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跡曉講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儘管和英國方面有所接觸的巡撫、將軍、欽差大臣等高階官員前後多達十餘人，但英華人提及次數最多的華人卻是一個並無任何實際官職的普通百姓。
在英華人那裡，他的名字叫做伍浩官（即伍秉鑑），他除了擔當中英雙方溝通聯絡的使者外，伍浩官有另外一個身份，他是1840年這一年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不過，伍浩官所代表的十三行商人很快就走向了消亡。
他們的故事還要從乾隆年間說起。
01
通商貿易中的“獨苗”
1755年，英國政府的一支船隊來到寧波，要求開港通商。老謀深算的乾隆皇帝想到的不是通商帶來的白銀，而是東南沿海有可能被洋夷茲擾的危險。
1757年，乾隆收緊外貿政策，盡撤康熙時設立的閩、江、浙三處通商口岸，僅保留廣州一處粵海關負責整個大清帝國的對外貿易。從此，清朝就開始實行“萬般厚利、皆出一口”的一口通商貿易政策。
而從一口通商政策中獲利最大的是廣州的外貿商人行會，這個在康熙年間由官方指定的“身家殷實、資財素裕”的廣州對外貿易商人組成的行會組織，承攬了清朝和洋人接洽貿易的一切事務，以免得皇帝的臣子們直接和遠方的蠻夷接觸，降低了皇朝在蠻夷心目中的身份。
｜十三行碼頭場景 圖源於網路
大清贏了面子，行會商人贏了裡子。雖然乾嘉道三朝時代清朝的GDP是不是世界第一尚有待考證，但就人口和對跨大洋貿易的參與份額來說，大清是當之無愧的是世界第一。
清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強行將上億人口與外洋之間的生產和需求聯絡歸攏於一處，並安排廣州十三行商人站在這個風口上，想不發財都難。
在不同時期，這個世界最富有商會的商人數量從4家到20家不等，但外界多以其中實力最殷實的13家作為代表，這13個商行總括了和外國商人的一切貿易，被人敬畏的稱作為壟斷洋務的“廣州十三行”。
02
“伍浩官們”究竟多有錢？
這在當時算什麼消費級別呢？18世紀收入較好的法國貴族，其土地稅、薪水和特權收入的總和約為10萬到15萬法郎，頂級貴族的收入至多也不過是這個水平的2到3倍。
事實上，很多歐洲小國一年的財政收入，還趕不上廣州潘家一年的消費。
｜根據在廣州的外國商人說法，伍秉鑑是當時世界第一富豪 圖源於網路
在鴉片戰爭時期擔任行首的伍秉鑑，也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伍浩官，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的千年全球“50大富豪”裡，伍浩官是唯一一位入選的中國商人。
據說伍浩官的家產多達2600萬元。當時廣州通行的計價貨幣是墨西哥鷹洋，一元鷹洋大概相當於0.7英鎊。2600萬銀元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當時英國收入最高的貴族紐卡斯爾公爵，年收入約為33萬銀元，而英國全國一年的遺產稅和所得稅收入，也不過是167萬英鎊，約合800萬元。
這麼看起來，用“富可敵國”四個字形容伍浩官，大概是再合適不過了。
在家資億萬的同時，十三行商人們並沒有留下猶太商人那樣的“吝嗇”名聲。他們以出手大方和待人豪爽而廣為外華人所知。
｜潘振承（1714～1788年） 圖源於網路
潘振承在擔任十三行行首時曾規定，對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因質量不佳而退還的茶葉，十三行無條件全部接收並退款。退回的款項並不是小數目，1783年，有1043箱茶葉被退回十三行，賠付的金額則超過了10000元，潘振承全部如約給付。
