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文官集團是幫助皇帝削弱和對抗外戚集團的，但同時又是制約皇權的，歷史上，制約文官集團的有效角色曾經是御史，也就是負責監察彈劾的官員。而明朝的文官集團拉幫結派太猛了，時常御史和閣員一起和皇帝叫板，皇帝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慾，一方面為了偷懶，一方面為了與個個都清正得不得了的文官士大夫抗衡，竟然違背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一手打造了宦官集團，甚至為他們成立了專門的機構，去監督，控制，打擊，報復文官。到後來宦官禍國，特務機構一手遮天，亂得一發不可收拾。

大太監魏忠賢

雖然說魏忠賢也好，劉瑾也好，權力再大，最多都不過是皇帝的傀儡，只要皇帝一收線，這些人就死無葬身之地，他們的組織也就土崩瓦解，然而也有玩脫了的時候，比如土木堡之變。

清朝是吸取了明朝的教訓的。至始至終都沒有賦予太監太大的權力，也沒有為他們設立專門去制約文官的特務機構。一方面清朝皇帝素質都較高，能夠合法合情處理的事，就不用那些下三濫的手段完成，另一方面，清朝有類似功能，但是更先進的手段。

康熙南巡圖卷

康熙帝個人魅力極大，威望極高，和開疆闢土的功臣們經常打成一片，一團和氣。因此還有一種交流方式就是“串門”。據史料記載，康熙帝從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31歲，到四十六年（1707年）54歲，六下江南，共520天。透過南巡瞭解民情，督查臣工。儘管如此，也避不開人性之惡，到了老年時也難免吏治混亂，國庫虧空。

康熙朝以前，皇帝與臣工交流溝通主要透過各種官方文書，有制、詔、誥、敕等不同種類，它們的形制、質地、顏色與使用的範圍也各有不同。

一般我們經常在各種電視劇集中看到的聖旨，諭旨等，其實是清帝用來發布日常政令命令的官方文書。

諭，一般指皇帝的指示性命令；旨，是皇帝對臣工請示的回覆。清王朝所有對國家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項重要事務的最終決策及最高統治者處置意見，都必須要透過上諭文書加以釋出和實施。

上諭一般是由內閣大學士或南書房的侍臣撰擬，透過內閣頒發，或由宮中徑發有關部院及大臣。雍正七年(1729）設立軍機處後，上諭統一由軍機處撰擬，乾隆後逐漸改由軍機章京擬草。一般上諭經皇帝同意後，透過兩種途徑發出：

明發，透過內閣公佈，稱作”內閣奉上諭”，是屬於有關國家重大政令需要中外臣民共知的。如宣戰、議和、大赦、巡幸、謁陵、經筵、蠲免及高階官員的除授降革、重大案件的處理結果等；廷寄，是以軍機大臣奉旨的名義，由軍機處交兵部捷報處寄給外省督、撫、提鎮大員或欽差大臣等高階官員的，是限於個別臣工所應知而不適於公開的機密性諭旨。其內容大都是告誡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責問刑罰之失當等。

上諭

康熙喜愛出行，而雍正卻沒有這個福氣，在統治帝國的13年當中，這個勤勉的皇帝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紫禁城和圓明園中度過的，一生中處理奏摺41600餘件，寫下批語多達1000多萬字。為了足不出戶就瞭解天下大事，他沿用並且發揚了康熙朝就有，但是並不普及的秘折制度，將秘摺奏事的官員從100多人增加到1200多人，他們包括官員，親隨，甚至一些看似不重要的僕人。

雍正帝畫像

透過這種巧妙的手段，就繞過了繁雜臃腫的機構，直接在大臣中廣插親信，把控全國吏情。一般來說，在雍正帝精力充沛的情況下，他可以透過任何一個秘折，清楚瞭解不同的資訊、事實、觀點、秘密。

電視劇《雍正王朝》中，多次刻畫伏案批摺子以及回覆李衛秘折的場景。

封疆大吏上任前，雍正帝會親自訓勉，並交給他一個帶有兩道鎖的密匣，鑰匙只有皇帝和這個大臣有。大臣會不定期地將一些重要情況寫成摺子，透過密匣直接送給皇帝親拆御覽，皇帝有什麼指示意見，隨手用硃筆批於折後，然後再密封發還給原奏人。這不僅僅幫助獲取了資訊，另一方面也拉攏了皇帝和心腹臣工的距離。

