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沒有“細菌學概念”的漫長古代世界裡，對“飲水衛生”的認識，中國古人不但認識得極早，更看得很深。 早在戰國年間的《呂氏春秋》裡，就詳細論述了“飲水衛生”與身體健康的關係，認定“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而水質惡劣則會造成“癰瘡”“甲狀腺腫大”“腳腫”等病症。所以對水質清潔問題，歷代古人也不敢馬虎。
比如飲用水源的選擇，就是慎之又慎。通常要選擇“長流水”且“甚寒而清”，清初更形成了五種驗水方法。漢代每年夏至，就是清理疏浚井水的日子，北魏起更開始用茱萸給水井防毒，唐代時用屠蘇酒藥渣。宋代的城鄉水井不但有“護井公約”，而且開始採用鍾乳、雄黃等礦物質進行“混凝沉澱”。明清年間時，明礬也成了重要的“水質淨化藥材”，一直沿用到今天。為了讓水乾淨，歷朝歷代都絞盡腦汁。 而一座座留下文明輝煌的古代城市，更是離不開水。在“城市飲水供水”方面，中國古代也一度走在世界最前面。東周陽城遺址裡，就發掘出了殘長32.6米的地下陶製排水管道，以及設計精密的“閥門坑”。戰國楚國紀南城遺址裡，長一公里的範圍裡分佈著256座水井。
“自來水”的理念，更在許多古代城市得到實踐：最晚唐代時，竹筒水槽就在西南多個城市供水。宋代時“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蘇軾，就親自為廣州設計了“自來水系統”。以“五管大竹”把山泉水引入廣州，讓廣州百姓“一城貧富，同飲甘涼”。漂亮解決了這個“宋朝國際大都市”的吃水難題。明代名將李文忠也開鑿龍首渠，將泉水引入西安城，“縈繞民舍，民始得甘飲”。唐末起蕭條數百年的古都西安，從此煥發第二春。 水質的安全維護，當然也是古代城市的重要大事：比如北宋整治成都金水河時，就特意加修了漕渠。這樣水流進入成都城前，先在漕渠裡經過淨化，清潔後才進入城市。這一類的苦心，也令許多古代名城，常年以水質清潔著稱。比如明代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利瑪竇，就在《利瑪竇中國札記》裡盛讚了蘇州河道的水質：“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樣又鹹又澀。” 許多名城的輝煌歷史，更離不開大規模的供水工程建設，典型明清北京城。為什麼明代都城北京，比起元朝“元大都”來位置還有偏離？因為元代時供應元大都飲水的“白浮泉”“積水潭”或是斷流或是枯竭。所以明朝就重新改建翁山泊與玉泉山，將其與積水潭重新打通，然後水流一分為二，既給宮廷供水又通運河，形成了影響北京六百年的水利系統。清朝乾隆年間又修整了昆明湖，將其變成了供應北京的人工水庫。
但儘管如此，對於許多“缺水”的地區來說，就算能解決吃水問題，“喝口好水”卻還是難。還是以明清北京城為例：當時北京城有1200多口井，但水質卻“苦固不可飲”。甚至在北京城“賣水”也成了火爆生意。以《北遊錄》形容說“車水相售”。北京城尚且如此，“井水苦”也可想而知，是許多古代城鄉共有的煩惱。這種情況下，“水質清潔消毒”也就更重要。而比起前面的各類“消毒”來，更安全的消毒方法，就如李時珍《本草綱目》裡所說，要把水“煮沸”，即“燒水”。 在中國古代飲水史上，“燒開水”的習慣也是歷史悠久。戰國年間孟子就說過“冬日則飲湯”，也就是喝熱水。飲茶風氣普及後，“燒開水”更是成風。一開始還是文人雅士們的專利，但最晚到宋代時，“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明白“喝開水好”。 “燒開水”的工具，也是一代代演變。早年多是用“鼎”，宋代時出現了“湯瓶”，即專用“燒水點茶”的器具，有銀製和瓷制等多種。在宋代的各類“雅集”中經常出現。明代時又出現了更普及的“銚”，有瓷質、銅質、鐵製、錫制各類，形態已接近今天的燒水壺，上等的“茶銚”用於貴族士大夫的飲茶享樂，普通的“爐銚”，也用於老百姓家燒水。
