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政治體制和社會文化都有一個固定的走向，並且兩者是相輔相成的關係。

在政治體制上，由封建分封走向專制集權；在社會文化方便，由貴族社會走向平民社會。

從封建分封的體制走向專制集權的體制中幾經波折，最終以封建制度的終結為結束。

從貴族社會走向平民社會也不是一蹴而就，其中也有類似於貴族而又不是貴族的門閥士族成為了貴族和平民之間的過渡階級。

門閥士族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了極其重要的角色，在文化上也創造了尤為突出的成就。

然而貴族和門閥士族都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產物，也將隨著歷史潮流的前進而消亡。

中國的封建社會嚴格來說只存在於西周時期，在春秋戰國時期便一步步走向崩潰。

封建制度在秦始皇統一天下以後基本消亡，但封建觀念並沒有徹底消除。

項羽滅秦以後又大行封建，劉邦統一天下以後也不得不區域性封建。

經歷了漢初的七王之亂和漢武帝實行的推恩令之後，封建遺毒也就算基本破除了，封建觀念也無法死灰復燃了。

在西周乃至春秋的封建社會中，社會處於貴族的掌控中。

貴族掌控著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世襲權力、地位和封地。

在封建社會走向崩塌的過程中，貴族階級也開始瓦解，尤其是戰國時期商鞅變法讓貴族階級瓦解的速度大大加快。

商鞅以獎勵軍功的辦法讓平民也能成為貴族，原先的世襲貴族的地位就受到了極大威脅。

春秋時期孔子開展教育，推行因材施教和有教無類的理念，讓教育不在壟斷與貴族的手中。

孔子在政治上的偉大抱負並沒有實現，卻在教育上成為了至聖先師，實為無心插柳柳成蔭。

春秋戰國是一個思想的盛世，士族和平民紛紛崛起，貴族逐漸走向沒落。

貴族的沒落和封建制度的解體是共同進行的一個過程，這是中國歷史的走向。

封建社會幾經波折才進入專制社會，貴族社會到平民社會的轉變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封建貴族沒落以後，又出現了門閥士族，門閥士族是貴族群體在專制集權體制中的變體。

由於專制集權體制的不成熟，門閥士族作為新的貴族階級應運而生，成為了皇權的威脅。

門閥士族在很長一段歷史中扮演者重要角色，掌控者權力、地位和仕途，成為了平民階級崛起的阻礙。

在魏文帝曹丕實行九品中正制以後，門閥士族崛起的政治基礎就出現了。

一直到隋唐科舉制度出現以前，各種世家大族幾乎成為了社會和政權的掌控者。

門閥士族在漢末魏晉乃至隋唐都較為興盛，他們依然掌控者政治、軍事和文化教育，甚至世襲著權力、地位和領地。

門閥士族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貴族，他們也沒有貴族那樣順理成章世襲一切權力的合法性。

然而門閥士族的強大卻讓他們擁有了世襲一切權力的實力，併成為了專制皇權最大的威脅。

在專制集權體制的興起中，門閥士族必然走向沒落，只是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

門閥士族在魏晉時期是最為風光無限的時期，例如王、謝等世家大族強盛無比。

門閥士族終究是像貴族一樣受過教育而有文化的群體，在魏晉時期清談玄學的世風之下也產生了文化的繁榮。

魏晉南北朝時期也以和春秋戰國時期一樣的亂世，而其思想文化的發展雖不如春秋戰國，卻也算是中國歷史上較為光輝的一頁。

自隋唐始，門閥士族階級也開始走上了下坡路，因為專制集權的體制不允許貴族成為皇權的威脅。

隋唐時期，科舉制度興起，這就為平民階級走向政權中央提供了合法的路徑。

武則天以前，關隴貴族依然對政權的政治權力有所壟斷。

武則天即位以後，對科舉制度加以鞏固，對進士科尤為重視，由此對關隴貴族的打擊就越加強力。

門閥士族的力量在經歷了武則天的打擊之後，近乎消亡，但似乎還不足夠。

在走向平民社會的路途中，還有一場破後而立的亂世即將出現，即唐末五代時期的亂世。

唐末五代藩鎮割據和軍人執政的局面極其混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都近乎崩潰，這實在是黎明前的黑暗。

五代時期是一個軍人執政的時期，政治、經濟和文化也幾乎凋零，所以在這個亂世並沒有發生春秋戰國和魏晉時期的文化繁榮。

在經歷了唐末五代的藩鎮割據和軍人執政的亂世以後，門閥士族階級幾乎全部崩潰瓦解。

貴族階級和門閥士族階級消失以後，平民階級崛起的時代就要來臨了。

五代時期軍人執政是對政治和文化的一種摧殘，而政治和文化的破後而立也將發生。

宋太祖趙匡胤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宋代的建立意味著中國徹底進入了古代平民社會。

