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書中體現了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天下大同，是維新派孜孜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在康有為的思想體系中佔有很重的位置。這種思想的核心是把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學說和中國傳統的今文哲學中變易的哲學觀點融為一體，又吸收了《禮運》的小康大同說，附會公羊三世論，認為人類社會是循著“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規律發展，最終達到“政府皆由民造”，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隨著康有為對西學認識的逐漸加深，尤其在甲午戰敗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加劇，華人民滅臨著亡國滅種的命運，康有為和其弟子便決定把這種大同思想廣為傳播，並作為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武器。《孔子改制考》也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寫出來的。康有為在序中開門見山地宣稱：“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為讀其遺言，淵淵然思，悽悽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見太平之澤，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我中國……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
在千餘言的序文中，有為提到“太平之治，大同樂”達八、九次之多，後人往往認為《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為變法改制張本”的著作，卻忽略了它同時也是一部張揚大同思想的宣言。在這部書中，康有為把孔子極力描寫為一個力主改革的聖人，把大同思想說成是孔子教義的最高境界，只是由於“新歆遽出，偽左盛行，古文 篡亂”，才使孔子地位降低，“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闇然不明，鬱而不發。”
同時，為了宣揚大同思想，康有為對當時統治地位的朱熹思想也進行大膽的譏諷。他在序言中說朱熹“多言義而寡言人，知省身寡過而少極民患”，實際上是指責程朱理學只注重宣傳綱常教義，束縛人們的手腳，禁錮人們的頭腦，而不注意解決實際問題，把人們從現實的苦難中解救出來，因為他們“蔽於 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因此，認為朱熹的言論，實際是偏安之論，而康及其弟子就是要撥開雲霧見日，使大同思想重現於世
首先，書中體現了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天下大同，是維新派孜孜以求的社會政治理想，在康有為的思想體系中佔有很重的位置。這種思想的核心是把西方資產階級進化論學說和中國傳統的今文哲學中變易的哲學觀點融為一體，又吸收了《禮運》的小康大同說，附會公羊三世論，認為人類社會是循著“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的規律發展，最終達到“政府皆由民造”，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
隨著康有為對西學認識的逐漸加深，尤其在甲午戰敗後，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侵略加劇，華人民滅臨著亡國滅種的命運，康有為和其弟子便決定把這種大同思想廣為傳播，並作為挽救民族危亡的精神武器。《孔子改制考》也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寫出來的。康有為在序中開門見山地宣稱：“孔子卒後二千三百七十六年，康有為讀其遺言，淵淵然思，悽悽然悲，曰：“嗟夫！使我不得見太平之澤，被大同之樂者，何哉？使我中國……不得見太平之治，被大同之樂者，何哉？”
在千餘言的序文中，有為提到“太平之治，大同樂”達八、九次之多，後人往往認為《孔子改制考》是康有為“為變法改制張本”的著作，卻忽略了它同時也是一部張揚大同思想的宣言。在這部書中，康有為把孔子極力描寫為一個力主改革的聖人，把大同思想說成是孔子教義的最高境界，只是由於“新歆遽出，偽左盛行，古文 篡亂”，才使孔子地位降低，“公羊之學廢，改制之義湮，三世之說微，太平之治，大同之樂，闇然不明，鬱而不發。”
同時，為了宣揚大同思想，康有為對當時統治地位的朱熹思想也進行大膽的譏諷。他在序言中說朱熹“多言義而寡言人，知省身寡過而少極民患”，實際上是指責程朱理學只注重宣傳綱常教義，束縛人們的手腳，禁錮人們的頭腦，而不注意解決實際問題，把人們從現實的苦難中解救出來，因為他們“蔽於 據亂之說，而不知太平大同之義”。因此，認為朱熹的言論，實際是偏安之論，而康及其弟子就是要撥開雲霧見日，使大同思想重現於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