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出自清人梁章鉅、朱智《樞垣記略》卷一《訓諭》中的一節。
這份《訓諭》，是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下降諭示的。
既然要說嘉慶帝的訓諭，那就先簡略介紹一下這位清仁宗。
清仁宗嘉慶帝，即愛新覺羅·顒琰。生於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崩逝於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享壽61歲。原名永琰，清朝的第七位皇帝，清軍入關後的第五位皇帝，乾隆帝第十五子；在位二十五年；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封為和碩嘉親王；即位的前四年裡，並無實權；乾隆帝死後，才獨立執掌大政；對貪汙深惡痛絕，肅清吏治，懲治了貪官和珅等人；為維護政權穩定，肅貪力度有限，收效不大；終嘉慶一朝，貪汙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在位時，正值工業革命興起，清朝由盛轉衰，其間，發生了白蓮教之亂，八旗生計、河道漕運等問題，也日益凸顯，鴉片流入中國……廟號仁宗，諡號“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光裕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葬於清西陵之昌陵。
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農曆六月二十九日，上諭：
昨日巳刻（上午9點至11點），英和忽然向內呈遞了密封的奏片（所謂奏片，即軍機處在辦理公務時，以較為簡化的奏摺，具奏請旨或議覆事件；奏片並不開寫具奏人的銜名，直接言事，文末書“謹奏”。）。
收到英和的奏片之後，朕覺得事關重大，於是，便親手拆看了該奏。
英和在奏片中稱述，道是：
“今天，劉權之與戴衢亨都已上奏請假；這二人經請被派，進城去查驗面見月官了；臣特懇請，晚膳之後，與慶桂、董誥一同接受聖上召見，有要事需要面奏……”
於是，朕很快就召見了英和、慶桂、董誥三人。
據英和當面奏稱，說是：
“劉權之這個人，平日裡在朝堂上的名聲就屬於很平常的那一類。這一次，軍機處行走的軍機章京裡面，有中書、筆貼式等官員，這個時候，已經到了應該進行保奏的期限了。為了處理這一狀況，我先與慶桂等人進行了會商，議定將內閣典籍齊嘉紹、中書蔡炯、刑部筆帖式武爾通阿三位官員上奏，擬請升進他們為主事。”
“在這次會商過程中，劉權之認為，內閣中書袁煦也應該列入上奏升職的名單。他還說，袁煦是他的房師紀昀（曉嵐）的女婿；並說是，紀昀在世的時候，曾經託付過他，讓他照顧自己的女婿。”
“後來，經慶桂等人阻止之後，劉權之便拒絕在上奏請升相關官員的摺子上具題自己的官銜名姓……”
軍機章京在朝廷當班值日、理事辦差，到了應該進行保奏的時限，就要按照制度規定，進行保奏。保奏時，軍機大臣們自然應當查證相關情況，參照已有的慣例成規，核實軍機章京在軍機處行走的年月時長，考評軍機章京平常在當差辦事過程中是否勤勉審慎。處理這樣重大的人事事務，軍機大臣們理該和睦同心，嚴肅商討，秉公保奏才是。
現在，劉權之因為中書袁煦是其房師紀昀的女婿，就要求在奏升官員的名單中將其列入，這在事實上就是徇顧私情，這本來就很不像話了。
昨天，朕詢問慶桂與董誥，二人均稱，說是劉權之確實講過這些話。
今天，朕又把劉權之召進，當面就此事進行詢問，劉權之自己也承認，此事的確屬實。
劉權之的此種行為，就是明目張膽地瞻徇私情，就是毫不在乎社會的公議。
劉權之的錯誤與荒謬，實在是沒辦法可以說了、沒辦法再去說了。
事發當日，大臣們一起在商議奏升軍機章京的人選問題，英和既然覺得劉權之的說法不對，他就應該在那個時候立即與慶桂、董誥、戴衢亨三人一起商量，並據實對劉權之的徇私行為進行參奏；其時，英和提議之後，慶桂等人若有對參奏劉權之有所顧慮、猶豫不決，那麼，英和應該連慶桂等人一起參奏才是。
一起商議奏升軍機章京的人選時，英和沒有當面否定劉權之；情況出現後，英和也沒有馬上進行參奏；乘著劉權之、戴衢亨進城查驗面見月官的空子，英和馬上就上奏請求面見，這實在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路子。
英和在上奏請見時，懇求一同召進慶桂與董誥。但是，懇請召見的奏片乃是英和密封呈進的，而慶桂與董誥並不知道有密封奏片已經遞進。
試問，在其他兩人不知已有密奏的情況下召見，和懇請單獨召見有什麼差別嗎？英和何不就懇請召見自己一人就行了？
英和麵奏時，說是：
“這件事情，現在已經停止了，懇求聖上不必再詢問劉權之了。處理劉權之的方式，就是藉機找個事情，讓他退出軍機處就好了。”
英和說得這是什麼話？
英和實在是太狂妄、太膽大了。
以前，和珅在職的時候，他雖然十分憎惡阿桂，但是，就和珅的地位，他也不敢公然說出這樣的話來。現在，英和一個新進的後生，也就是在軍機處學習辦事的人，竟然可以講出這樣悖逆常理的話來，實在是無法無天了。