有一個跟伍秉鑑做過多年生意夥伴的美國商人，因經營不善欠下伍秉鑑72000元。18世紀末一個普通美華人的家庭財產大約相當於450英鎊也就是約700元銀元。
｜倫敦畫報上，伍首富的私家花園 圖源於網路
這筆欠款約相當於100個美華人家產的總和，可伍秉鑑只是笑笑說：“你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有誠信的人，只是缺乏一點運氣。”說著就撕掉了手上的欠條。
諸如此類的商場傳說，讓十三行商人的形象更加貼近西方人心目中傳統的東方商人形象----神秘、坐擁奇珍異寶、豪俠仗義，並且手握著讓外華人一夜暴富的“財富密碼”。
外國商人可能不會想到，在幾千裡之外的中國皇帝看來，十三行商人同樣也是他的“財富密碼”。
03
皇帝的聚寶盆
《事語·廣東新語》裡說，廣東“金山珠海、天子南庫”。意思是廣州的對外貿易自古以來就是北方帝皇的聚寶盆、搖錢樹。
一口通商政策實行之初，廣州一地的海關稅銀就有每年50餘萬兩之多。到乾隆末，每年前來貿易的洋船已達80多艘，稅銀110萬兩。到鴉片戰爭之前，洋船每年到港超過200艘，稅銀超180萬兩。
而收取的海關稅銀中大約有6成被送入京城，為清朝皇室所開支。十三行商人所在的粵海關關稅對皇室的貢獻遙遙領先於崇文門等地的內地稅關。
完全可以說十三行生意的興旺與否，和遠在紫禁城中的皇帝的錢袋子息息相關。
除了這些正項稅賦之外，十三行商人還常常被皇帝看作是國庫外的方便“錢包”。乾隆時為了平定臺灣林爽文之亂，要求粵海關商人積極捐銀30萬兩供應軍用。此後，因為各種花費要求商人捐資報效的次數逐漸增多。
從1788到1820年的32年間，十三行商人共在正稅之外額外捐資350萬兩，每年以捐效名義給朝廷上供的白銀超過10萬之多。為了維持十三行商人對外貿行業的壟斷，行商們對朝廷要求的各種報效總是盡力滿足，少加辭讓。
清朝在乾、嘉、道三朝進行的一系列重大事項，如皇帝壽宴慶典、出兵廓爾喀、平定川楚白蓮教之亂、平定河南民變、黃河治理等，都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資金支援。
｜茶葉倉庫。從17世紀起，茶葉取代絲綢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圖源於網路
皇帝除了透過十三行商人獲取大筆正稅和額外捐輸以外，也將十三行當作是獲取外國貨物的重要管道。
由於十三行商人壟斷了除了朝貢之外的一切中外交涉，皇室對外國奇珍異寶的需求總是依靠十三行商人的協助來滿足。十三行商人每年都有“採辦官貨”的任務，即按照皇室開出的貨單，替朝廷採辦紫檀、象牙、琺琅器、鐘錶、玻璃器、儀器、金銀器、毛紡織衣料、珍禽異獸等外洋貨物。
這些貨物全都由內廷指定樣式規格，由十三行商人進行採買，以總督、巡撫、粵海關等官員的名義，一年分四次送入宮中。清宮所用的所有洋貨、西洋陳列，幾乎都是由十三行商人一手操辦購入。
04
帝國與西方溝通的唯一渠道
除了在輸入西洋器物之外，皇室、朝廷乃至地方大員，都以十三行商人作為引入西洋技術和文化的唯一管道。
鴉片戰爭後魏源編寫的《海國圖志》一書，大部分材料即是由兩廣總督編纂的《四夷志》，其中包含的外洋資訊多是得自十三行商人。
｜老電影《林則徐》中，“反派”伍秉鑑與英華人狼狽為奸 圖源於網路
鴉片戰爭期間，十三行商人協助林則徐積極獲取西方兵器技術，在十三行商人幫助下鑄造的火炮讓攻克虎門要塞的英國軍人驚呼“其精良程度甚至超過了大部分我們的火炮”。
十三行商人又在外國商人的協助下，秘密購買西式“夾板船”即多層船隻用於改裝軍艦。根據英方描述，當時虎門已經有一艘十三行商人捐資購買的26門炮西式軍艦下水，其裝備和帆桅都是最新式樣。
甚至到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時，曾國藩、李鴻章等新崛起的地方大員仍舊相當依賴已經衰微的廣東商人來獲取洋槍炮和火藥。曾國藩曾委託廣東商人一次購買用於水戰的洋莊火炮三千門，用於裝備湘軍水師。全軍洋槍化的李鴻章更加依賴廣東商人的協助。