門閥士族階級在經歷了唐末五代的摧殘以後徹底消失在了歷史舞臺，此後的社會便成為了平民階級表演的舞臺。

宋太祖吸取了五代時期軍人執政的教訓，也由於陳橋兵變得國不正的心理陰影，便制定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國策。

有宋一代，政權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重視可謂是其他朝代無可比擬的。

文人治國的制度由漢武帝開始，到宋代完全成為了行之有效的制度，自此軍人執政的現象幾乎沒有再發生。

中國雖然在宋代徹底進入了古代平民社會，但貴族階級並沒有消失，只是只有皇帝一家。

在專制集權的體制中，皇室作為唯一的貴族世襲一切權力、地位和領土，而朝廷的宰相以及文官集團則代表著平民階級與皇室貴族共治天下。

中國古代政治在宋代基本走向成熟，皇室代表的貴族皇權和文官集團代表的平民權力在宋代達到了平衡。

此後專制集權的體制在明太祖朱元璋廢相以後的明清時期走向了巔峰，也走向了惡化。

士族

中國從秦代到漢代，都是皇權獨尊。皇帝是王朝唯一的主人，天下的一切都屬於皇帝。在皇權之下，又建立起一整套完備的中央、地方行政制度和官僚制度。全國劃分為一百多個郡、一千多個縣。郡以上，又逐漸增加了州一級，全國劃分為十多個州。

到東漢，進入官員序列最重要的途徑，是先在地方郡、縣擔任小吏，他們由地方官選拔，對地方官負責，所以稱為屬吏。屬吏逐級升遷，得到郡太守認可之後，會以“孝廉”或者“秀才”的名義推薦給中央，成為備選的正式官員。沒有擔任過屬吏但有文化的人士，也可以被地方官直接推薦給朝廷。不管透過哪種途徑，都要參加中央的統一考試，合格者才能成為正式官員。

各地都會有一些非常富裕的大家族，漢代人稱他們為“豪強”。他們的子弟有條件接受文化教育，能很方便地進入地方政府擔任屬吏，然後等待進入正式官員隊伍的機會。但皇帝對這些家族一直保持警惕。中央設定的考試製度，就是防範家境優越但才能欠缺者混進官僚隊伍。漢代地方官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抑制、打擊那些勢力過大的豪強家族。這種打擊有時十分血腥：一個大家族的數百名成員被全部逮捕，成年男人被處死，女子和兒童成為苦役犯，家產被充公。在漢代，勇於“搏擊豪強”是地方官的重要政績。

東漢末年，黃巾起事天下大亂，宮廷又因為文官和宦官的互相殺戮而陷入內亂，幷州刺史董卓乘機劫持朝廷。各地官員聯合起兵反對董卓，之後又互相混戰。這些動亂是地方豪強擴大影響的好機會。他們有大量宗族成員和家丁奴婢，宅牆高大堅固，糧儲豐富，可以組織起小規模的武裝，在亂兵中自保。門戶單薄的百姓，自願或被迫向豪強獻出自己的土地和人身權，換取他們的保護。州郡的地方官們（正在形成中的軍閥）也需要這些人支援，建立地方武裝。活動在中原的曹操、袁紹、劉備，南方的孫策、劉表、劉璋等軍閥，都要爭取地方豪強的支援。

曹操在混戰中統一北方後，努力將這些支援過自己的豪強大族和官僚機構結合起來，承認他們的一些特權，同時也希望他們服從自己的權威。大族成員相繼進入了中央政權，成為高階官員。

隨後幾十年內，先有曹丕廢漢朝、建立魏朝。繼之是司馬懿和他的兩個兒子掌握曹魏政權，最後是司馬懿的孫子司馬炎終結魏朝、建立晉朝。這兩次改朝換代，都是權臣篡位，採用和平“禪讓”的形式：早已被架空的皇帝被迫宣佈，自己的王朝天命已去，應該仿效堯、舜、禹相繼讓賢的方式，交給眾望所歸的賢人建立新朝。新王朝為了犒賞群臣的配合和擁戴，就再給他們更多的特權。這些人已經足夠富裕，他們最需要的不是財產，而是子孫後代能夠繼續做高官的保障。

於是有了“九品中正制”：所有士人——所有正在做官和有可能做官的人，被劃分成九個品級。對於還未做官的人，這個等級將決定他起步官職的高低。第一品最高，理論上屬於完人和聖人，所以永遠空缺；第二品是事實上的最高一級。再以下的各品之間，是量的區別；它們和二品則是質的區別。

