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由於歷史的選擇，中國古代文人有很強的做官意識，皓首窮經，為的就是把一腔才華貸於帝王家。但並不是所有的文人都能金榜題名。多數人往往官夢難圓，或放野于山林，或泛舟於江湖，或躬耕於隴畝，或為僧為道，以詩言志，著書立說。

文人懷抱經綸大志, 期望科舉仕途, 但在屢試不第後, 或出家修道、削髮為僧, 或走上隱居不仕的道路。實際上, 這正體現了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的基本特點。是文人精神世界超越性的具體表現。

在中華民族傳統的文化心理結構中, 其核心是儒道互補。體現在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上, 所謂“道”, 即“窮則獨善其身”, 即道家的隱逸情趣結合儒家的“孔顏樂處”。歷代那些潛居避世的隱士, 或處山林, 或在草野, 俱以不求聞達、不入仕途為其特徵, 體現了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這一層面。

道家的無為而治，真逍遙，真隱逸也。

面對同一件事，每個人都有不同的選擇，有“避世”的人，當然也有“不避世”的人，這都是他們的選擇而已。只是在我們的印象中，大多文人在政事遇到挫折，都退居山林了。古代等級制度森嚴，皇權至上，朝廷腐敗，官員貪汙這樣的事在哪個朝代，哪個地方都存在，區別只在於嚴重與否。政事遇挫，簡單的話，只是自己的仕途不順，才華不能得到施展，嚴重的的，那就不僅是個人問題，那將會牽連整個家族，親朋好友。選擇“避世”只是無奈之舉罷了。他們雖然遠離朝堂，卻仍心繫百姓，心憂天下。南朝齊梁時陶弘景，人稱陶隱士，雖然隱居山中，朝中大事還向他請教，被稱為“山中宰相”。很多文人在隱居避世期間，寫文著書，傳道授業，以另一種方式堅持著自己的道。他們的一言一行都給我們詮釋了什麼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上述所說的隱士雖然隱居，卻心在紅塵。當然也有那些真的喜愛田園生活，想要過一種與世無爭的生活，在經歷了政治挫折，看過了官場險惡，才發現自己真正的想要是什麼，歸隱田園，是他們的理想，不能以沒志向來評價。當然也有真的是因為害怕了，才決定遠離官場，這也是人之常情，我們應當理解。當這兩類隱士數量應該不多。

蘇軾是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曾經進士及第，才華能力不可否認，前途一片光明。因為“烏臺詩案”被貶，仕途不順，但他並不因此而一直鬱鬱寡歡，想著“避世”。《赤壁賦》

“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可見其曠達。雖遭受貶謫，但他心懷百姓，建造蘇堤，最後也名留青史了。

不論是否“避世”，只要心懷百姓，品行高尚，就值得我們去尊敬。

我覺得這個原因很複雜，咱們從大往小說。

首先，文人接受的教育，非常剛純。就是說，他們心中是非觀很明確，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做人做事都不以利益為先，而以聖人教導為先。那麼，這個教導的核心是什麼呢？我目前的理解是，成就自己，把自己修成聖賢，找到自己的歸處。但，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說法，最興盛的儒家講的是內聖外王。注意內聖在前，所以文人們都把自己的修身擺在第一位，其他都在其次。所以在世間，當一個人發現自己不能激濁揚清，就會想著圖個方便，避世修行。若論自在無為的道家，那他們本來就是不理世事的，所以避世就是他們的天然選擇了。

其次，各人的境界不同，對聖人教導的理解程度也不同，然後他們又各自傳給自己的下一代、學生等等的學問也就不同。所以文化的原始版本其實在流傳過程中一直在衰減，後來的人，就很難達到聖賢的境界了。於是，對自己的境界要求就被替換成了在一定行為準則下的名聲要求，換言之，他們開始愛惜自己的羽毛，忽略了其他。文人重清名，為了這個名聲，他完全可以不重利益和權力，而避世隱居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用實際行動與汙濁劃清界限，得到千古清名。但這已經開始失去修行的本意。他們也不是沒志向，只是志在名，不在利。

再次，文人多空有志向，卻做不成什麼事。因為他們顧慮太多。想做成一件事業，有時候是要無所不用其極的，但文人做不到。如上一條所說，他們太愛惜自己的羽毛，整天梳理，卻忘了飛翔。於是，當面對殘酷的現實，他們心中會有怯懦的一面，這時避世的選擇，其實是個逃避。

最後，文人相輕，很難聚在一起，長久地做事。他們心中，評價很重。見到一個人，首先評價。這就導致文人很難有真正的朋友，更難有戰友。所以，文人很孤獨。在鬧市中的孤獨顯得太悲涼，且他們心中的評價和由對別人的評價產生的對自己的過分肯定或否定，對一個人來說都是極大的負擔。天長日久，承受不了的人，自然會選擇避世。

以上是我目前能找到的幾個理由，它們往往兼而有之，分不清彼此，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

古人的避世並不是我們所認為的躲避世事不聞不問，避世分兩種其一是躲避迫害由於政治鬥爭的失敗為了躲避政敵的迫害不得不隱姓埋名躲避追殺。其二是由於自身的理想無法實現而只能暫時隱居等待何時的時機力圖東山再起。我們知道很多都是後者應為他們大多最後都成功了。

古代一般文人，大多有相同道德觀，學業有成，去考科舉，在官場中打滾一段時間，就看個人能力，制遇決定前途，能一直做到告老還鄉就不錯了，中途退出的，多是隱居避世，遠離是非，也有些是不願當官，選擇避世式生活，也會自得其樂，總之文人在古代是比一般人特殊的群體，對怎樣生活的選擇，也有和其他人不同之處。

乾隆下江南至鎮江金山寺，問道主持高僧：“長江中船隻來來往往，這麼繁華，一天到底有過多少條船啊？”高僧答道：“只有兩條船。”乾隆：“怎麼會只有兩條船呢？”高僧：“一條為名，一條為利，整個長江之中來往的無非就是這兩條船。”引申一下，兩條船就一個船長名叫慾望，也就是現代人所謂對自由與享樂的追求，不管在今世還是等到來世，信仰為之給力，而且總是帶著為人、大愛的幌子。看透了這一點，真正的得道就是無慾、無為、“避世”。 可見，古人比我們聰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