比如看看明清年間的各類小說，就知“燒開水”這事兒，在民間普及更廣。《儒林外史》裡就有用“爐銚”來“煨了一壺茶”的情景。“燒開水”的出現頻率也更多。屢試不第的周進昏倒在貢院時，就是同行朋友“到做工的那裡藉口開水來灌他一灌”，才算把人救醒。范進中舉後同樣昏倒，“幾口開水灌了過去”，卻是越灌越瘋。可見，在明清年間的經濟發達地區，無論城鄉窮富，“燒開水”都還比較常見。 這些飲水問題上的“講究”，也確實造就了古代中國，在當時條件下的健康生活方式。 但話說回來，對於古代老百姓來說，哪怕到了“燒水器具”不太貴的明清年間，“燒開水”也多是個奢侈事。十分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燃料問題：炭薪等古代燃料，整個古代史上都是價格不菲。發展到明清年間時，雖然煤炭也越發普及，但無論燒柴燒炭，都是不小的開支。比如明朝名臣楊繼盛早年做秀才時，由於家裡“又乏炭柴”，所以“嘗起臥冰霜，而寒苦極矣”。享受優厚待遇的楊秀才，“生個火”都這麼難。
而在古代老百姓生活裡，“柴”就是“開門七件事”之一。在明代經濟較好的松江，一百斤柴火可以賣到七分銀子，相當於一口鐵鍋的價格。一百斤煤炭價格更能賣到一錢三。老百姓家平日生個火，基本就是“燒錢”。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大部分古代老百姓來說，“燒水”都是不易，“燒茶”“燒湯”更是奢侈。更常見的方法，也就是用“屠蘇”“白礬”“杏仁”等物把水淨化一下。 直到近代年間，隨著“自來水”和“煤餅”“煤球”進入中國。華人的飲水條件，才更加改善起來。1907年天津衛生總局的一則示諭，更縮影了當時的“飲用水質量”：“重提一遍，凡吃喝水，須用白礬澄清，過一晝夜，燒二十分鐘，方可取用……就是自來水，亦要燒開了再吃，要緊，要緊。”
在沒有“細菌學概念”的漫長古代世界裡，對“飲水衛生”的認識，中國古人不但認識得極早，更看得很深。 早在戰國年間的《呂氏春秋》裡，就詳細論述了“飲水衛生”與身體健康的關係，認定“甘水所，多好與美人”，而水質惡劣則會造成“癰瘡”“甲狀腺腫大”“腳腫”等病症。所以對水質清潔問題，歷代古人也不敢馬虎。
比如飲用水源的選擇，就是慎之又慎。通常要選擇“長流水”且“甚寒而清”，清初更形成了五種驗水方法。漢代每年夏至，就是清理疏浚井水的日子，北魏起更開始用茱萸給水井防毒，唐代時用屠蘇酒藥渣。宋代的城鄉水井不但有“護井公約”，而且開始採用鍾乳、雄黃等礦物質進行“混凝沉澱”。明清年間時，明礬也成了重要的“水質淨化藥材”，一直沿用到今天。為了讓水乾淨，歷朝歷代都絞盡腦汁。 而一座座留下文明輝煌的古代城市，更是離不開水。在“城市飲水供水”方面，中國古代也一度走在世界最前面。東周陽城遺址裡，就發掘出了殘長32.6米的地下陶製排水管道，以及設計精密的“閥門坑”。戰國楚國紀南城遺址裡，長一公里的範圍裡分佈著256座水井。
“自來水”的理念，更在許多古代城市得到實踐：最晚唐代時，竹筒水槽就在西南多個城市供水。宋代時“不辭長作嶺南人”的蘇軾，就親自為廣州設計了“自來水系統”。以“五管大竹”把山泉水引入廣州，讓廣州百姓“一城貧富，同飲甘涼”。漂亮解決了這個“宋朝國際大都市”的吃水難題。明代名將李文忠也開鑿龍首渠，將泉水引入西安城，“縈繞民舍，民始得甘飲”。唐末起蕭條數百年的古都西安，從此煥發第二春。 水質的安全維護，當然也是古代城市的重要大事：比如北宋整治成都金水河時，就特意加修了漕渠。這樣水流進入成都城前，先在漕渠裡經過淨化，清潔後才進入城市。