英和這樣的人，如果不早加懲治，恐怕以後又要出（和珅一樣的）大案子了。
這件事情交由保寧、朱圭、祿康、恭阿拉、明亮、鄒炳泰、英善、王懿修會同查辦處理：
一定要將劉權之嚴加議定處理；
英和議定處理；
對這一次軍機出擬定保奏的齊嘉紹等官員，進行嚴格地稽核查驗，看看他們的履歷、行止、風評、擬升職位等，是否符合規定，是否與成規慣例一致；
這些事情查證明確後，一併上奏。
查辦之前，先做如下處分：
劉權之先革去太子少保，英和也革去太子少保，拔掉花翎，命令退出南書房。這兩個人，都不要在軍機處行走當差了，聽候議定處理。
中書袁煦也須退出軍機處。
嘉慶帝對打小報告官員處理的訓諭已經講完。
這裡，再補充一下文中的相關資料。
月官。
月官，按照明、清兩代吏部選官制度的規定：凡內外文官缺出，京官自郎中以下，地方官自道員以下，除另有規定者外，均歸吏部選補，每月一次。初次授予官職的，在農曆的雙月進行，稱為大選；改授官職的，在農曆的單月進行，謂之急選；大選與急選統稱為月選；所選出的官員稱為月官。其中，農曆的正、三、五、七、九、十一月為單月，開選補班等官員，也稱單月選。
軍機章京。
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早期也稱為“司員”。最初，章京無一定額數，在內閣中書等官員中選調。清高宗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初，改由內閣、各部、理藩院等衙門調派。自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始，定軍機章京分滿、漢各兩班，每班8人，共32人。各班設領班、幫領班章京各1員，由軍機大臣於章京中選資深望重者任之。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確定漢章京額缺為20人。
中書。
明、清兩代，廢中書省，於內閣設中書舍人，掌撰擬、繕寫之事。
筆貼式。
筆貼式，清代官名，掌翻譯滿、漢章奏文字等事，置於京師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將軍、都統、副都統官署。以滿族、蒙古族、漢軍旗人充任，宗人府則專用宗室。有翻譯筆帖式、繕本筆貼式、貼寫筆帖式等名目，為滿員進身之階。
內閣典籍。
內閣典籍，官名，清代內閣所屬典籍廳之主官，掌收發章奏文移、收貯圖籍及管理內閣吏役等事。內閣典籍額定滿洲、漢軍、漢員各二人，秩正七品。清時內閣沿明之制，自大學士以下均無印信，凡對外行文，均用典籍廳關防。其稽查欽奉上諭事件處及內廷修書各館文移稿案，亦移付內閣典籍廳借用關防。（翰林院典籍名典簿。）
房師。
房師，明、清兩代，科舉制度中，舉人、進士對薦舉本人試卷的同考官的尊稱。
索綽絡·英和。
英和（公元1771年～公元1840年），初名石桐，字樹琴，一字定圃，號煦齋，索綽絡氏，滿洲正白旗人，清朝大臣、書法家，禮部尚書德保之子；少有俊才，和珅欲召為婿，德保不準；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癸丑科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後授編修；官至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銜；清宣宗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因“家人私議增租”被降職，外放熱河都統；次年，授寧夏將軍，以病請解職，獲准；不久，因之前監修之宣宗陵寢地宮浸水，被重責，擬處死，幸太后說情，改發配黑龍江，子孫一併革職；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釋回，子孫復官；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卒，贈三品卿銜；工詩文，善書法，著有《恩福堂詩集筆記》、《恩慶堂集》、《卜魁集紀略》等。
劉權之。
劉權之（公元1739年～公元1819年），字德輿，號雲房，湖南長沙人，紀曉嵐門生；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公元1760年）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四庫全書》，在事最久，及《總目提要》成，擢侍講；清仁宗嘉慶朝，遷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目疾乞假，遣御醫診視；會林清之變，事定，朝臣衰病者多罷退，詔以原品休致回籍，給半俸；卒於家，年八十，諡文恪。
戴衢亨。
