥協手段。《左傳·隱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 杜預注：“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媯汭，故陳為媯姓。”

秦代之後，賜姓分為三種：1、謂天子據某人祖先所生之地或其功績而賜予姓氏。2、多指以國姓賜與功臣，以示褒寵。3、還有賜他姓、賜惡姓幾類，賜惡姓同“賜死”，極為嚴厲，武則天時期對李氏舊人、王皇后親族賜過不少惡姓，如虺等。“坐不改姓，行不改名”是華人的家族血緣情結。賜姓真正成為一種激勵措施是在秦漢以後。秦漢以降，“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的分封制崩潰，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成熟起來，賜姓作為一種鼓勵效忠、懲罰叛逆的措施也應用得愈行愈深入。

皇帝賜姓賜名是一種榮耀。明代Nautilus鄭和，回族人，本來姓馬名三保，因保駕有功,明成祖賜姓鄭，改稱鄭和。古代統治者給臣民封賜姓氏，以示恩寵，最高統治者把皇族姓氏賜給有功臣民叫賜國姓，這是最大寵愛和褒獎，是一種莫大的精神獎勵，其作用遠遠超過物質賞賜，這是皇帝褒獎功臣、籠絡人心的一種巧妙手段。如漢高祖劉邦恩賜功臣婁敬和項伯纏為劉姓。金代原契丹人習涅阿補之所以因被賜姓“完顏”便“乞依女真人例遷官”，是因為當時被賜“國姓”便可以享有宗室待遇。明·田藝蘅《留青日札·江彬》記載：“彬亦建功，漸謀進用，賜姓朱氏。”

中國古代的賜姓，既有對功臣、寵臣進行褒獎的賜以美姓，也有對叛臣逆臣進行懲戒的剝奪賜姓恢復原姓和賜以惡姓。剝奪賜姓恢復原姓的情形在唐五代時期最為常見，典型者如羅藝，羅藝於唐高祖朝因歸順被賜國姓“李”，但至唐太宗朝又謀反，於是“梟之於市，復其本姓羅氏。”

再比如徐勣，他的家族命運很浮沉。徐勣亦於唐高祖朝被賜國姓“李”，但武則天時其孫徐敬業起兵被鎮壓，遂“追削敬業祖、父官爵，剖墳斷棺，複本姓徐氏。”五代時李彥威，李彥威曾被後梁太祖朱溫收為義子並賜姓“朱”，但後來又被責以慢于軍政，貶崖州司戶，“仍復其本姓名。”

而賜以惡姓則是在南北朝時期即已出現。南朝齊巴東郡王蕭子響永明七年( 489) 叛亂失敗，“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為蛸氏。”南朝梁武陵王蕭紀太清五年( 551) 謀反被誅，“有司奏請絕其屬籍，世祖許之，賜姓饕餮氏”。後來隋楊玄感起兵謀反被殺，隋煬帝詔“改玄感姓為梟氏”。唐王皇后、蕭良娣被廢及縊殺，高宗“追改後姓為蟒氏，蕭良娣為梟氏”。唐越王李貞、琅琊王李衝起兵討武被誅，武則天“削貞及衝屬籍，改姓虺氏”等等，都是賜惡姓制度的某種延續。

實際上，姓氏，在當初作為一種族群的標誌，原先那種社會功能和神密感現在已經基本消失。但在傳統時代，沒有人能抵抗皇權的誘惑。所以 ，基本沒有拒絕皇帝賜姓的，畢竟，帝王喜怒無常。