｜清末淮軍士兵 圖源於網路
根據李自己的奏報，淮軍在剿滅捻軍的作戰中，動輒需要“粗細洋火藥數萬斤，銅帽數十萬顆”，都是派人赴香港、廣東要求當地商人協力購買。
與此同時，十三行商人也是進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
隨著經十三行之手賣出的中國貨物不斷運往西方，在18世紀的西方掀起了一波“中國文化熱”。英法各國對中國器物的需求越來越多，聚集在十三行地區的經營外銷產品的商鋪多達5000餘家，中國刺繡產品、漆器、雕刻、中國風繪畫等，廣泛銷售到西方各國。
與此同時，一些精通玻璃製造、醫學和繪畫的西方工匠也來到十三行所在地區，將玻璃製造工藝、最新的醫學知識和西方繪畫技法帶進了中國。
05
衰敗的開始
十三行的繁華一直維繫到了鴉片戰爭爆發，按照通常說法，十三行商人衰敗的原因是在兩次鴉片戰爭裡，廣州城多次遭遇大火，十三行的商館和洋商所在的洋館都被大火夷為平地。
｜1822年廣州十三行街大火，有四千萬兩白銀化為烏有，史稱“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里”。圖源於網路
而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十三行商人又承擔了清朝賠款的三分之一以上，財產幾近耗竭，因此無力經營，廣州十三行商人從此一蹶不振。
其實，讓十三行商人沒落的根本原因並非戰爭本身，而是清廷創立的外貿壟斷制度越來越不適應全球自由貿易的大環境。
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全球自由貿易和封建保護制度之間的衝突已經進入爆發期，從非洲到印度到東南亞，謀求自由貿易的西方商人和希望壟斷對外貿易的本地君主之間衝突不斷。
就連作為西方侵入東方勢力典型代表之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都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外貿壟斷政策，將荷屬東印度的貿易開放給本國一般商人和其他外國商人。
對十三行商人來說，皇帝賜給的“一口通商”特權是一柄雙刃劍，它可以給予十三行商人超高利潤，將他們變成世界最富有的人群，也可以如一柄利劍時刻懸吊在他們頭上，隨時讓他們鋃鐺入獄，甚至傾家蕩產。
｜19世紀初廣州官府在十三行外商商館大廳的“涉外”審案場景，伍秉鑑等行商首領須列席，卻沒有發言權，如果審訊結果外商有罪，則對行商處以鉅額罰款。圖源於網路
跟隨“一口通商”特權給予十三行的是保商制度。
保商是指凡外國商船來到廣州貿易，都必須由官府指定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家做保，由該行商確保洋船繳納指定關稅費用，以及沒有任何違法抗命的行為發生。
保商制度的實行將官府和洋商之間的糾紛處理難度降到了最低，卻也將所有的麻煩一股腦的丟給了十三行的商人們。一旦洋船商人無力支付關稅或水腳開支，又或者水手肆意鬧事，第一個擔驚受怕的總是擔保行商。
有時事情嚴重，甚至連保商也一併鎖入大牢，只有等保商千方百計將賠償銀子籌措繳納完畢後，才能將其釋放出獄。
在官司問題之外，十三行商人還遇到了經營問題。商人們在做生意時時常借貸經營，有時候生意週轉不靈時，常常欠下外商大筆貸款。積年累月，十三行欠款也逐漸增加。
｜五口通商 圖源於網路
鴉片戰爭後簽署的《南京條約》中，有一部分賠款就是希望清政府出面清償十三行商人歷年積累的外商欠款，十三行商人之所以承擔了賠款的一部分，道理恐怕也就在於此。
保商制度和欠款問題固然讓行商們的生意舉步維艱，但給予十三行商人們致命一擊的，是《五口通商章程》的簽署。
在《南京條約》裡除了規定清欠積款之外，還確定開放五個口岸對外通商，具體的實施辦法，則在《五口通常章程》中加以明確。鮮有人注意到的是，《五口通商章程》議定的條款，實際上對行商壟斷進出口貿易的傳統做法進行了徹底否定。