戴衢亨（公元1755年～公元1811年），漢族，字荷之，號蓮士，原安徽休寧隆阜人，寄籍江西大庾；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殿試狀元，授翰林院修撰，選任文衡，累主江南、湖南鄉試；清仁宗嘉慶初年，凡大典文字，皆出其手；歷任侍讀學士、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掌翰林院如故；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年五十七，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諡文端；著有《震無咎齋詩稿》；善畫山水，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作《廬山瀑布圖》；與父戴第元、叔戴均元、兄戴心亨四人，稱“西江四戴”。
章佳·慶桂。
慶桂（公元1737年～公元1816年），字樹齋，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尹繼善第四子，清朝大臣；清高宗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以廕生授戶部員外郎，歷內閣學士、副都統、參贊大臣、將軍、都統，擢工部，調兵部尚書，署理甘肅總督；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擊退廓爾喀入侵，事平，予十五功臣，是年，赴浙江辦案；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調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入直軍機，尋授內大臣、文淵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晉太子太師；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纂輯《平定三省邪匪方略》成；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年老，原品休致，諡“文恪”。
董誥。
董誥（公元1740～公元1818年）清代官員、書畫家。字雅倫，一字西京，號蔗林，一號柘林，工部尚書董邦達長子，與其父有“大、小董”之稱，浙江富陽人；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進士，殿試名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為傳臚，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國史三通館協修，武英殿纂修；散館後，改任編修；以善畫，受高宗知，歷任內閣學士，擢公、戶、吏、刑部侍郎，充四庫館副Quattroporte；累官至東閣大學士、太子太傅，直軍機先後四十年；供職勤恪，進止皆有常度；熟諳掌故，政事得失，皆能洞鑑本源；朝見時，凡有獻納，皆面陳之，不用奏牘；平生所學，在一“誠”字，以為天下無不可與外之人，而人亦未有敢侮之者；工詩古文詞，書法宗王羲之、獻之，又能於一粒芝麻上書“天下太平”四字；山水稟承家學，雅秀絕塵，晚宗宋、元；為人和易，一時寒畯多得其授畫法；其所進呈畫本，均經乾、嘉二帝親筆題詠，收於《石渠寶笈》第三編，作有《西湖十景圖》；清仁宗嘉慶時，給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湖源鄉窈口村潘氏友于堂（新廳）題寫對聯一副，內容為“古今來幾許世家無非積德，天地間第一件事還是讀書”；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再次上疏乞休，命以太保大學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十月，病劇而卒，嘉慶帝親臨祭奠，御製哀詩有“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幣置莊田”之句，賜諡文恭；墓葬蛇浦村（今屬新桐鄉），有御製碑文，今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袁煦。
袁煦，山東長山人，袁守誠第四子；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舉人，任內閣中書、軍機章京；紀曉嵐次女婿。
章佳·阿桂。
阿桂（公元1717年～公元1797年），章佳氏，字廣廷，號雲崖，大學士阿克敦之子，清朝名將，滿洲正藍旗人，後以新疆戰功抬入正白旗；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舉人，後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長期戍守西北邊疆；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參加大小金川之役；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參加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事平後移師駐伊犁，提出於新疆屯田建策，被採納；其後數年間，歷任內大臣、漢軍鑲藍旗都統、軍機大臣、滿洲正紅旗都統、伊犁將軍、四川總督等；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以副將軍偕經略傅恆領兵與侵擾滇境的緬甸軍交戰，屢獲捷；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再次參加大小金川之戰，歷時5年，運籌戰事，多合機宜，後兩次督師鎮壓甘肅回民起義，參與制定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和抗擊廓爾喀之役的進兵方略；編有《軍需則例》15卷。