朝開國功臣徐懋功（李績） 徐懋功（李績）（594—669），原姓徐，名世績，字懋功。唐高祖賜徐懋功姓李，李世績。後又避太宗李世民諱，遂單名績。曹州離狐（今山東東明一帶）人。 徐懋功（李績）在其戎馬生涯中，能謀善斷，有傑出的軍事才幹。初在隋末為瓦崗寨義軍軍師，推翻隋朝殘暴統治。降唐後幫助李世民統一天下，攻滅東突厥，平定薛延陀，征服高麗，在維護國家的統一、維護邊境的安定與和平上戰功赫然。唐太宗曾極口稱讚他“古之韓（信）白（起）、衛（青）霍（去病）豈能及也”。享年七十六。高宗諡貞武，陪葬昭陵。所造墳墓按照漢代衛青、霍去病故事，形似陰山、鐵山及烏德鞬山，矗立在陝西禮泉縣九嵕山下。上元元年（760），唐肅宗把他與李靖一起，譽為歷史上十大名將之一，配享武成王（姜太公）廟。李績知醫，曾奉敕與許敬宗、蘇敬、于志寧等人編修《新修本草》行於世。另又有《脈經》一卷，系徐氏自撰之書。 瓦崗寨起義 李績出身於土豪，“家多僮僕，積粟數千鍾”。他為人慷慨，仗義疏財，與他父親“皆好惠施，拯濟貧乏，不問親疏”①。大業十二年（616），翟讓在瓦崗（今河南滑縣南）聚眾起義。這時，十七歲的李績也前來參加。他勸告翟讓說：“東郡於公與績皆為鄉里，人多相識，不宜侵掠。滎陽、梁郡、汴水所經，剽行舟，掠商旅，足以自資。”翟讓採納了他的建議，率軍西進，很快攻入二郡境內，掠取公私商船，因而“資用豐給，附者益眾”②，隊伍很快發展到一萬多人。瓦崗軍的發展與壯大，引起了隋皇朝的恐懼與不安，立即派滎陽通守張須陀率軍前來鎮壓。翟讓用李密的計謀，於滎陽大海寺附近同張須陀交戰，李績與李密將隋兵團團圍住，經過浴血奮戰，殺死張須陀，壯大了起義軍的聲威。 李績見李密的才幹勝過翟讓，便與王伯當共同勸說翟讓推李密為主，於是李密被尊為魏公，成為瓦崗軍的最高統帥。不久，李績以奇計於洛水大破隋將王世充軍，因功封為東海郡公。當時，河南、山東發生了嚴重的水災，餓殍滿野，隋煬帝雖命令開黎陽倉救災，但由於政令紊亂，倉吏又不能及時散發，致使每天餓死數萬人。李績遂向李密獻計說：“天下大亂，本是為飢，今若得黎陽一倉，大事濟矣。”李密接受了他的建議，命他率本部五千人馬向黎陽倉進發，在其他義軍的配合下，當天即攻佔了黎陽倉，並迅速開倉濟貧，任民所取，因而博得了饑民的熱烈擁護，紛紛加入了起義軍，“一旬之間，勝兵二十萬餘”。從而迅速地壯大了隊伍，開創了起義軍蓬勃發展的新局面。 義寧元年（617），瓦崗軍發生內訌，李密設計殺死翟讓，李績也被門衛砍傷。李密將李績扶入帳內，親自為他上藥，並讓李績與單雄信等人統率翟讓舊部，“中外遂定”①。 事後，李密驕傲自大，又不撫卹士兵，倉糧雖多，但府庫無錢帛，戰鬥獲勝，又無所賞賜，兵士不滿。李績見軍心不穩，一再提醒李密，指出他的失誤。李密很不高興，遂命他出鎮黎陽。“雖名委任，實亦疏之”②。 宇文化及於江都縊殺隋煬帝后，率十萬大軍北上，奔東都洛陽而來。越王楊侗剛即帝位，自度抵擋不住，遂誘降李密，命他討伐宇文化及。李績奉命守倉城，於城外掘深溝，加強守備。宇文化及來勢洶洶，架設攻具，四面攻城，但受深溝所阻，不能到達城下。李績又於溝中挖地道，出擊敵人，宇文化及大敗而去。 武德二年（619），李密被王世充擊敗，入關降唐，李績仍據守黎陽等十郡之地，未有歸屬。後聽從魏徵的勸說，決定歸唐。他對長史郭孝恪說：“魏公既歸大唐，今此人眾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獻之，即是利主之敗，自為己功，以邀富貴，吾所恥也。今宜具錄州縣名數及軍人戶口，總啟魏公，聽公自獻，此則魏公之功也。”於是派人至長安獻於李密。使者初到京城，唐高祖聽說沒有表奏，唯有給李密的信函，感到奇怪。使者奏明瞭李績的本意，高祖十分高興，並稱贊他“感德推功，實純臣也”。即詔授他為黎陽總管、上柱國，加右武候大將軍，封曹國公，賜良田五十頃，甲第一區。其父李蓋也受到了封賞。並令李績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

徐懋功本名徐世績，字懋功，也就是隋唐演義中的軍師徐茂公，後被唐高祖李淵賜姓國姓“李”，因此也叫李世績，後因避諱唐太宗李世民，稱李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