這一類的苦心，也令許多古代名城，常年以水質清潔著稱。比如明代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利瑪竇，就在《利瑪竇中國札記》裡盛讚了蘇州河道的水質：“清澈透明，不像威尼斯的水那樣又鹹又澀。” 許多名城的輝煌歷史，更離不開大規模的供水工程建設，典型明清北京城。為什麼明代都城北京，比起元朝“元大都”來位置還有偏離？因為元代時供應元大都飲水的“白浮泉”“積水潭”或是斷流或是枯竭。所以明朝就重新改建翁山泊與玉泉山，將其與積水潭重新打通，然後水流一分為二，既給宮廷供水又通運河，形成了影響北京六百年的水利系統。清朝乾隆年間又修整了昆明湖，將其變成了供應北京的人工水庫。
但儘管如此，對於許多“缺水”的地區來說，就算能解決吃水問題，“喝口好水”卻還是難。還是以明清北京城為例：當時北京城有1200多口井，但水質卻“苦固不可飲”。甚至在北京城“賣水”也成了火爆生意。以《北遊錄》形容說“車水相售”。北京城尚且如此，“井水苦”也可想而知，是許多古代城鄉共有的煩惱。這種情況下，“水質清潔消毒”也就更重要。而比起前面的各類“消毒”來，更安全的消毒方法，就如李時珍《本草綱目》裡所說，要把水“煮沸”，即“燒水”。 在中國古代飲水史上，“燒開水”的習慣也是歷史悠久。戰國年間孟子就說過“冬日則飲湯”，也就是喝熱水。飲茶風氣普及後，“燒開水”更是成風。一開始還是文人雅士們的專利，但最晚到宋代時，“縱細民在道路，亦必飲煎水”。即使是普通老百姓，也都明白“喝開水好”。 “燒開水”的工具，也是一代代演變。早年多是用“鼎”，宋代時出現了“湯瓶”，即專用“燒水點茶”的器具，有銀製和瓷制等多種。在宋代的各類“雅集”中經常出現。明代時又出現了更普及的“銚”，有瓷質、銅質、鐵製、錫制各類，形態已接近今天的燒水壺，上等的“茶銚”用於貴族士大夫的飲茶享樂，普通的“爐銚”，也用於老百姓家燒水。
比如看看明清年間的各類小說，就知“燒開水”這事兒，在民間普及更廣。《儒林外史》裡就有用“爐銚”來“煨了一壺茶”的情景。“燒開水”的出現頻率也更多。屢試不第的周進昏倒在貢院時，就是同行朋友“到做工的那裡藉口開水來灌他一灌”，才算把人救醒。范進中舉後同樣昏倒，“幾口開水灌了過去”，卻是越灌越瘋。可見，在明清年間的經濟發達地區，無論城鄉窮富，“燒開水”都還比較常見。 這些飲水問題上的“講究”，也確實造就了古代中國，在當時條件下的健康生活方式。 但話說回來，對於古代老百姓來說，哪怕到了“燒水器具”不太貴的明清年間，“燒開水”也多是個奢侈事。十分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燃料問題：炭薪等古代燃料，整個古代史上都是價格不菲。發展到明清年間時，雖然煤炭也越發普及，但無論燒柴燒炭，都是不小的開支。比如明朝名臣楊繼盛早年做秀才時，由於家裡“又乏炭柴”，所以“嘗起臥冰霜，而寒苦極矣”。享受優厚待遇的楊秀才，“生個火”都這麼難。
而在古代老百姓生活裡，“柴”就是“開門七件事”之一。在明代經濟較好的松江，一百斤柴火可以賣到七分銀子，相當於一口鐵鍋的價格。一百斤煤炭價格更能賣到一錢三。老百姓家平日生個火，基本就是“燒錢”。在這種情況下，對於大部分古代老百姓來說，“燒水”都是不易，“燒茶”“燒湯”更是奢侈。更常見的方法，也就是用“屠蘇”“白礬”“杏仁”等物把水淨化一下。 直到近代年間，隨著“自來水”和“煤餅”“煤球”進入中國。華人的飲水條件，才更加改善起來。1907年天津衛生總局的一則示諭，更縮影了當時的“飲用水質量”：“重提一遍，凡吃喝水，須用白礬澄清，過一晝夜，燒二十分鐘，方可取用……就是自來水，亦要燒開了再吃，要緊，要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