秘折制度成本低，靈活，在清朝沿用多年。

從康熙朝開始，清廷建立了“密摺奏事”制度。康熙命令特別親信的臣子專摺奏聞，專折不透過原先制度下的通政使司審閱就可直接奏呈皇帝。當然所奏之事內容主要是涉及各地糧價、雨水、收成、民間輿論、官員的清廉和貪汙。但“密摺奏事”只是制度，而不是情報機關。 雍正皇帝是位苛察並且御下極其嚴格的皇帝。雍正皇帝強化了風聞奏事的制度。允許官員風聞奏事，就是說可以在沒有充足證據，或者只是道聽途說的情況下就可以奏告皇帝知道。很是造成了一大批的冤假錯案。後來因為所帶來的弊端太大，風聞奏事制度後來被廢止了。風聞奏事同樣也只是一種制度，並沒有設定行政人員，也不算有情報機關。 只是雍正早期還是有準特務組織--粘竿處。除了粘惱人的知了，還聽取民間的議論，回來上報朝廷。在雍正未登基前它還擔負著收集其他皇子的情報，為雍正奪嫡做準備。由於粘杆處知道雍正早期太多爭位秘密，雍正登基不久它就退出了歷史的舞臺。粘杆處有情報的收集權力而沒有任何的行動權利和處置權力，存在時間也短，所以只是準特務情報組織。 總的來說清朝一直沒有設立嚴格意義上的特務情報機構，秘密奏摺制度客觀地起到了一些特務機構的部分作用，但它畢竟不是專屬的特務行政組織。

大清國自然也有他的情報機構，只不過與前明不同而已。咱這裡單說一個，那是雍正皇帝還是親王那會創立的，正式名稱叫“尚虞備用處”，據說是一個訓練有素的情報組織和特務機關。又有個通俗化的稱號，叫做“粘杆處”，也就是一群幫雍正粘蟬捉蜻蜒、釣魚的閒人。那回雍正還是皇子，表面上與世無爭，暗地裡卻一心要爭奪儲君之位。據說他招募了許多江湖高手，訓練家丁隊伍，這支隊伍便是“粘杆處”，打著粘知了的名頭，實際上卻四處刺探情報，為的是剷除異己。

當然，能做"粘杆侍衛“的人，那就不是什麼尋常人，一般都是藩邸舊人，即便是“粘杆拜唐”，也就是小特務，也是內務府包衣人。

據說，御花園堆秀山有個御景亭，便是粘杆處值班觀望的崗亭。無論白天黑夜，都有四名"粘杆衛士"和四名"粘杆拜唐"在此候命。雍正去世後，乾隆還在繼續利用"粘杆處"控制京內外和外省大臣的活動，直到乾隆之後，"粘杆處"才逐漸歇工——自然，那時候的大清國也不行了。

實際上，許多武俠小說中的“血滴子”原型就來自粘杆處。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血滴子的造型，那無非就是一個粘禪的道具而已，哈哈。。。

我想大家對情報（intelligence）的定義有些狹隘。

歷史學者何偉亞（James Hevia）在《帝國式的安全國家：英帝國在亞洲的殖民知識和帝國構建》（The Imperial Security State: British Colonial Knowledge and Empire-Building in Asia, 2012）一書中指出，英國的軍事情報機構是在19世紀中後期與其他國家進行戰爭時透過蒐集、整合各種統計資料、地圖的方式建立起來的。換言之，情報並不一定來自於間諜的秘密行動，有時可能來自公開出版的讀物。

具體到清朝。如果我們將情報定位為間諜秘密蒐集的資訊，那麼邊疆的行政當局或許可以被理解為 該區域的情報蒐集中心，因為蒐集邊疆動態資訊以保衛邊疆安全，正是邊疆大臣的職責。以清代新疆為例，當時的伊犁將軍和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就經常會派人打探中亞的情報。

下面是我以前讀過的一則乾隆二十九年（1764）的檔案：

明瑞等奏：自哈薩克來投之厄魯特等稟稱，浩罕額爾德尼伯克與哈薩克臺吉阿布賚等，遣使往來，乃為我伊犁駐兵後，伊等以白帽子部落聯手圖強等因。哈薩克、浩罕毗鄰我界，伊等沆瀣一氣，日久必為邊界之患，宜派人暗中離間，令其彼此猜疑。至喀什噶爾，地近浩罕、布魯特，已行文納世通等，偵探訊息，即行知會。

乾隆二十九年九月，有從哈薩克投奔到清朝的厄魯特人（hasak ci baime tucike ūlet）稟告伊犁將軍明瑞，稱浩罕的額爾德尼與哈薩克的阿布賚汗等互相遣使，由於這兩國都為 “白帽子部落”（šanyan mahala i aiman），或許會因清朝增兵伊犁而組建聯軍成為邊患。明瑞將此事轉告給喀什噶爾參贊大臣，請他派人 “偵探訊息，即行知會” ，同時還奏報給了北京的皇帝。

類似的記錄不勝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