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望”一詞，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國範圍內的名門大族。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並以此而別於其他的同姓族人。
秦代與西漢時期還沒有郡望之說
“郡”是由春秋戰國到秦代幾百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行政區劃。春秋時，秦、晉、楚等國有邊地設縣，後逐漸在內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後，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面積較縣為大。戰國地在郡下設縣，逐漸形成縣統於郡的兩級行政區劃制。秦統一中國後，分全國為36郡，後增加到40多郡，郡下設縣。郡、縣長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權組織的一部分。漢至隋唐繼承了秦代的郡縣制，但是具體的郡縣劃分有所不同。隋唐時代，往往州、郡的名稱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數時期稱“州”不稱“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作廢
。
門閥制度形成於東漢
門閥制度封建等級制中的一種特殊形式。所謂門閥，亦即門第閥閱，指封建社會世代顯貴，影響大，權威高的姓族家門。這些所謂“高門大姓”一般地說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則顯赫無比，十分威嚴，並世代傳承。有時官方尚作明確規定，宣稱某姓為望族大姓，甚至具體劃分姓族等級，確定門閥序列，各姓族權益的地位不等，這就是所謂的門閥制度，始於西漢，形成於東漢，漢代劉氏皇族引經據典，論證其為帝堯之後，是高貴的血統，聲稱他們天生是要稱王做帝的。東漢時期，門第等級觀念已十分盛行，門閥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親屬往往高官厚祿，數世不衰，如弘農華陰楊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平輿許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為當時令人稱羨的高門大族。中國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門外有兩根柱子，左邊的稱“閥”，右邊的叫“閱”，用來張貼功狀。後世把世代為官的人家稱為閥閱、門閥世族、士族。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官僚多以經術起家且他們門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股社會力量。其後代承家學而累世為官，到東漢中葉便有了世代官宦的大姓豪族。
門閥制度魏晉南北朝時盛行
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高門望族相比，門第較低，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寒門”、“庶族”。他們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財產，其成員也有入仕的機會，但總的說來，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極受壓抑，其社會地位也無法與門閥士族相比。當時用以銓選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的集中表現。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據門閥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採納鄉里輿論，將人才分為九個等級進行推選，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其結果便是隻論門閥家世，不論才行品。出身於名門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無才無德，總被列為上品優先入仕，得授清貴之職，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職，以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門閥士族不僅各自控制地方權力，同時還左右朝政，國家法令又明文規定士族有蔭族、襲爵、免役等多種特權。士、庶這間有嚴格的區別，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士族自視甚高，不與庶族通婚。如有士族與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擔任的官職，稱為“婚宦失類”，是十分恥辱的事，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和嘲諷。
在門閥制度下，不僅士庶界限十分嚴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計程車族集團中不同郡望、堂號的宗族也有貴賤、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在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為“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合稱“四姓”，“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選”。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膏粱”，有令、僕(射)者為“華腴”，有尚書、領、護以上者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為“丁姓”。
