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要先解題。“推翻”一詞，在此應是“根本否定”的意思。鑑於上古史與考古學研究領域的絕大多數問題都具有不可驗證性，學者的研究結論多屬推論和假說，而假說僅代表可能性，多種可能性之間當然不是排他的關係。所以，“推翻”一詞不是嚴謹的學術用語，從其本意看，就天然地帶有某種情感色彩。

另外就是“西來說”。這也是個內涵和外延都含混不清的概念，它跟“推翻”一樣也有絕對化的傾向，含有全盤西來、人群的直接移動等意味。這樣簡單粗暴的概念逐漸地被深入細密、系統全面的研究所推翻，就是很正常的事兒了。

題下說明中提到的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是一位嚴謹的學者，他在1923年發表的《中華遠古之文化》中，在比較了剛發現的仰韶文化和中亞原始文化彩陶的異同後，從彩陶紋飾的相近，認為有自西向東傳播的可能性，據此提出了“仰韶文化西來說”的假說。這個假說被後來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所否定。安特生本人早在幾年後就修正了自己的觀點，但在二十世紀下半葉，他又遭到了無的放矢的批判。

著名考古學家、北京大學教授嚴文明先生指出，“文化是獨立發展的還是由其他地方傳播而來的，本來是一個學術問題，完全可以透過進一步的實際工作和正常的學術討論來求得解決，可是在近代以來特殊的社會氛圍下，它就成為一個十分敏感的熱點話題，其實是不正常的。”“歷史上的文化交流是常有的事，中國接受過許多西方文化的饋贈，也有不少物質和精神文化傳播到西方，促進了各自社會文化的發展。能夠接受外來文化正是胸懷開闊的表現，有什麼不好呢？”

至於包括“西方文化的饋贈”在內的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發現與研究，已蔚然大觀，可以作為今後的話題。

其實這一學說至今並未被完全推翻，只是當下提的少了，側重於彰顯歷史自信與走出疑古時代，突出中華文明的源遠流長和本土原生性。

在1894年間，法裔英華人拉克伯裡（Terrien de Lacouperie）在《中國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的著作中，半虛構性的撰述了一個關於中國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兩河流域的國王Nakhunte率領巴克族（Bak tribes）從迦勒底亞出發，翻越了崑崙山，歷經艱險，來到了中國西北部的黃河上游。此後，巴克族四處征伐，傳播文明，此舉最終奠定了中國歷史的基礎。

在拉克伯裡眼中，被中國史書奉為文明始祖和帝王譜系之源的黃帝原來裔出巴比倫，華人(漢人)的祖先原來是巴比倫人。他為了論證這一觀點，拉克伯裡在書中共列舉出中國早期文明與古巴比倫文明間近百種類同之處。其中主要包括：

（1）天文曆法方面，古代兩河流域居民與華人皆採用太陽曆紀年法，置閏月，一年分四季、12月、24節氣，並以12年為一迴圈、60年為一紀（甲子）。此外，關於“天”的形狀的描述、對慧星的稱呼、以金木水火土為五日累積法和天干地支的用法等也相同。

（2）科技發明方面，古代兩河流域居民與華人都能摩擦取火、開溝造運河、種植小麥、鍛造金屬、利用粘土造瓦、製造獸皮舟油皮舟以及使用戰車等。

（3）語言文字方面，拉克伯裡認為《易經》中的八卦就是古巴比倫楔形文字的變形。他認為所謂“卦”者，就是中國的一種古文字，因為字簡而事繁，故於一字中包含多種意義， 後代人遂以為“八卦”寓含天地萬物之理。而《易經》實質是古文字字典。

（4）政治制度方面，古代兩河流域居民與華人都實行帝王獨裁政治，置天官，以右為尊。此外，兩個文明在“四表”、“四海”、“四嶽”、“十二牧”、“黔首”、“中國”、“上帝”等概念的使用方面也有相同之處。

（5）歷史傳說方面，中國古代關於大洪水氾濫的傳說、神農氏的傳說、倉頡造字的傳說以及半魚半人形巨人的傳說等，在古巴比倫也都能找到類似的記載。

這就是所謂中國文明源於巴比倫的“西來說”，幾乎成了一個學術公案。1895年，晚清士人宋恕在《六字課齋津談》中就寫到：

西人謂世有文字始於亞洲之非尼西人，又謂巴比倫字最類中國字，《易》之‘乾’，‘坤’，乃巴比倫呼‘天’、‘地’之轉音。《爾雅》所載干支別名亦然，疑中國之學傳自巴比倫。

到了清朝末年，華人種、文明自西而來的說法頗為流行，博得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等知名學者與思想家的推崇。

實際上，文明西來說只是當時一種文化不自信的表徵，也是一種學術上的疑古思潮。在19、20世紀交替之際，對於華人種和文明的起源問題，東西方學者曾做出種種考釋，提出很多說法。

零零散散，有主張來自巴比倫的(拉克伯裡)，有主張來自亞洲南方的(海蓋爾)，有主張來自亞洲北方的(蒯督祿弗兒)，有主張來自亞洲東方的(岡本監輔)，有主張由美洲遷入的(赫胥黎)，有主張來自埃及的(岱烏士、戶水寬人、幣原坦、霓川)，也有主張來自帕米爾———崑崙山的(有賀長雄、兒島昌定)，還有主張獨自發生的(特孟亞、愛米阿、部來墨爾)。眾說紛紜中，最能博得中國知識界讚賞和信從的則是巴比倫和帕米爾———崑崙山兩種西來說。

其實，這些今天看來似乎並不科學的說法所以能在當時風行得到認同，固然是由於中外學者出自不同目的大力宣揚的結果，但最根本的因素還在於當時的時代特徵。

一方面，正值中國古典學術開始向現代轉型之際，融入國際學術潮流是不少學者努力的目標，而這些打著人類學、人種學、民族學、考古學旗號對中國歷史文明所做出的獨特解釋恰與中國知識界尋求國際認同的期望相符。

另一方面，則是國力衰微的時代。在政治上此時正是甲午戰後失敗主義情緒籠罩華人之際，同時也是急需走出滿族貴族專制統治、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以與列強抗衡之時，所以對彼時知識界而言，最關鍵的是要樹起民族主義旗幟，以此激發民眾。可以說，這些都是時代的產物。

但是需要注意，正如陳星燦所言，迄今為止，中國文化西來說與文明本土說在學術上的現狀差不多一樣，都還沒有考古學上的科學證據。

參考文獻：

李帆：《民族主義與國際認同之間———以劉師培的華人種、文明西來說為例》。

孫江：《拉克伯裡“中國文明西來說”在東亞的傳佈與文字之比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