（全文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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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清人梁章鉅、朱智《樞垣記略》卷一《訓諭》中的一節。
這份《訓諭》，是清仁宗（愛新覺羅·顒琰）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下降諭示的。
既然要說嘉慶帝的訓諭，那就先簡略介紹一下這位清仁宗。
清仁宗嘉慶帝，即愛新覺羅·顒琰。生於清高宗（愛新覺羅·弘曆）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崩逝於嘉慶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享壽61歲。原名永琰，清朝的第七位皇帝，清軍入關後的第五位皇帝，乾隆帝第十五子；在位二十五年；母孝儀純皇后魏佳氏；乾隆五十四年（公元1789年），封為和碩嘉親王；即位的前四年裡，並無實權；乾隆帝死後，才獨立執掌大政；對貪汙深惡痛絕，肅清吏治，懲治了貪官和珅等人；為維護政權穩定，肅貪力度有限，收效不大；終嘉慶一朝，貪汙問題不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嚴重；在位時，正值工業革命興起，清朝由盛轉衰，其間，發生了白蓮教之亂，八旗生計、河道漕運等問題，也日益凸顯，鴉片流入中國……廟號仁宗，諡號“受天興運敷化綏猷崇文經武光裕孝恭勤儉端敏英哲睿皇帝”，葬於清西陵之昌陵。
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農曆六月二十九日，上諭：
昨日巳刻（上午9點至11點），英和忽然向內呈遞了密封的奏片（所謂奏片，即軍機處在辦理公務時，以較為簡化的奏摺，具奏請旨或議覆事件；奏片並不開寫具奏人的銜名，直接言事，文末書“謹奏”。）。
收到英和的奏片之後，朕覺得事關重大，於是，便親手拆看了該奏。
英和在奏片中稱述，道是：
“今天，劉權之與戴衢亨都已上奏請假；這二人經請被派，進城去查驗面見月官了；臣特懇請，晚膳之後，與慶桂、董誥一同接受聖上召見，有要事需要面奏……”
於是，朕很快就召見了英和、慶桂、董誥三人。
據英和當面奏稱，說是：
“劉權之這個人，平日裡在朝堂上的名聲就屬於很平常的那一類。這一次，軍機處行走的軍機章京裡面，有中書、筆貼式等官員，這個時候，已經到了應該進行保奏的期限了。為了處理這一狀況，我先與慶桂等人進行了會商，議定將內閣典籍齊嘉紹、中書蔡炯、刑部筆帖式武爾通阿三位官員上奏，擬請升進他們為主事。”
“在這次會商過程中，劉權之認為，內閣中書袁煦也應該列入上奏升職的名單。他還說，袁煦是他的房師紀昀（曉嵐）的女婿；並說是，紀昀在世的時候，曾經託付過他，讓他照顧自己的女婿。”
“後來，經慶桂等人阻止之後，劉權之便拒絕在上奏請升相關官員的摺子上具題自己的官銜名姓……”
軍機章京在朝廷當班值日、理事辦差，到了應該進行保奏的時限，就要按照制度規定，進行保奏。保奏時，軍機大臣們自然應當查證相關情況，參照已有的慣例成規，核實軍機章京在軍機處行走的年月時長，考評軍機章京平常在當差辦事過程中是否勤勉審慎。處理這樣重大的人事事務，軍機大臣們理該和睦同心，嚴肅商討，秉公保奏才是。
現在，劉權之因為中書袁煦是其房師紀昀的女婿，就要求在奏升官員的名單中將其列入，這在事實上就是徇顧私情，這本來就很不像話了。
昨天，朕詢問慶桂與董誥，二人均稱，說是劉權之確實講過這些話。
今天，朕又把劉權之召進，當面就此事進行詢問，劉權之自己也承認，此事的確屬實。
劉權之的此種行為，就是明目張膽地瞻徇私情，就是毫不在乎社會的公議。
劉權之的錯誤與荒謬，實在是沒辦法可以說了、沒辦法再去說了。
事發當日，大臣們一起在商議奏升軍機章京的人選問題，英和既然覺得劉權之的說法不對，他就應該在那個時候立即與慶桂、董誥、戴衢亨三人一起商量，並據實對劉權之的徇私行為進行參奏；其時，英和提議之後，慶桂等人若有對參奏劉權之有所顧慮、猶豫不決，那麼，英和應該連慶桂等人一起參奏才是。
一起商議奏升軍機章京的人選時，英和沒有當面否定劉權之；情況出現後，英和也沒有馬上進行參奏；乘著劉權之、戴衢亨進城查驗面見月官的空子，英和馬上就上奏請求面見，這實在不是什麼光明正大的路子。
英和在上奏請見時，懇求一同召進慶桂與董誥。但是，懇請召見的奏片乃是英和密封呈進的，而慶桂與董誥並不知道有密封奏片已經遞進。