章程規定，洋商抵達口岸前後的引水、押船、報關、交易、納稅等，都按照一定規矩由洋商自行辦理，不再需要行商代為操辦。這就相當於在實質上廢除了傳統的行商壟斷制度。
同時，章程並規定英國在口岸擁有領事裁判權，華洋一切糾紛由中英雙方官府聯合處理，洋船到岸時由本國領事做保，免除了行商的保商義務。
06
帝國的“邊緣人”
“一口通商”的壟斷特權被打破後，廣東商人不再握有一本萬利的“財富密碼”，相比過去“躺在金山上”發財的時光，他們現在的生意大為遜色。但真正讓十三行商人徹底沒落的原因，應是此時的他們對朝廷而言已經沒有任何特殊利用價值。
上海等五口開放通商以後，前來貿易的外國商人大量增加。朝廷在各地海關的關稅收入因之水漲船高。關稅逐漸成為清朝政府必須親自掌握的財政命脈。
根據李鴻章的奏報，設定在上海的江海關，連同上海本地捐輸一起，每月將近白銀六十萬兩。李鴻章掌握了這筆稅源之後，用其建設起總數超過七萬人、裝備洋槍炮的淮軍。此後，作為清朝主要野戰軍的淮軍長期依賴江海關稅銀供應，片刻不能缺少。
｜羅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圖源於網路
到英華人赫德充任總稅務司之後，清朝海關關稅收入從每年約百萬兩，增加到每年一千多萬兩。又因為太平天國戰亂的原因，清朝的土地稅入急劇縮減，海關稅連同內地厘金稅入成為清朝財政收入的大頭。
同治時期，得益於海關和厘金的大筆進項，清朝的財政收入猛增到7500萬兩，比道光時的4000餘萬兩增加了差不多一倍。此時的清朝政府已經視關稅為維繫江山穩定、關乎軍政運作的支柱，自然不願意再將其假手於民間商人，而是必須親自掌握在手中。
同時，十三行商人也失去了清政府處理外交往的壟斷特權。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直逼北京城下，迫使清朝放棄了“官府不與洋人正面接觸”的傳統外交方針，派遣皇弟奕忻出面和英法外交使團進行談判。戰後，清朝迅速成立了以奕忻為核心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不再假手行商而是親自處理與外國交往的事務。
伍浩官、潘啟官們作為整個帝國對外交往唯一聯絡人的地位一去不復返。
｜李鴻章開闢的江南製造總局，該局建設已經不必經由行商插手 圖源於網路
隨著總理衙門的建立，清朝也決定了向外國“借師助剿”太平天國的總方針。英國政府派戈登接手美華人華爾創立的“常勝軍”，法華人也創立了“常捷軍”。
隨後，各地督撫大員紛紛引進西方顧問，延聘西洋工匠。切實掌握從西方引進人才和技術的渠道，成為太平天國後時代清朝督撫們的首要任務之一。
以十三行為首的民間商人雖然靠自己的資金引進了一些西方民用技術，但在以軍事工業和基礎建設為主導的洋務運動時代已經淪為邊緣角色。
結語
說到底，“伍浩官”們的存在，不過是在朝廷對外來資金和技術沒有特別需求，為了更容易的封閉國門，將與外國交涉的“麻煩事”暫且託付給民間商人。
因為大清帝國的幅員和人口，使得獲得壟斷權的少數民間商人因此財源滾滾，甚至世界首富迭出。但形勢一旦有所變化，清政府對貿易產生的鉅額財富和外來技術有所需求的時候，它就會毫不猶豫的排擠掉民間力量，親自掌握對外貿易和技術引進渠道。
伍浩官、潘啟官們也就不得不從對外交涉的舞臺上退場，將位置讓給奕忻、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們了。
而後人從清代二百多年的歷史中，也能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清代，沒有任何一個商業帝國能堅持百年。從“伍浩官”們的興衰也能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依附於皇權的商業行為，即便做到世界首富，他們的財富也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END）