九品中正制示意圖

這個制度是曹丕創制的。隨著高階官員們的努力爭取和皇帝對他們的籠絡收買，這種制度的核心變成了區分家族等級：每一個官員家族的“品”被都固定下來，他們的子孫後代也永遠屬於這一品，“士族”階層由此產生。所以士族的本意是憑藉品第可以世代做官的家族，真正計程車族都是二品家族。在司馬氏的晉朝，一個原本低於二品計程車人想進入這一等級，需要獲得皇帝的賞識，或者士族官僚隊伍的一致認可，成功者近乎鳳毛麟角。

即便想透過偽造檔案和賄賂提高等級也很難成功。當過高官、享有盛譽的頭等士族負責執行這一制度，他們被任命為“中正官”，負責自己家鄉州郡士人的品第評定——其實品第已經世襲，不需要評定，他們要做的，就是給那些新成年計程車族成員建檔，寫下已成俗套的評語，然後抄送副本，交由朝廷儲存。

評定二品家族的參照標準，是在這項制度固化時所有的當朝高官制定；其次是按照地域原則，每個郡有數個二品名額，分配給最有勢力的家族。數百個家族由此壟斷了從朝廷到地方的整個官僚隊伍。因為家族品第和地域的聯絡，他們很重視自己的籍貫，習慣將家鄉郡名放在自己姓氏之前，這就是“郡望”。即使已經在京城定居數代，他們依舊認為自己是博陵郡人、隴西郡人或者陳郡人。

這種壟斷政權計程車族，當時用另一個詞“門閥”指稱。閥的本意也是門，街道兩側都有半掩的院門，門內是家庭，家庭的職能是繁衍子孫後代。世代相承的家族便是當時的門閥。至於士族子弟進入官僚隊伍後的升遷速度，則由家族勢力、運氣、能力等因素的合力決定，因為官職本身不能世襲，能世襲的是進入各級官僚隊伍的資格。

晉武帝司馬炎

對於晉朝的開國皇帝司馬炎來說，他不得不靠這種制度收買整個士族階層，換取他們對自己無恥篡位的支援。但他會警惕再產生和自己一樣的權臣，因此不能把國家的權力都交給士族。司馬炎的對策是重用自己的兒子和宗族成員。司馬宗室諸王被授予“都督”（全稱是“都督某地諸軍事”）職銜，分派到全國的重要地區駐紮，掌握兵權。這不再是秦漢時皇帝一人獨掌萬機、指揮整個官僚機器，而是皇帝家族——第一家族——共同控制國家。這也算是士族政治的一種邏輯延伸。

西晉朝數十年間，特別是280年滅吳統一全國以後，皇室、宗王和士族官僚在奢靡腐敗中墮落，沒人關心行政效率和社會是否公平，他們集體投入到瓜分天下財富的狂歡和爭奪之中。司馬炎選擇的太子、後來的晉惠帝是個傻子；掌握兵權的其他宗室諸王，智力也大都不高。所以惠帝即位後，宮廷首先被密謀傾軋和殺戮攪得一團亂。各地的諸王也相繼捲進來，一次次帶兵進入洛陽廝殺、混戰，戰火隨之蔓延到整個中原大地。這就是所謂“八王之亂”。

八王之亂中，匈奴人劉淵、羯人石勒乘機起兵。司馬宗室在戰亂中大都被殺死。僅石勒在311年的一次戰役中，就俘獲殺死了三十六位宗王。兩位司馬氏皇帝相繼被匈奴人俘虜、殺死。北方落入匈奴、羯、鮮卑等族的統治下。北方士族紛紛南下避難，他們擁戴駐紮建康的琅琊王司馬睿稱帝，建立起偏安江南的東晉。經過這一番動盪，皇帝和宗王權力大大削弱，朝廷和各州政權都落入了士族高門之手。

士族之間也有競爭，但他們不允許皇權獨尊，江東政治就在士族高門的暗鬥與妥協間保持著微妙平衡。

但這種平衡並不穩定。南渡後數年，控制荊州的王敦就有問鼎之心。他曾兩度起兵進入建康，獨掌朝政。這種一家獨大威脅到了其他家族利益，所以第二次起兵時，王敦受到了各家族的聯合對抗，身死兵敗。而到現在，因北伐而名聲大震的桓溫隱然已成了第二個王敦。

桓溫是晉明帝的駙馬，因溯江而上滅亡成漢政權而聲名大奮，又三次出兵北伐（北伐前秦、羌族姚襄、前燕），戰功累累。從此，朝廷內外大權盡歸桓溫，士族還能不能保住他們共和共治的江山？

覬覦與消磨

東晉第八位皇帝、晉太宗司馬昱死去半年以後，桓溫率部來到建康。他聲稱此行是來朝見新即位的皇帝、十一歲的司馬昌明。謝安、王坦之帶領朝廷百官到建康城南的新亭碼頭迎接。此時建康已是人心惶惶，傳言桓溫要殺盡朝臣、代晉稱帝。

