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發展到宋以詞代替，宋代主要出詞家，如辛棄疾、李清照等。元代主要以雜劇，關漢卿，湯顯祖為首的大家。明清時期主要以小說，曹雪芹。清朝的納蘭重啟詞之宏篇，寫下千古名句“人生若只如初見”唐朝強盛，人們生活相應富足，詩歌作為歌舞彈唱的詞廣泛消化於民間流傳。宋代把詩的韻律轉換於填詞，失去了詩的大氣流暢。詞比較受詞牌名的限制，相比詩更多拘束。曖昧。

這種問題，各人有各人的理解與認為。記得我多次提過，魯迅先生曾講過:"我以為一切好詩，到唐已被做完。此後倘非能翻出如來堂掌心之齊天大聖，大可不必動手"。當然，先生可能指的是詩的韻調與格律。詩到宋元后，宋以詞，元以曲而名。明清時詩人詞人名家很多，舉不勝舉。到了這個時期，詩詞家遵循唐詩宋詞格律。也無半點創新立異。但從意境上有很大的突破與進展。重在立意創新，理論的精僻。到了民國，詩詞更重理論與情調。象魯迅先生，林紓，郁達夫，還有出家僧人蘇曼殊等。他們的詩詞作品，都有社會特色。有豐富的理論基礎。工筆上也趕上和超過了唐宋時代的名作。所以就我個人認為，詩詞是中華民族特有獨一無二的傳統典範。也會隨著社會的發展，牢記初心，不忘使命。開拓進取，再鑄輝煌。

我們能發現一個比較好玩的事情，在漢代之前，幾乎沒有人會去考慮文學作品應該如何去寫，而到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才突然開始關注這些事情。

而詩歌這種文體，宋朝之前雖然也有一些作者去“論詩”，比如杜甫就特別喜歡和別人探討“詩歌”如何寫的問題，但是幾乎是不成體系的。

真正讓詩歌鑑賞這種文學批評的內容成為一種系統的學說，是從宋代之後逐漸興盛的。

這是為什麼呢？難道之前的人只會寫好詩，不知道為什麼能寫出來好詩嗎？

我們能發現一個有趣的事情，魏晉之前的詩人，包括魏晉這個時期，比如“三曹”、嵇康甚至更早的屈原等等，他們的人格魅力要遠遠超過作品的知名度。

如果要你講幾件曹植、嵇康等人的趣事逸聞，估計很多人都知道，比如七步詩的故事，臨刑前彈奏廣陵散等等，但是如果讓背誦一些詩歌，估計就很少有人能背完全了。

但是，如果讓背一下李白、杜甫這些人的詩歌，肯定就要容易得多。

這種現象如果不點破，估計很多人會忽略，但是如果一旦深究，其背後的緣由也是值得深思的。

魏晉之前，人們關注作者的力度要超過作品。

為什麼呢？因為人們崇拜能寫出這樣優秀詩歌作品的人，而不是單純地欣賞作品。換句話說，人們更關注作者的才華，而不是已經成型的作品。

這是因為，當時的詩人寫詩是憑藉“天才”的。

在魏晉之前，那才真是一個“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的年代，人們對於文學的創作還處於一種懵懂的時期，他們知道什麼樣的文學是好的，但並不清楚好的文學作品是如何創作出來的。

所以我們看那個年代的“文學批評”作品，像《詩品》、《文心雕龍》、《典論·論文》等等，它們切入的角度不是教人如何創作，而是在講解這些經典作品的美妙之處。

但是，這種情況被一種詩體的出現所打破了，那就是“永明體”。

“永明體”是南朝梁朝時期沈約等人在永明時期創制的一種詩體，是格律詩的開端。

話說，沈約、周顒等人沒事兒就喜歡聚在一起來探討文學創作，在一次集會上，他們偶然撞破了漢語“音韻”的秘密。

他們突然發現，用漢語寫成的詩歌，其韻律之所以如此美妙，是因為“聲調”的存在。漢語的讀音其實就像音樂中分為“宮商角徵羽”一般，互相配合才能形成美感。

所以，沈約用音樂來對詩歌進行類比。他說：

夫五色相宣，八音諧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他們分析了一下曹植等人的作品，發現這些作品之所以這麼好，就是因為暗合了他們發現的規律。

正是因為有了這一突破性的進展，他們進而明瞭瞭如何來創作一篇好的詩歌。

於是，講求音韻配合的“永明體”詩歌應運而生，寫詩不再是“天才”的專利，如果能掌握漢語音韻的規律，人人都可以寫出來美妙的詩歌。

雖然沈約等人將漢語“音韻”的規律應用於詩歌創作之中，並且提出了“四聲八病”等等規則。但是這種新的認知並不是所有人都能掌握的，只有極少數人能理解這些內容。

所謂的“四聲”，就是指“平上去入”四個聲調，而“八病”是指因為聲韻搭配不對而產生的八種弊病。

可見，“永明體”詩歌的創作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它卻是格律詩的開端。

唐代出現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二次詩體變革，第一次是由“四言詩”、“雜言詩”向“五七言”詩轉變，而此時出現的第二次就是“古體詩”向“格律詩”的轉變。

李白以古體詩著稱，走的其實還是“天才”的路數；而杜甫是以“格律”擅場，走的就是“努力”的路數。

所以，李白這種風格學不來，但杜甫卻是可以模仿的。

唐代正好是處於兩者交混的時期，所以詩體顯得比較雜亂，而文學批評上有一定的滯後性，更多的是關注作品本身的風格等等，很少去專門探究如何寫詩，反倒是像杜甫這些詩人比較喜歡考慮創作上的問題。

宋代的時候，宋詩走出了一條有異於唐詩的新路，注重理趣其實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更多的是精華的內斂。

當時其實也有很多人不喜歡宋朝的詩歌，所以喜歡“宗唐”，而“宗唐”的一大流派就是“學杜”的“江西詩社”。

像陳與義、陳師道、黃宗羲等等名動天下的大詩人，其實都是“江西詩社”的頂樑柱，而南宋時期的陸游其實也是從學習江西詩社開始的，更別說後來的文天祥等人對於杜甫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

那麼，當時的人為什麼會去學杜甫呢？

他們學習的目的不是因為崇尚杜甫的為人或者精神，而是崇拜其作品，並且更為重要的是想要學習如何才能寫出和杜甫同等質量的作品。

那麼，這時候就出現了一些分析成名詩歌創作規律的文學批評，其中有“論文”形式的，也有批註形式的，還有“論詩”形式的，種類很多。

人們關注的重點已經從單純地欣賞文學作品，變成了對於文學創作規律的總結和歸納。

這種現象在明清時期尤為明顯。

明朝人比較擅長“模仿”，並且技術非常高超，甚至他們有些人的作品混跡在唐詩選集之中，幾乎是毫無破綻的，可見創作理論在實踐上都取得了極高的成就。

而清代人更為擅長總結，像“肌理派”這種學派甚至達到了拆解詩歌形式和內涵的地步，不僅僅追求形似，連內蘊“精神”也要找出一些規律來。

那麼，自己去總結規律，撰寫“文學理論”，研讀他們對於創作的理解，這就形成了一股長盛不衰的風習。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