為維護、推行門閥制度，載錄門第、區別族系的譜牒之學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中，引證的家譜、家傳達數十種之多。這種別貴賤、分士庶的門閥制度，不僅的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而且影響深遠，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準則習俗。南宋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論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在封建社會里，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稱為“國姓”。皇帝對有功的臣僚賜“國姓”以示褒揚，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
隋代
隋朝開始創立並實行開科取士，任官選吏不全論出身，貴庶子弟一律同視，使至魏晉以來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權。到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取消。
唐代始著郡望
唐人著郡望。由於某一姓氏的姓源或發祥、聚集、變遷之地非止一處，於是一姓常常不止一個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個郡望為主，以區別主從及尊卑。《欽定四庫全書·重編瓊臺藁·卷十》收錄的明代大學士丘濬公所作的《貴溪丘氏族譜序》說：“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顯融故也。”舊唐書載，丘和、丘行恭父子二人死後均“諡曰襄”，故“襄公父子”就是指丘和、丘行恭父子。可見，唐朝時河南郡的名門望族有丘和家族。而丘和家族就是當時的河南郡望。劉漢王朝時就明文規定，凡劉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級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編修姓氏書中，也明文規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時，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親自出面干涉，改李姓為第一，外戚之姓為第二，崔姓降為第三。武則天執政時，修纂《姓氏錄》，改武姓為第一。
唐時，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並稱“五姓七族”，門第最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門第。即使身為宰相的李義府也因不屬“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為其子向山東崔氏求婚時，也遭精通拒絕。
最能說明姓氏貴賤，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的姓氏書，當數宋朝編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趙姓是國姓，當然位居傍首，錢為吳越王之姓，其餘六姓為皇后外戚之姓。
門閥制度下，姓氏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婚姻問題，以至前途命運。甚至連日常交往、場面坐次亦明確有別，西晉文學家左思在《詠史》詩中曾對這種不合理現象做了尖銳的批評，詩曰：“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草。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詩中“金張”指西漢宣帝時的權貴金日磾和張安世，他們的後代憑著祖先的世業，七代為漢室高官。而奇偉多才的馮唐（即詩中之“馮公”）卻因出身微門，竟一生屈於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這種以地望明貴賤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姓氏延續了古代以氏論貴賤的傳統；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發展繁衍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可尋的主流與支流脈絡。歷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個郡望，說明它們是由古代同一個或幾個“根”上在不同的時期衍生出來的“分支”、旁系而已。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雲：“唐人好標望族，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姚則吳興，張則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志之文亦然。”這裡王氏說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由於唐代士人好標郡望、多題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詳細考辨人物多家鄉籍貫，而姑且題署郡望了事，時風所在，竟成為所謂修史之“原則”，造成了歷史人物籍貫的極大混亂。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此制頗為不滿，他曾參與纂修國史，在寫李義琰傳的時候，因為義琰家住魏州昌樂，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結果監修官竟指責他違背了寫史原則，要他照李氏郡望改為“隴西成紀人”（事見《史通·邑里》）。