謝安是當今名士領袖，他沒有任何對抗桓溫的實力。但謝安曾在桓溫幕府任職，熟悉桓溫的為人。他知道，如今應對桓溫，必須要撐住朝廷身份，不然，滿朝文武的畏懼伏拜，會滋長桓溫的驕橫，萌生覬覦神器之心；但又要有理有據應對，不給桓溫任何翻臉的機會和藉口。

謝安畫像

桓溫下舟之時，百官都在道側迎拜。宴會上，荊州軍隊重重林立，朝臣都戰慄失色。王坦之大汗沾溼衣服。惟獨謝安談笑風生，甚至臨席賦詩，和桓溫酬酢唱答，顯得若無其事，一切照常——這也意味著，天地執行、人間君臣之禮仍然照常，不宜搖撼。

據說桓溫已經和郗超擬好了一份準備誅殺的朝臣名單。他邀謝安、王坦之密談，將名單丟給二人。謝安看畢無言，王坦之則丟還桓溫案前，只說一字：“多。”（《世說新語·雅量第六》）

王、謝二人並非不懼桓溫，他們只是強打精神，避免引發桓溫野心。但對桓溫的謀士郗超，他們則是全力討好，以便保全自己與朝廷。兩人曾一起拜訪郗超，結果等到中午仍未獲得接見。王坦之打算返回，謝安勸他：“就不能為性命再忍片刻？”

桓溫已經努力鼓足了篡位的勇氣，然而面對王、謝強撐門面的姿態，卻不知該如何撕破臉面。到建康不久，他就得病不起。流言說，這是在桓溫拜祭簡文帝陵時，那些被他誅殺計程車族鬼魂進行了報復。在建康停留十四天後，桓溫返回了姑孰，此後病勢日加沉重。

他感到自己時間不多了，示意朝廷授予自己“九錫”。“九錫”是皇帝賜給功勳大臣的特殊待遇，包括官服、車輛、斧鉞等。經過曹氏篡漢、司馬氏篡魏，權臣“禪代”已經有了一套固定程式，加九錫幾乎是篡位的固定前奏曲。

朝廷諸臣對桓溫不敢有否定意見，只能拖延時日。王、謝讓袁宏起草給桓溫加九錫的詔書。袁宏此時在尚書省任職，很快完成草稿交給謝安。謝安每次都提出一點意見讓袁宏修改，如此往返多次，歷經數十日。袁宏不解，悄悄向王彪之詢問。王彪之解釋：傳聞桓溫病情加重，在世的日子不多，可以拖延觀望。

返回姑孰四個月後，桓溫病死，時年62歲。朝廷名士終於鬆了一口氣。晉朝的天下——士族的天下保住了。

桓溫本已立世子桓熙繼承爵位，但桓熙與叔叔江州刺史桓衝不和，被桓衝廢黜。5歲的幼子桓玄繼承了桓溫的南郡公爵位。

桓氏家族仍控制著東晉諸州：桓豁一直是荊州刺史，現在桓衝接替桓溫的揚州、豫州刺史，江州則轉給桓豁之子桓石虔。

但桓衝沒有哥哥的野心，他深知，桓溫在世時結怨太多，權勢已非人臣所能堪，桓氏家族現在需要的是從高峰慢慢走下來，而不是猛然間摔得粉身碎骨。次年，他辭去揚州刺史，將此職讓給謝安，自己赴任徐州刺史。

兩年後，桓豁病死，荊州刺史空缺，桓衝由徐州調任荊州。至此，桓氏家族又迴歸了上游荊、江二州。

謝安侄子謝玄任兗州刺史，鎮廣陵，與謝安的揚州連為一氣，長江下游盡入謝氏家族麾下。荊、揚兩大勢力，又迴歸到相對緩和的並立狀態。

但北方的戰雲又在聚集，東晉即將迎來新一輪滅國災難。但這一次，士族沒那麼幸運了，門閥士族的危機，不會因為王敦、桓溫的死去而消失，他們想繼續把持朝政的希望，都將在一個人身上破滅，這就是——劉裕。

這位生於士族門閥專權的東晉晚期的寒門子弟，從中下級軍官起步，終結了百年門閥專權史，開啟了南朝（宋齊梁陳）歷史。劉裕給南朝奠定的政治基礎，就是使士族門閥退居邊緣，讓軍人將領成為政壇主導。

南朝計程車族雖然退到了次要位置，不能掌控政權，但在文化上仍然處於壟斷地位，他們很重視強調自己的門第優勢，還完善了琴棋書畫、駢體詩文等雅緻文化。那些靠打仗立功出人頭地的軍事將領們，也很羨慕士族的這種高貴身份，他們的第二代、第三代子孫會以軍人身份為恥，努力學習文化，想鑽營到士族隊伍裡去。

或許，這就是歷史的魅力。沒有誰能真正完勝，也不會有誰真正消失。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融合中，中華民族不斷壯大，並走到了今天。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這是唐代詩人劉禹錫筆下對當時社會狀況的描述，以東晉時期王、謝兩大門閥士族的凋零，來比較中唐後平民階層的崛起，感慨物是人非。那麼，從東漢到初唐，長達近千年的門閥士族制度，為何在唐宋時期會被平民階層所取代呢?