｜循跡曉講 ·用文化給生活另一種可能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儘管和英國方面有所接觸的巡撫、將軍、欽差大臣等高階官員前後多達十餘人，但英華人提及次數最多的華人卻是一個並無任何實際官職的普通百姓。
在英華人那裡，他的名字叫做伍浩官（即伍秉鑑），他除了擔當中英雙方溝通聯絡的使者外，伍浩官有另外一個身份，他是1840年這一年世界上最有錢的人。
不過，伍浩官所代表的十三行商人很快就走向了消亡。
他們的故事還要從乾隆年間說起。
01
通商貿易中的“獨苗”
1755年，英國政府的一支船隊來到寧波，要求開港通商。老謀深算的乾隆皇帝想到的不是通商帶來的白銀，而是東南沿海有可能被洋夷茲擾的危險。
1757年，乾隆收緊外貿政策，盡撤康熙時設立的閩、江、浙三處通商口岸，僅保留廣州一處粵海關負責整個大清帝國的對外貿易。從此，清朝就開始實行“萬般厚利、皆出一口”的一口通商貿易政策。
而從一口通商政策中獲利最大的是廣州的外貿商人行會，這個在康熙年間由官方指定的“身家殷實、資財素裕”的廣州對外貿易商人組成的行會組織，承攬了清朝和洋人接洽貿易的一切事務，以免得皇帝的臣子們直接和遠方的蠻夷接觸，降低了皇朝在蠻夷心目中的身份。
｜十三行碼頭場景 圖源於網路
大清贏了面子，行會商人贏了裡子。雖然乾嘉道三朝時代清朝的GDP是不是世界第一尚有待考證，但就人口和對跨大洋貿易的參與份額來說，大清是當之無愧的是世界第一。
清廷皇帝至高無上的權力強行將上億人口與外洋之間的生產和需求聯絡歸攏於一處，並安排廣州十三行商人站在這個風口上，想不發財都難。
在不同時期，這個世界最富有商會的商人數量從4家到20家不等，但外界多以其中實力最殷實的13家作為代表，這13個商行總括了和外國商人的一切貿易，被人敬畏的稱作為壟斷洋務的“廣州十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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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浩官們”究竟多有錢？
這在當時算什麼消費級別呢？18世紀收入較好的法國貴族，其土地稅、薪水和特權收入的總和約為10萬到15萬法郎，頂級貴族的收入至多也不過是這個水平的2到3倍。
事實上，很多歐洲小國一年的財政收入，還趕不上廣州潘家一年的消費。
｜根據在廣州的外國商人說法，伍秉鑑是當時世界第一富豪 圖源於網路
在鴉片戰爭時期擔任行首的伍秉鑑，也就是文章開頭提到的伍浩官，2001年《亞洲華爾街日報》評選的千年全球“50大富豪”裡，伍浩官是唯一一位入選的中國商人。
據說伍浩官的家產多達2600萬元。當時廣州通行的計價貨幣是墨西哥鷹洋，一元鷹洋大概相當於0.7英鎊。2600萬銀元是一個什麼概念呢？
當時英國收入最高的貴族紐卡斯爾公爵，年收入約為33萬銀元，而英國全國一年的遺產稅和所得稅收入，也不過是167萬英鎊，約合800萬元。
這麼看起來，用“富可敵國”四個字形容伍浩官，大概是再合適不過了。
在家資億萬的同時，十三行商人們並沒有留下猶太商人那樣的“吝嗇”名聲。他們以出手大方和待人豪爽而廣為外華人所知。
｜潘振承（1714～1788年） 圖源於網路
潘振承在擔任十三行行首時曾規定，對於英國東印度公司因質量不佳而退還的茶葉，十三行無條件全部接收並退款。退回的款項並不是小數目，1783年，有1043箱茶葉被退回十三行，賠付的金額則超過了10000元，潘振承全部如約給付。
有一個跟伍秉鑑做過多年生意夥伴的美國商人，因經營不善欠下伍秉鑑72000元。18世紀末一個普通美華人的家庭財產大約相當於450英鎊也就是約700元銀元。
｜倫敦畫報上，伍首富的私家花園 圖源於網路