宋代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標，比如，劉攽有兩種著作分別題為《彭城集》和《中山詩話》，這裡，彭城和中山均為劉氏郡望，並非其人籍貫，劉攽之籍貫在臨川新喻（今江西新餘）。姚鉉本是廬州人，卻自稱其是“吳興姚氏”之後。宋《百家姓》中所標明的“郡望”，乃是沿襲唐代所形成的名門望族的地理分佈。但由於長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標明出身門第貴賤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以郡望標註姓氏的習俗，仍然十分盛行。
明清
明清時人也不乏標識郡望之例。如，明代鄭真本是浙江鄞縣人，其別集卻題為《滎陽外史集》，滎陽者，鄭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蘇州人，卻自題郡望曰“河東”。
近現代
郡望現象到現在尚不絕跡，歸因於人們的尋根念祖的觀念意識。現在人們還很重視自己姓氏的來歷和郡望，特別是現代寓居異國他鄉的華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譜視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來聯宗認親。據資料統計，在當今臺灣2200萬人口中，漢族佔96.4%以上，幾乎每一個姓氏都保留著傳統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對故土先人的眷戀之情。臺灣同胞每遇紅白之事，多在門前懸掛標有郡望的燈籠，以示世人。
“郡望”一詞，是“郡”與“望”的合稱。“郡”是行政區劃，“望”是名門望族，“郡望”連用，即表示某一地域國範圍內的名門大族。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指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每郡顯貴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為當地所仰望，並以此而別於其他的同姓族人。
秦代與西漢時期還沒有郡望之說
“郡”是由春秋戰國到秦代幾百年間逐漸形成的地方行政區劃。春秋時，秦、晉、楚等國有邊地設縣，後逐漸在內地推行。春秋末年以後，各國開始在邊地設郡，面積較縣為大。戰國地在郡下設縣，逐漸形成縣統於郡的兩級行政區劃制。秦統一中國後，分全國為36郡，後增加到40多郡，郡下設縣。郡、縣長官均由中央政府任免，成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權組織的一部分。漢至隋唐繼承了秦代的郡縣制，但是具體的郡縣劃分有所不同。隋唐時代，往往州、郡的名稱能相互代用，但大多數時期稱“州”不稱“郡”。到了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作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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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閥制度形成於東漢
門閥制度封建等級制中的一種特殊形式。所謂門閥，亦即門第閥閱，指封建社會世代顯貴，影響大，權威高的姓族家門。這些所謂“高門大姓”一般地說由家族人物的地位、權威和聲望自然造成，一旦形成則顯赫無比，十分威嚴，並世代傳承。有時官方尚作明確規定，宣稱某姓為望族大姓，甚至具體劃分姓族等級，確定門閥序列，各姓族權益的地位不等，這就是所謂的門閥制度，始於西漢，形成於東漢，漢代劉氏皇族引經據典，論證其為帝堯之後，是高貴的血統，聲稱他們天生是要稱王做帝的。東漢時期，門第等級觀念已十分盛行，門閥制度初步形成。一些官宦、名流的宗族親屬往往高官厚祿，數世不衰，如弘農華陰楊氏四世四人官至三公，汝南平輿許氏三世三人官居三公等，皆成為當時令人稱羨的高門大族。中國古代官宦人家的大門外有兩根柱子，左邊的稱“閥”，右邊的叫“閱”，用來張貼功狀。後世把世代為官的人家稱為閥閱、門閥世族、士族。漢武帝時“獨尊儒術”，官僚多以經術起家且他們門生故吏遍天下，形成一股社會力量。其後代承家學而累世為官，到東漢中葉便有了世代官宦的大姓豪族。
門閥制度魏晉南北朝時盛行
在門閥制度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期，與高門望族相比，門第較低，家世不顯的家族則被稱為“寒門”、“庶族”。他們即使也有一定的土地、財產，其成員也有入仕的機會，但總的說來，他們在政治生活中極受壓抑，其社會地位也無法與門閥士族相比。當時用以銓選官吏的“九品中正制”正是這種門閥制度的集中表現。所謂“九品中正制”就是根據門閥家世、才行品德，由各地“中正官”採納鄉里輿論，將人才分為九個等級進行推選，以任用官吏。
但是，以家族為基礎而盤踞於地方的門閥士族，很快就壟斷了薦舉權，其結果便是隻論門閥家世，不論才行品。出身於名門望族的“衣冠子弟”，即便無才無德，總被列為上品優先入仕，得授清貴之職，而出身孤寒的庶族子弟，即便才德超群，也被列為下品，即使入仕，也只可能就任士族所不屑的卑微之職，以致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門閥士族不僅各自控制地方權力，同時還左右朝政，國家法令又明文規定士族有蔭族、襲爵、免役等多種特權。士、庶這間有嚴格的區別，所謂“士庶之別，國之章也”。士族自視甚高，不與庶族通婚。如有士族與庶族通婚，或就任一般由庶族人所擔任的官職，稱為“婚宦失類”，是十分恥辱的事，會因此而受到排擠和嘲諷。
在門閥制度下，不僅士庶界限十分嚴格，而且不同姓氏也有高低貴賤之分，甚至在同一姓氏計程車族集團中不同郡望、堂號的宗族也有貴賤、尊卑之分。唐代柳芳在其《氏族論》中對此作了明確的論述：在南北朝時，“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為“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於、陸、源、竇首之。以上“僑姓、吳姓、郡姓、虜姓”合稱“四姓”，“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選”。