試問，在其他兩人不知已有密奏的情況下召見，和懇請單獨召見有什麼差別嗎？英和何不就懇請召見自己一人就行了？
英和麵奏時，說是：
“這件事情，現在已經停止了，懇求聖上不必再詢問劉權之了。處理劉權之的方式，就是藉機找個事情，讓他退出軍機處就好了。”
英和說得這是什麼話？
英和實在是太狂妄、太膽大了。
以前，和珅在職的時候，他雖然十分憎惡阿桂，但是，就和珅的地位，他也不敢公然說出這樣的話來。現在，英和一個新進的後生，也就是在軍機處學習辦事的人，竟然可以講出這樣悖逆常理的話來，實在是無法無天了。
英和這樣的人，如果不早加懲治，恐怕以後又要出（和珅一樣的）大案子了。
這件事情交由保寧、朱圭、祿康、恭阿拉、明亮、鄒炳泰、英善、王懿修會同查辦處理：
一定要將劉權之嚴加議定處理；
英和議定處理；
對這一次軍機出擬定保奏的齊嘉紹等官員，進行嚴格地稽核查驗，看看他們的履歷、行止、風評、擬升職位等，是否符合規定，是否與成規慣例一致；
這些事情查證明確後，一併上奏。
查辦之前，先做如下處分：
劉權之先革去太子少保，英和也革去太子少保，拔掉花翎，命令退出南書房。這兩個人，都不要在軍機處行走當差了，聽候議定處理。
中書袁煦也須退出軍機處。
嘉慶帝對打小報告官員處理的訓諭已經講完。
這裡，再補充一下文中的相關資料。
月官。
月官，按照明、清兩代吏部選官制度的規定：凡內外文官缺出，京官自郎中以下，地方官自道員以下，除另有規定者外，均歸吏部選補，每月一次。初次授予官職的，在農曆的雙月進行，稱為大選；改授官職的，在農曆的單月進行，謂之急選；大選與急選統稱為月選；所選出的官員稱為月官。其中，農曆的正、三、五、七、九、十一月為單月，開選補班等官員，也稱單月選。
軍機章京。
軍機章京，俗稱“小軍機”，早期也稱為“司員”。最初，章京無一定額數，在內閣中書等官員中選調。清高宗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初，改由內閣、各部、理藩院等衙門調派。自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始，定軍機章京分滿、漢各兩班，每班8人，共32人。各班設領班、幫領班章京各1員，由軍機大臣於章京中選資深望重者任之。清德宗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確定漢章京額缺為20人。
中書。
明、清兩代，廢中書省，於內閣設中書舍人，掌撰擬、繕寫之事。
筆貼式。
筆貼式，清代官名，掌翻譯滿、漢章奏文字等事，置於京師各部、院，盛京五部，外省將軍、都統、副都統官署。以滿族、蒙古族、漢軍旗人充任，宗人府則專用宗室。有翻譯筆帖式、繕本筆貼式、貼寫筆帖式等名目，為滿員進身之階。
內閣典籍。
內閣典籍，官名，清代內閣所屬典籍廳之主官，掌收發章奏文移、收貯圖籍及管理內閣吏役等事。內閣典籍額定滿洲、漢軍、漢員各二人，秩正七品。清時內閣沿明之制，自大學士以下均無印信，凡對外行文，均用典籍廳關防。其稽查欽奉上諭事件處及內廷修書各館文移稿案，亦移付內閣典籍廳借用關防。（翰林院典籍名典簿。）
房師。
房師，明、清兩代，科舉制度中，舉人、進士對薦舉本人試卷的同考官的尊稱。
索綽絡·英和。
英和（公元1771年～公元1840年），初名石桐，字樹琴，一字定圃，號煦齋，索綽絡氏，滿洲正白旗人，清朝大臣、書法家，禮部尚書德保之子；少有俊才，和珅欲召為婿，德保不準；清高宗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癸丑科二甲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後授編修；官至軍機大臣，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太保銜；清宣宗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因“家人私議增租”被降職，外放熱河都統；次年，授寧夏將軍，以病請解職，獲准；不久，因之前監修之宣宗陵寢地宮浸水，被重責，擬處死，幸太后說情，改發配黑龍江，子孫一併革職；道光十一年（公元1831年）釋回，子孫復官；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卒，贈三品卿銜；工詩文，善書法，著有《恩福堂詩集筆記》、《恩慶堂集》、《卜魁集紀略》等。
劉權之。
劉權之（公元1739年～公元1819年），字德輿，號雲房，湖南長沙人，紀曉嵐門生；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公元1760年）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預修《四庫全書》，在事最久，及《總目提要》成，擢侍講；清仁宗嘉慶朝，遷吏部尚書、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目疾乞假，遣御醫診視；會林清之變，事定，朝臣衰病者多罷退，詔以原品休致回籍，給半俸；卒於家，年八十，諡文恪。
戴衢亨。