這筆欠款約相當於100個美華人家產的總和，可伍秉鑑只是笑笑說：“你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有誠信的人，只是缺乏一點運氣。”說著就撕掉了手上的欠條。
諸如此類的商場傳說，讓十三行商人的形象更加貼近西方人心目中傳統的東方商人形象----神秘、坐擁奇珍異寶、豪俠仗義，並且手握著讓外華人一夜暴富的“財富密碼”。
外國商人可能不會想到，在幾千裡之外的中國皇帝看來，十三行商人同樣也是他的“財富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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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聚寶盆
《事語·廣東新語》裡說，廣東“金山珠海、天子南庫”。意思是廣州的對外貿易自古以來就是北方帝皇的聚寶盆、搖錢樹。
一口通商政策實行之初，廣州一地的海關稅銀就有每年50餘萬兩之多。到乾隆末，每年前來貿易的洋船已達80多艘，稅銀110萬兩。到鴉片戰爭之前，洋船每年到港超過200艘，稅銀超180萬兩。
而收取的海關稅銀中大約有6成被送入京城，為清朝皇室所開支。十三行商人所在的粵海關關稅對皇室的貢獻遙遙領先於崇文門等地的內地稅關。
完全可以說十三行生意的興旺與否，和遠在紫禁城中的皇帝的錢袋子息息相關。
｜潘振承（1714～1788年） 圖源於網路
除了這些正項稅賦之外，十三行商人還常常被皇帝看作是國庫外的方便“錢包”。乾隆時為了平定臺灣林爽文之亂，要求粵海關商人積極捐銀30萬兩供應軍用。此後，因為各種花費要求商人捐資報效的次數逐漸增多。
從1788到1820年的32年間，十三行商人共在正稅之外額外捐資350萬兩，每年以捐效名義給朝廷上供的白銀超過10萬之多。為了維持十三行商人對外貿行業的壟斷，行商們對朝廷要求的各種報效總是盡力滿足，少加辭讓。
清朝在乾、嘉、道三朝進行的一系列重大事項，如皇帝壽宴慶典、出兵廓爾喀、平定川楚白蓮教之亂、平定河南民變、黃河治理等，都得到了十三行商人的資金支援。
｜茶葉倉庫。從17世紀起，茶葉取代絲綢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圖源於網路
皇帝除了透過十三行商人獲取大筆正稅和額外捐輸以外，也將十三行當作是獲取外國貨物的重要管道。
由於十三行商人壟斷了除了朝貢之外的一切中外交涉，皇室對外國奇珍異寶的需求總是依靠十三行商人的協助來滿足。十三行商人每年都有“採辦官貨”的任務，即按照皇室開出的貨單，替朝廷採辦紫檀、象牙、琺琅器、鐘錶、玻璃器、儀器、金銀器、毛紡織衣料、珍禽異獸等外洋貨物。
這些貨物全都由內廷指定樣式規格，由十三行商人進行採買，以總督、巡撫、粵海關等官員的名義，一年分四次送入宮中。清宮所用的所有洋貨、西洋陳列，幾乎都是由十三行商人一手操辦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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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國與西方溝通的唯一渠道
除了在輸入西洋器物之外，皇室、朝廷乃至地方大員，都以十三行商人作為引入西洋技術和文化的唯一管道。
鴉片戰爭後魏源編寫的《海國圖志》一書，大部分材料即是由兩廣總督編纂的《四夷志》，其中包含的外洋資訊多是得自十三行商人。
｜老電影《林則徐》中，“反派”伍秉鑑與英華人狼狽為奸 圖源於網路
鴉片戰爭期間，十三行商人協助林則徐積極獲取西方兵器技術，在十三行商人幫助下鑄造的火炮讓攻克虎門要塞的英國軍人驚呼“其精良程度甚至超過了大部分我們的火炮”。
十三行商人又在外國商人的協助下，秘密購買西式“夾板船”即多層船隻用於改裝軍艦。根據英方描述，當時虎門已經有一艘十三行商人捐資購買的26門炮西式軍艦下水，其裝備和帆桅都是最新式樣。