土地制度的變革

中唐之前，封建王朝長期依賴於土地和人頭來收稅，這是由中國農耕文明的國情所決定的。在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生產力落後的大國裡，這樣徵收的好處就是可以根據人口和土地的多寡，很容易就能推算出財政收入的總額，不僅能保證政府賦役，還大大降低了徵稅的成本。

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口的數量激增，而土地的數量是固定的，這就導致了人均土地數量越來越少，再加上門閥士族這些特權階級的圈地兼併激烈，就讓許許多多的農民成為了失了土地的流民，從而政府的稅收收入大打折扣，進而導致了均田制度處於崩潰的邊緣。

唐德宗年間，朝廷選擇拋棄了實行了幾百年的“均田制”，取而代之的為切中時弊的兩稅法。兩稅法是按照個人財產繳稅，分別增加了商業稅的徵收，其目的是瓦解門閥士族，迫使他們因為利益分化為一個個小家族，不再具備能與國家抗衡的能力，同時也能夠讓無地無財的農民獲得解放，選擇入城勞務，促進社會人口流動，所以土地制度的變革，很大程度上瓦解了門閥士族，解放了廣大農民階級。

體制機制的創新

門閥士族發展了近千年，豪強大族對封建統治的威脅也日益顯見，並釀成了無數次的社會動盪，尤其發展到了五代十國時期，朝代政權頻頻更迭，而這背後的破壞者當屬握有兵馬錢糧的權貴集團，這就迫切的需要中央進行體制機制的創新，從而壓抑住門閥士族的力量。

科舉制的應運而生則恰逢其時，科舉制最重要的意義倒不在於考試的內容，也不是選拔的人是誰，而是向全社會提供了一種公平競爭的渠道，令全社會無論是上下階級都有同臺競技的機會，最終自然是平民子弟的參與熱情最為高漲，最渴望以此來改變出身，漸進式的科考慢慢就演化成為了平民子弟的上升通道，由此打破了千百年來貴族階級對政治權利的絕對壟斷

自隋煬帝肇始，科舉制的誕生目的是為了壓制關隴集團的一家獨大，給皇帝提供更為簡單豐富的人才資源，也是因此招致了關隴集團的嚴重不滿，最終隋王朝草草退出了歷史的舞臺。唐朝統治者也面臨著同樣的煩惱，到了武后專政時期，因為政治鬥爭的需要，武后基本上把唐初計程車族們全部幹掉，並透過科考向庶族開啟大門以填補官僚隊伍。至宋太祖時期，宋代獨創糊名制度，科舉制儼然成為了仕子們公平競爭晉升的制度保障，平民階級成為了官僚隊伍的主體。

平民思想的興起

俗語講：“倉稟足而知禮儀”，誠然，物質生活滿足了，自然就加大了對精神生活的追求。在唐宋時期，中國接連迎來盛世，物質生活極大豐富，生產力水平不斷提升，為平民主義的思想的興起打下了基礎。

由唐到宋，隨著造紙術的成熟，印刷術的應用，人們獲取知識的成本大大降低，曾經只有貴族能夠讀書識字的權利，逐漸推廣到了平民之家。平民階層透過讀書參與到科舉考試當中，也透過書本開闊了視野，進入到上層社會的平民子弟更是加大了對平民階層的讚美與謳歌，從而在輿論上產生了巨大的轟動。

平民文學漸漸興起，並以樸實無華的風格成為社會的主流，一改往日貴族文學的華麗空洞，唐宋兩朝的兩次古文運動，尤其是宋朝的古文運動，是平民階級對貴族文學的劇烈衝擊，引發了民眾的強烈共鳴，平民思想民眾基礎廣泛，得到了時代的認可。

平民階級的崛起萌生於中唐，興盛於宋代，是唐宋大變革時代的歷史發展必然趨勢，從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面來看，社會政治變革的條件日臻成熟，門閥士族註定會被時代所摒棄。

門閥士族是中國古代政治史上的一個特殊群體，發萌於兩漢，經魏晉南北朝達到鼎盛，隋唐後衰敗並退出歷史舞臺。而門閥士族的興衰，與中國古代的選官制度的演變有著直接的關係。

商周時期，官員主要由貴族世襲擔任，被稱世卿世祿制（世代為官，世代食祿）。這種完全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選官制度隨著秦朝的建立而被取締，但秦朝二世而亡，作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封建王朝，很多制度都沒有完善，這個重任就落到了漢朝手中。