戴衢亨（公元1755年～公元1811年），漢族，字荷之，號蓮士，原安徽休寧隆阜人，寄籍江西大庾；清高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殿試狀元，授翰林院修撰，選任文衡，累主江南、湖南鄉試；清仁宗嘉慶初年，凡大典文字，皆出其手；歷任侍讀學士、軍機大臣、體仁閣大學士，掌翰林院如故；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年五十七，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諡文端；著有《震無咎齋詩稿》；善畫山水，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作《廬山瀑布圖》；與父戴第元、叔戴均元、兄戴心亨四人，稱“西江四戴”。
章佳·慶桂。
慶桂（公元1737年～公元1816年），字樹齋，章佳氏，滿洲鑲黃旗人，大學士尹繼善第四子，清朝大臣；清高宗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以廕生授戶部員外郎，歷內閣學士、副都統、參贊大臣、將軍、都統，擢工部，調兵部尚書，署理甘肅總督；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擊退廓爾喀入侵，事平，予十五功臣，是年，赴浙江辦案；清仁宗嘉慶四年（公元1799年），調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入直軍機，尋授內大臣、文淵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晉太子太師；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纂輯《平定三省邪匪方略》成；嘉慶十八年（公元1813年），年老，原品休致，諡“文恪”。
董誥。
董誥（公元1740～公元1818年）清代官員、書畫家。字雅倫，一字西京，號蔗林，一號柘林，工部尚書董邦達長子，與其父有“大、小董”之稱，浙江富陽人；清高宗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進士，殿試名列一甲第三，乾隆帝以其系大臣子，改置二甲第一，為傳臚，授翰林院庶吉士，充國史三通館協修，武英殿纂修；散館後，改任編修；以善畫，受高宗知，歷任內閣學士，擢公、戶、吏、刑部侍郎，充四庫館副Quattroporte；累官至東閣大學士、太子太傅，直軍機先後四十年；供職勤恪，進止皆有常度；熟諳掌故，政事得失，皆能洞鑑本源；朝見時，凡有獻納，皆面陳之，不用奏牘；平生所學，在一“誠”字，以為天下無不可與外之人，而人亦未有敢侮之者；工詩古文詞，書法宗王羲之、獻之，又能於一粒芝麻上書“天下太平”四字；山水稟承家學，雅秀絕塵，晚宗宋、元；為人和易，一時寒畯多得其授畫法；其所進呈畫本，均經乾、嘉二帝親筆題詠，收於《石渠寶笈》第三編，作有《西湖十景圖》；清仁宗嘉慶時，給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湖源鄉窈口村潘氏友于堂（新廳）題寫對聯一副，內容為“古今來幾許世家無非積德，天地間第一件事還是讀書”；嘉慶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再次上疏乞休，命以太保大學士致仕，在家支食全俸，十月，病劇而卒，嘉慶帝親臨祭奠，御製哀詩有“只有文章傳子侄，絕無貨幣置莊田”之句，賜諡文恭；墓葬蛇浦村（今屬新桐鄉），有御製碑文，今為區級文物保護單位。
袁煦。
袁煦，山東長山人，袁守誠第四子；清高宗乾隆五十九年（公元1794年）舉人，任內閣中書、軍機章京；紀曉嵐次女婿。
章佳·阿桂。
阿桂（公元1717年～公元1797年），章佳氏，字廣廷，號雲崖，大學士阿克敦之子，清朝名將，滿洲正藍旗人，後以新疆戰功抬入正白旗；清高宗乾隆三年（公元1738年）舉人，後授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長期戍守西北邊疆；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參加大小金川之役；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參加平定大小和卓叛亂，事平後移師駐伊犁，提出於新疆屯田建策，被採納；其後數年間，歷任內大臣、漢軍鑲藍旗都統、軍機大臣、滿洲正紅旗都統、伊犁將軍、四川總督等；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以副將軍偕經略傅恆領兵與侵擾滇境的緬甸軍交戰，屢獲捷；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再次參加大小金川之戰，歷時5年，運籌戰事，多合機宜，後兩次督師鎮壓甘肅回民起義，參與制定鎮壓臺灣林爽文起義和抗擊廓爾喀之役的進兵方略；編有《軍需則例》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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