甚至到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時，曾國藩、李鴻章等新崛起的地方大員仍舊相當依賴已經衰微的廣東商人來獲取洋槍炮和火藥。曾國藩曾委託廣東商人一次購買用於水戰的洋莊火炮三千門，用於裝備湘軍水師。全軍洋槍化的李鴻章更加依賴廣東商人的協助。
｜清末淮軍士兵 圖源於網路
根據李自己的奏報，淮軍在剿滅捻軍的作戰中，動輒需要“粗細洋火藥數萬斤，銅帽數十萬顆”，都是派人赴香港、廣東要求當地商人協力購買。
與此同時，十三行商人也是進行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
隨著經十三行之手賣出的中國貨物不斷運往西方，在18世紀的西方掀起了一波“中國文化熱”。英法各國對中國器物的需求越來越多，聚集在十三行地區的經營外銷產品的商鋪多達5000餘家，中國刺繡產品、漆器、雕刻、中國風繪畫等，廣泛銷售到西方各國。
與此同時，一些精通玻璃製造、醫學和繪畫的西方工匠也來到十三行所在地區，將玻璃製造工藝、最新的醫學知識和西方繪畫技法帶進了中國。
05
衰敗的開始
十三行的繁華一直維繫到了鴉片戰爭爆發，按照通常說法，十三行商人衰敗的原因是在兩次鴉片戰爭裡，廣州城多次遭遇大火，十三行的商館和洋商所在的洋館都被大火夷為平地。
｜1822年廣州十三行街大火，有四千萬兩白銀化為烏有，史稱“洋銀熔入水溝，長至一二里”。圖源於網路
而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十三行商人又承擔了清朝賠款的三分之一以上，財產幾近耗竭，因此無力經營，廣州十三行商人從此一蹶不振。
其實，讓十三行商人沒落的根本原因並非戰爭本身，而是清廷創立的外貿壟斷制度越來越不適應全球自由貿易的大環境。
在鴉片戰爭爆發之前，全球自由貿易和封建保護制度之間的衝突已經進入爆發期，從非洲到印度到東南亞，謀求自由貿易的西方商人和希望壟斷對外貿易的本地君主之間衝突不斷。
就連作為西方侵入東方勢力典型代表之一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都不得不放棄自己的外貿壟斷政策，將荷屬東印度的貿易開放給本國一般商人和其他外國商人。
對十三行商人來說，皇帝賜給的“一口通商”特權是一柄雙刃劍，它可以給予十三行商人超高利潤，將他們變成世界最富有的人群，也可以如一柄利劍時刻懸吊在他們頭上，隨時讓他們鋃鐺入獄，甚至傾家蕩產。
｜19世紀初廣州官府在十三行外商商館大廳的“涉外”審案場景，伍秉鑑等行商首領須列席，卻沒有發言權，如果審訊結果外商有罪，則對行商處以鉅額罰款。圖源於網路
跟隨“一口通商”特權給予十三行的是保商制度。
保商是指凡外國商船來到廣州貿易，都必須由官府指定十三行商人中的一家做保，由該行商確保洋船繳納指定關稅費用，以及沒有任何違法抗命的行為發生。
保商制度的實行將官府和洋商之間的糾紛處理難度降到了最低，卻也將所有的麻煩一股腦的丟給了十三行的商人們。一旦洋船商人無力支付關稅或水腳開支，又或者水手肆意鬧事，第一個擔驚受怕的總是擔保行商。
有時事情嚴重，甚至連保商也一併鎖入大牢，只有等保商千方百計將賠償銀子籌措繳納完畢後，才能將其釋放出獄。
在官司問題之外，十三行商人還遇到了經營問題。商人們在做生意時時常借貸經營，有時候生意週轉不靈時，常常欠下外商大筆貸款。積年累月，十三行欠款也逐漸增加。
｜五口通商 圖源於網路
鴉片戰爭後簽署的《南京條約》中，有一部分賠款就是希望清政府出面清償十三行商人歷年積累的外商欠款，十三行商人之所以承擔了賠款的一部分，道理恐怕也就在於此。
保商制度和欠款問題固然讓行商們的生意舉步維艱，但給予十三行商人們致命一擊的，是《五口通商章程》的簽署。
在《南京條約》裡除了規定清欠積款之外，還確定開放五個口岸對外通商，具體的實施辦法，則在《五口通常章程》中加以明確。鮮有人注意到的是，《五口通商章程》議定的條款，實際上對行商壟斷進出口貿易的傳統做法進行了徹底否定。