到了漢代，為了適應國家統治的需要，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選拔官吏的制度迫在眉睫。經過漢高祖、文帝、景帝、武帝等幾代帝王的不斷完善，察舉制孕育而生。

察舉制，即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官職。

然而，察舉的權力在地方長官手中，因此選拔的人才常常和舉薦的官員之間有著密切的利益關係。這些選拔出來的人才，上任做官之後，變成了之前舉薦長官的門生故吏，大官僚與自己的門生故吏操縱察舉，結成集團，以增加自己的政治力量。到了東漢後期，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這些世家大族透過交換利益，甚至可以控制一州一郡，成為地方割據勢力，最終在東漢末年的打亂中成為一方諸侯。

曹魏代漢後，曹丕採納陳群的建議，設立九品中正制度，即按人才優劣評定品第高低，按品級授官。但因為戰爭的破壞，尋常人家連生存都難以為繼，更別說培養子女，因此選拔的官員基本都來自於世家大族。

到了西晉，九品中正制越來越看中評定者的家族和背景，以致於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九品中正制也就成為鞏固士族力量的工具。

永嘉之亂後，司馬睿在江南士族和南遷的北方士族的支援下建立東晉。因為八王之亂和五胡入侵的影響，司馬皇室的力量遭到極大的削弱，不得不依靠士族的力量維持江山社稷，因此東晉也有“王與馬公天下”的說法，門閥士族也在這一時期走向巔峰。

△司馬睿

東晉末年，出生門閥士族的恆玄控制了朝政大權，並篡晉自立，建立恆楚。但沒過多久，寒門出生劉裕率領北府軍平定了恆玄叛亂，併成功建立南北朝第一個南方政權——劉宋。

劉裕是寒門出生，也知道東晉是怎樣滅亡的，因此立國之初便開始削弱門閥士族的政治影響力。南方的門閥士族在宋齊梁陳四朝的持續打擊下，基本淡出了權力中心，僅僅在文化和經濟上享有特殊的地位。

△劉裕

與南朝相反的是，北方門閥士族在北魏之後再度興起，並誕生了影響西魏、北周、隋、唐四朝的關隴貴族集團。

關隴貴族集團起源於西魏。北魏六鎮起義失敗後，武川鎮的宇文氏流入關中地區，與關隴地區的地方豪強合作，胡漢雜糅，文武合一，互相通婚，初步形成了關隴集團，從而極大的將強了自己的力量。

535年，宇文泰擁立鮮卑宗室元寶炬為傀儡皇帝，建立西魏。西魏在宇文泰的主導下，進行了一系列改革，而作為國家軍政核心領導的六官八柱國十二將軍幾乎被關隴集團壟斷。其中，太尉、柱國大將軍李虎為唐高祖李淵的祖父；大司馬、柱國大將軍獨孤信，其三女分別為北周、隋、唐三朝皇后；十二將軍之一的楊忠（北周建立後獲封柱國大將軍、大司空）為隋文帝楊堅的父親。

關隴集團出生的楊堅在建立隋朝後，為避免有人學自己“篡位”，開始致力於削弱關隴勢力，其中最重要的舉措便是科舉制。

隋文帝初創科舉制，放棄以往以出生選人才的弊政，採用開科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然而，隋朝和秦朝一樣短命，科舉在隋朝也只是草創，科舉制的正式形成則在唐朝。

經過唐太宗、武則天、唐玄宗幾代帝王的完善。在唐朝，考試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兩類。每年分期舉行的稱常科，由皇帝下詔臨時舉行的考試稱制科。

常設的科目有秀才、明經、進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種。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為人重視，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後來漸廢。所以，明經、進士兩科便成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進士考時務策和詩賦、文章，明經考時務策與經義；前者難，後者易）。

武則天主政時期，又在科舉中首次加入的武舉和殿試；唐玄宗又加入可詩賦，促進了唐詩的繁榮。

科舉制度的誕生和發展，改善了用人制度，使擁有才識的讀書人有機會進入各級政府任職，極大地削弱了門閥士族的力量。自唐之後，門閥士族也退出了歷史舞臺。

世間萬物的興哀都有其根由，王朝更迭如此，門閥士族的演化如此。

門閥制度，起源於東漢，鼎盛於兩晉，消亡於隋唐。門閥，是門第和閥閱的總稱。門第可以看做是高高的臺階和門檻，閥閱則可看成是門口兩邊的柱子。如此，有著高大柱子的庭院，在古今中外都具有強大的象徵性意義，即非有權有錢不得立高門，但在中國，這樣的庭院還有個更深刻的符號，勢力。因此，門閥所代表的群體是有著血脈傳承的世家大族或地主豪強。