即使在上述“四姓”中，也因門第閥閱而有等級高下之分：凡三世有位居三公者為“膏粱”，有令、僕(射)者為“華腴”，有尚書、領、護以上者為“甲姓”，有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有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有吏部正副郎者為“丁姓”。
為維護、推行門閥制度，載錄門第、區別族系的譜牒之學因而十分盛行。在南朝劉孝標所注的《世說新語》中，引證的家譜、家傳達數十種之多。這種別貴賤、分士庶的門閥制度，不僅的魏晉南北朝時十分流行，而且影響深遠，成為維護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準則習俗。南宋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對此有一段十分精闢的論述：“隋唐而上，官有簿狀，家有譜系。官之選舉必由簿狀，家之婚姻必有譜系。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中吏掌之，乃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以便使“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在封建社會里，最尊貴的姓氏是皇帝的姓，稱為“國姓”。皇帝對有功的臣僚賜“國姓”以示褒揚，接受賜姓者無不以此為榮。
隋代
隋朝開始創立並實行開科取士，任官選吏不全論出身，貴庶子弟一律同視，使至魏晉以來的世家大族失去了政治特權。到宋代，郡的行政區劃已經取消。
唐代始著郡望
唐人著郡望。由於某一姓氏的姓源或發祥、聚集、變遷之地非止一處，於是一姓常常不止一個郡望，但通常以其中一個郡望為主，以區別主從及尊卑。《欽定四庫全書·重編瓊臺藁·卷十》收錄的明代大學士丘濬公所作的《貴溪丘氏族譜序》說：“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顯融故也。”舊唐書載，丘和、丘行恭父子二人死後均“諡曰襄”，故“襄公父子”就是指丘和、丘行恭父子。可見，唐朝時河南郡的名門望族有丘和家族。而丘和家族就是當時的河南郡望。劉漢王朝時就明文規定，凡劉姓之人就可免除一切徭役，享受“六百石”的中級官吏的待遇。李唐王朝的編修姓氏書中，也明文規定了姓氏尊卑的排列。唐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詔撰修《氏族志》時，因沿襲魏晉南北朝舊例，以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李姓為第二，唐太宗大怒，親自出面干涉，改李姓為第一，外戚之姓為第二，崔姓降為第三。武則天執政時，修纂《姓氏錄》，改武姓為第一。
唐時，隴西李氏、趙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並稱“五姓七族”，門第最為清高。子女婚嫁首重門第。即使身為宰相的李義府也因不屬“五姓七族”中之望族，在為其子向山東崔氏求婚時，也遭精通拒絕。
最能說明姓氏貴賤，而且一直流傳至今影響深遠的姓氏書，當數宋朝編撰的《百家姓》。《百家姓》的前八姓是“趙錢孫李，周吳鄭王”。趙姓是國姓，當然位居傍首，錢為吳越王之姓，其餘六姓為皇后外戚之姓。
門閥制度下，姓氏直接影響著一個人的社會地位、婚姻問題，以至前途命運。甚至連日常交往、場面坐次亦明確有別，西晉文學家左思在《詠史》詩中曾對這種不合理現象做了尖銳的批評，詩曰：“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草。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詩中“金張”指西漢宣帝時的權貴金日磾和張安世，他們的後代憑著祖先的世業，七代為漢室高官。而奇偉多才的馮唐（即詩中之“馮公”）卻因出身微門，竟一生屈於人下，不能展露其才。
這種以地望明貴賤的現象，從某種程度上說是姓氏延續了古代以氏論貴賤的傳統；列出姓氏的郡望也使姓氏在發展繁衍的過程中，有了一個比較清晰可尋的主流與支流脈絡。歷史上，一般姓氏，都有多個郡望，說明它們是由古代同一個或幾個“根”上在不同的時期衍生出來的“分支”、旁系而已。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雲：“唐人好標望族，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姚則吳興，張則清河，崔則博陵之類，雖傳志之文亦然。”這裡王氏說到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由於唐代士人好標郡望、多題郡望，以官方修史亦不詳細考辨人物多家鄉籍貫，而姑且題署郡望了事，時風所在，竟成為所謂修史之“原則”，造成了歷史人物籍貫的極大混亂。唐著名史學家劉知幾對此制頗為不滿，他曾參與纂修國史，在寫李義琰傳的時候，因為義琰家住魏州昌樂，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如實寫道：“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結果監修官竟指責他違背了寫史原則，要他照李氏郡望改為“隴西成紀人”（事見《史通·邑里》）。
宋代
宋代人亦常以郡望自標，比如，劉攽有兩種著作分別題為《彭城集》和《中山詩話》，這裡，彭城和中山均為劉氏郡望，並非其人籍貫，劉攽之籍貫在臨川新喻（今江西新餘）。姚鉉本是廬州人，卻自稱其是“吳興姚氏”之後。宋《百家姓》中所標明的“郡望”，乃是沿襲唐代所形成的名門望族的地理分佈。但由於長期形成的以姓氏、郡望標明出身門第貴賤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以郡望標註姓氏的習俗，仍然十分盛行。
明清
明清時人也不乏標識郡望之例。如，明代鄭真本是浙江鄞縣人，其別集卻題為《滎陽外史集》，滎陽者，鄭氏郡望也。清代薛雪，蘇州人，卻自題郡望曰“河東”。
近現代
郡望現象到現在尚不絕跡，歸因於人們的尋根念祖的觀念意識。現在人們還很重視自己姓氏的來歷和郡望，特別是現代寓居異國他鄉的華人，大都把自己的姓氏、郡望、家譜視為命根子，常常以同姓、同郡望來聯宗認親。據資料統計，在當今臺灣2200萬人口中，漢族佔96.4%以上，幾乎每一個姓氏都保留著傳統的姓氏郡望，以示不忘對故土先人的眷戀之情。臺灣同胞每遇紅白之事，多在門前懸掛標有郡望的燈籠，以示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