章程規定，洋商抵達口岸前後的引水、押船、報關、交易、納稅等，都按照一定規矩由洋商自行辦理，不再需要行商代為操辦。這就相當於在實質上廢除了傳統的行商壟斷制度。
同時，章程並規定英國在口岸擁有領事裁判權，華洋一切糾紛由中英雙方官府聯合處理，洋船到岸時由本國領事做保，免除了行商的保商義務。
06
帝國的“邊緣人”
“一口通商”的壟斷特權被打破後，廣東商人不再握有一本萬利的“財富密碼”，相比過去“躺在金山上”發財的時光，他們現在的生意大為遜色。但真正讓十三行商人徹底沒落的原因，應是此時的他們對朝廷而言已經沒有任何特殊利用價值。
上海等五口開放通商以後，前來貿易的外國商人大量增加。朝廷在各地海關的關稅收入因之水漲船高。關稅逐漸成為清朝政府必須親自掌握的財政命脈。
根據李鴻章的奏報，設定在上海的江海關，連同上海本地捐輸一起，每月將近白銀六十萬兩。李鴻章掌握了這筆稅源之後，用其建設起總數超過七萬人、裝備洋槍炮的淮軍。此後，作為清朝主要野戰軍的淮軍長期依賴江海關稅銀供應，片刻不能缺少。
｜羅伯特·赫德（Robert·Hart，1835年2月20日-1911年9月20日）圖源於網路
到英華人赫德充任總稅務司之後，清朝海關關稅收入從每年約百萬兩，增加到每年一千多萬兩。又因為太平天國戰亂的原因，清朝的土地稅入急劇縮減，海關稅連同內地厘金稅入成為清朝財政收入的大頭。
同治時期，得益於海關和厘金的大筆進項，清朝的財政收入猛增到7500萬兩，比道光時的4000餘萬兩增加了差不多一倍。此時的清朝政府已經視關稅為維繫江山穩定、關乎軍政運作的支柱，自然不願意再將其假手於民間商人，而是必須親自掌握在手中。
同時，十三行商人也失去了清政府處理外交往的壟斷特權。
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直逼北京城下，迫使清朝放棄了“官府不與洋人正面接觸”的傳統外交方針，派遣皇弟奕忻出面和英法外交使團進行談判。戰後，清朝迅速成立了以奕忻為核心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不再假手行商而是親自處理與外國交往的事務。
伍浩官、潘啟官們作為整個帝國對外交往唯一聯絡人的地位一去不復返。
｜李鴻章開闢的江南製造總局，該局建設已經不必經由行商插手 圖源於網路
隨著總理衙門的建立，清朝也決定了向外國“借師助剿”太平天國的總方針。英國政府派戈登接手美華人華爾創立的“常勝軍”，法華人也創立了“常捷軍”。
隨後，各地督撫大員紛紛引進西方顧問，延聘西洋工匠。切實掌握從西方引進人才和技術的渠道，成為太平天國後時代清朝督撫們的首要任務之一。
以十三行為首的民間商人雖然靠自己的資金引進了一些西方民用技術，但在以軍事工業和基礎建設為主導的洋務運動時代已經淪為邊緣角色。
結語
說到底，“伍浩官”們的存在，不過是在朝廷對外來資金和技術沒有特別需求，為了更容易的封閉國門，將與外國交涉的“麻煩事”暫且託付給民間商人。
因為大清帝國的幅員和人口，使得獲得壟斷權的少數民間商人因此財源滾滾，甚至世界首富迭出。但形勢一旦有所變化，清政府對貿易產生的鉅額財富和外來技術有所需求的時候，它就會毫不猶豫的排擠掉民間力量，親自掌握對外貿易和技術引進渠道。
伍浩官、潘啟官們也就不得不從對外交涉的舞臺上退場，將位置讓給奕忻、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燾們了。
而後人從清代二百多年的歷史中，也能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即在清代，沒有任何一個商業帝國能堅持百年。從“伍浩官”們的興衰也能得出一個結論：任何依附於皇權的商業行為，即便做到世界首富，他們的財富也能在一夜之間化為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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