漢朝時，選拔官吏主要靠兩種辦法，即徵辟、察舉。這兩種辦法均無資歷、出身的限制，所以在漢朝，多有寒門人士入朝為官，甚至有很多布衣卿相。這兩種選官方式，在中央政府強力的時候看不出來問題，但當中央集權減弱，朝廷勢微時，其弱點便爆發出來。高門大族對天下的影響遠超寒門、布衣，他們甚至可以在朝廷力量減弱時控制政治局勢，而寒門在此時便顯得微不足道，而兩漢的選官制度對高門對政治的影響顯然不利。於是，為了尋求與大族的合作、爭取世族的支援，曹丕“轟轟烈烈”地向“察舉”“徵辟”宣戰了，他接受了穎川人士陳群的建議，推行“九品官人法”，也就是著名的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實行初期，以“世”、“才”、“德”三個方面為考察因素，合格需三者並重，此時選官，仍注重社會的影響，觀察著輿論方向，但不久世族便露出了其醜陋的嘴臉。選官時，以吏部在各地選取著姓士族中人為“中正”，“才、德”漸漸被剔除在三個選才基準之外，九品中正制雖然還掛著“九品”之名，實際上只是選擇家世了。因此，西晉形成了“上品無寒門，正品無勢族”、“公門有公，卿門有卿”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一力促進了士族門閥的發展。

漢末後，門閥對朝廷的影響力更為巨大，加之三國以來的持續割據混戰的局面，獲得士族的支援成為了各軍閥的重要戰略，士族樂見其成，甚至透過政府所頒行的一些其它的制度牟取在經濟上的一系列特權，如三分天下時東吳推行復客制、領兵制，直接保障世族的利益，甚至在此後，世族透過政府獲得了免役、免稅的特權，如曹魏後期所推行的“給客”制度，“魏氏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自後小人憚役，多樂為之，貴族之門動有百數，又太原諸部也以匈奴胡人為田客，多者數千”，此後，此風愈演愈烈，在西晉時期甚至發展成為一個較為系統的制度，“蔭戶制度”，“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一人。”

門閥發展的巔峰，是東晉及南北朝時期，在這一段時間裡計程車庶之別，幾為天隔，寒門晉升的途徑幾乎被完全地斬斷，門閥發展到了與皇族聯合統治的地步，可畏可怖。西晉之後，東晉雖然建立起來，但其皇權弱小，東晉皇族無力約束門閥，又需要依賴門閥維持統治，最終作出讓步，確立了“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方針，世家大族在皇帝的默許之下，跳出了法律的約束範圍。國家透過設定僑州、郡、縣，為世族做官增加位置，又透過不收租的形式來討好門閥，導致門閥勢力急劇發展，甚至於專斷朝政，對國家安危造成嚴重威脅。

南北朝時期，門閥士族因為國家洗牌，影響力減弱了一些，無法再控制朝政，但其政治、經濟睥特權及社會地位未受到削弱，仍在法律上存在效力，北魏孝文帝甚至積極推行鮮卑貴族計程車族化，可見門閥此時的影響力。南朝甚至有明文規定，“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寒門）以過立（而立，即三十歲）試吏”，同理，這條規定僅對寒門士子有效力，大多數的高門，其子弟僅十餘歲便入仕為官，如梁進王錫年僅十四歲便入朝為秘書郎，又有范陽張緬，出身南渡中原大族，僅十八歲即出任淮南太守，其弟張纘十七歲入朝，二十三歲便拜吏部長史，兼任侍中，活脫脫的朝中大員，人言“恨其晚矣”——高門大族的狂歡莫過於此。

高門大族為鞏固其地位，下手之“黑”可謂聳人聽聞，十四歲的孩子入朝為官，二十三歲的朝中大員，只是其“狂歡”之下的縮影，朝政時勢難免被這群“孩子”搞得烏煙瘴氣。雖然士族中總會有大才冒出來，但又有“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行高於人，眾必誹之”的說法，就算被納入朝廷亦難以支撐下來，統治也就逐漸崩盤。高門大族為了鞏固統治，拼命地往朝中塞自己的人，但也正是這些人，逐漸將統治推倒，實在是犀利的諷刺。

門閥制度的危害在隋朝時期猛烈爆發出來。隋文帝楊堅以莫測的手段結束了近四百年的紛爭一統全國，其繼承人楊廣雖然看出了門閥的危害，卻操之過急，以激烈的手段打擊門閥，最終引門閥激變，隋朝便與門閥同歸於盡，倒了下去——倒讓唐朝撿了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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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清楚了門閥士族怎樣產生，便弄懂了門閥士族是如何退出的歷史舞臺。

1，造紙術與印刷術

當一個社會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之時，文化必然侷限於一小部分人，而這一小部分人便是門閥世家。

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展，促進了世家大族的發展壯大，同時也為普通老百姓學習知識提供了可能。

科技的進步，永遠都是基礎。

2，九品中正制與科舉制

九品中正制源自漢朝的察舉制，或者說本就是特殊的察舉制。

簡單的說，這一制度由德高望重的人對人才進行品評分級，本意是好的，但由於“舉賢不避親”，極易造成舉薦的人在家族和地域上的集中，這便是世家大族。

而科舉制則不同，理論上來說，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科舉考試，只要被錄取便可以入仕，這便從制度上打破了世家大族對官僚集團的壟斷。

科舉制，是門閥世家消失的制度基礎，所以唐朝時期的門閥士族對科舉制非常抗拒，牛李黨爭便是由此產生的。

3，黃巢之亂和白馬之禍

唐朝末年的黃巢之亂掃蕩了全國的門閥世家；朱溫的白馬之禍將唐朝的官僚集團幾乎全部埋葬。

從此，唐朝的世家大族從肉體上消失。但舊的走了，如果制度不變，理論上來說，新的世家門閥還會產生。

4，宋朝文官制度的建立

正是由於唐末藩鎮割據，以及五代時期的“兵強馬壯者可為天子”，使趙匡胤下決心徹底改變這一局面。

大興科舉，以文抑武，建立文官體制。

從此，宋朝的官僚集團幾乎全部出自科舉取士，世家大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因此，科技的進步，造紙術和印刷術的廣泛應用是打破世家門閥壟斷文化的基礎。

宋朝科舉制和文官制度的建立，則使唐末從肉體上被消滅的門閥世家再無生長的土壤。

門閥士族萌生於兩漢，發展於魏晉，準確來說在兩晉尤其是東晉時期達到巔峰。標誌性事件的諸如九品中正制的出現，這樣一來門閥士族的子弟也可以世襲性很多官職，要知道古代除了一些特殊官職還有不重要的官職，基本上世襲在帝制時代也就是皇族的特權了。

還有東晉開國時的“王與馬共天下”，這在歷朝歷代也是絕無僅有的，說明門閥士族達到巔峰。

但門閥政治，自兩晉以後，在南北朝時期式微。到了隋唐時期被大力打壓，是一代不如一代。在唐宋時期徹底退出歷史舞臺，從此再也沒有門閥政治，那麼根本原因在哪裡呢？

究其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大歷史是越往後君權越集中！

大家知道古代封建王朝的特色在於帝制家天下，也就是說皇帝是當時的至尊，所以歷朝歷代的皇帝一直在進行君權集中。因此到了明清時期，明清兩朝是為君權高度集中的朝代。

而門閥士族的存在，很明顯就是皇帝集權路上的攔路虎。所以東晉滅亡以後，到了南北朝時期，自宋武帝劉裕開始，基本上都是以打壓門閥士族為主旋律。當然還包括之前兩晉，其實想要作為的皇帝，都有著想打壓門閥士族的想法。

南北朝以後，到了隋唐也是不遺餘力的打壓門閥，諸如科舉制的產生和興盛。

所以說門閥士族為什麼在唐宋退出歷史舞臺呢？

主要因為門閥士族權力太大，威脅了皇權集中。因此自東晉以後，歷朝歷代皇帝都致力於打擊門閥士族，經過幾百年的時間，門閥士族如果再不退出歷史舞臺，豈不是逆天了？

門閥士族生存的基礎是“九品中正制”，唐宋是科舉取士，沒有九品中正制，門閥士族只是地方土豪而已。

九品中正制，是曹魏時期建立的選拔官員的重要途徑，通常將地方人才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等九個級別的評判標準，政府部門依靠人才等級，來給予適當的官位。這在前期，為古代官僚社會發揮了一定作用，但到了南北朝後期，就出現門閥林立，乃至出現“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也就說皇權被限制。更為嚴重的是，有才華的庶族頂多只能在低階部門做事，高層被無能計程車族佔據，這樣一來，結果可想而知，國羸弱，始終無法完成統一大業。魏晉南北朝，始終一片混亂。

但唐朝的科舉取士，其實很有限，每年錄取人數，不過幾十人，要讓這些新晉庶族在朝中，形成一股勢力，唐朝還需要很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雖唐朝計程車族在一定程度被削弱，但依舊很強大，據說，透過科舉考試走上仕途，哪怕日上當上宰相，有天去拜訪高門士族，哪怕主人家沒有一官半職，你也要畢恭畢敬的。

真正讓門閥士族退出歷史舞臺的，則是兩宋時期，因此時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上，官員絕大部分是透過科舉得來的。

而不是像九品中正制那樣，仗著自己是名門望族，不愁自己沒官做，不愁自己祖輩父輩的“門生故吏”，不給自己一個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