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立國後，宋太祖時期，禁軍12萬，宋太宗時，增加6萬，為18萬人，宋真宗時，禁軍人數40萬，到了宋仁宗時，禁軍人數達到了80萬，這也是傳說中林沖的八十萬禁軍教頭，至於有沒有八十萬，肯定是沒有的，但發響你得發80萬人口的軍餉，至於軍餉哪裡去了，天知道。

注意，這是禁軍人數，還有地方軍的廂軍、鄉兵、蕃兵，你說，得養多少兵？

還有，宋朝軍隊裡當兵，不是說你到50歲就退休，他沒有這一說，一直到老死，都屬於現役軍人，這也是戰鬥力差的一個原因。

北宋冗兵源於三方面，一是募兵制，二是定都，三是戰爭不斷。

募民為兵

建國之初，趙匡胤認為，王朝統治的根基在土地、在農民，唐朝的滅亡主要原因還是黃巢起義的打擊。所以，要減少這種農民起義造反的機會。怎麼做呢？趙匡胤的辦法還是花錢買和平、分權制衡這包治百病的兩招。

剛巧那時趙匡胤要壯大禁軍，又要準備統一戰爭。所以，這種失地農民的流亡無產者如果能夠利用起來，多好。

他的辦法與五代以來的募兵制一脈相承，就是把他們招到部隊養起來。政府出錢替你養家餬口，你就替政府賣命。

老百姓要活命，當然樂意。於是一拍即合。當兵待遇好，失地農民當然不會佔山為王了。趙匡胤既解決了兵源問題，又消弭了動亂問題。

趙匡胤為統一戰爭、減少農民起義出發，把失地農民變成了部隊官兵，再把部隊官兵當成了統治階級。

以前打戰是臨時從農民中招募士兵，戰爭結束論功行賞，其餘人各回各家。現在是政府出錢，將你養起來，負責生老病死。於是，就產生了職業兵家庭和群體。

他的本意是將老百姓分成兩大主力，一邊是農民，一邊是士兵。士兵得到優待，那麼即使發生饑荒，也只有農民鬧事，部隊可以鎮壓；如果部隊鬧事，那也不怕，士兵和農民是兩回事，我再招農民來鎮壓鬧事士兵。兩邊不會相互勾結，朝廷就穩如泰山了。

首都開封無險可守

五代以來，都城在開封和洛陽之間來回交替。北宋建都開封，處於無險可守，必須依靠大量部隊來守城。

由此導致開封城人口激增，溫飽問題日趨重要；越重要則越依靠漕運；越依靠漕運，則越不能遷都。

趙匡胤本來是想南方基本統一、天下太平、流民減少時，縮減禁軍規模，甚至遷都洛陽，以據山河之勝而去冗兵、安天下。

可惜趙匡胤雄圖大略尚未實現時，趙光義登基為帝。他對契丹戰爭失利，再加上對党項政策不當、四川起義，禁軍規模不減反增。再也顧不上遷都。

戰爭不斷，需要保持大軍規模

趙光義戰事失利，隨後各個皇帝與契丹或西夏戰爭不斷，禁軍規模自然減不了。

這就是北宋以來，各個大臣不斷反思並想解決的冗兵現象。

王安石變法實施保甲制、軍制改革，本想縮減部隊規模、提高部隊戰鬥力，可惜變法失敗、功敗垂成。冗兵現象就一直沒有消除。

北宋建立之初，宋太祖趙匡胤以軍事戰略眼光正確的判斷首都開封周圍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應該遷都周圍有山川地形屏障的洛陽。奈何群臣根基都在開封，而洛陽自唐末五代的戰亂早已破敗，群臣集體反對遷都，趙匡胤也無可奈何。開封城外的屏障只有黃河，而且不時的還有水患，要確保首都的安全只能用重兵駐防。另外北宋有一項國策叫“朝廷多一兵，山野少一民”因為天災人禍特別是因為土地兼併失土失業的農民不在少數，很容易成為國家社會不安定的因素，朝廷就招募這些“流民”當兵，當然了北宋經濟發達繁榮，國力能供養規模龐大的脫產職業軍隊，也因為經濟發達繁榮，沒了土地的流民在城鎮市井再謀生計並不是難事，古今中外年輕力壯的勞動力是最受青睞的，北宋招募士兵門檻並不高，因為年輕力壯的人幹別的不少職業還是有比當兵要划算的，導致軍隊的兵源素質參差不齊魚龍混雜，影響了戰鬥力。

01

趙匡胤：以兵養民

宋朝在制度設計上常有過人之舉。

宋朝處於中國社會大轉型時代，學界以“唐宋變革”來突顯其變革之猛烈程度。大變革時代意味著方方面面的破舊立新：

唐朝以前的權力結構由貴族主導，跨階層流動較為困難，而宋朝以後貴族階層被消滅，取而代之的是“科舉制”引領下計程車大夫階層；唐朝以來的藩鎮割據問題被解決，武人朝廷成為過去式，文官獲得了對政治的絕對掌控力；中國的經濟重心在宋代徹底轉向了南方，“南強北弱”的格局延續了千年；朝廷放棄了把農民禁錮在土地上的簡單化思維，透過賦稅關係的調整，容許農民流動和土地交易……

但是，大變革時代並不意味著Sunny普照大地，有順應時代浪潮破浪前行的人，也有一些跟不上腳步掉隊的人。比如，在農村地區，地主不斷兼併土地，農村金融在高利貸的推波助瀾下十分洶湧，大量的農民像教科書中描述的那樣破產，社會上出現了大量的失業農民，帶來了不穩定因素。

在任何時代，穩增長、保就業、促經濟都是政府的天然職責，宋廷也面對著“保就業”的壓力：這麼多無地的農民該怎麼辦？農民失業了、破產了該如何保證生計？

之前歷朝的統治者無外乎高呼“抑兼併”的口號，打擊富豪地主，讓既得利益群體讓一點兒利給破產邊緣的農民，將自己塑造成跟農民在同一條陣線的形象。但宋朝有個特殊的治國理念——“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士大夫群體十有八九都是有田有地的地主。廟堂裡計程車大夫本身就是江湖裡的大地主，要讓士大夫制定政策去打擊自己的利益，有些異想天開。

所以，宋朝就走上了一條中國歷史上十分“開腦洞”的道路。宋廷以一種史無前例的魄力，把這些破產、流離失所的百姓，納入國家編制，讓他們去參軍，從此吃上財政飯、端起鐵飯碗。朝廷沒有把失業百姓推給社會自己消化，也沒有故意激化社會群體之間的矛盾，而是選擇自己“硬扛”下來，如此有“良心”，確實有些不可思議。

太祖趙匡胤似乎對於這個募兵政策十分得意，在與開國元勳們吹牛的時候，將它吹捧為“當今之大事可以為百代利者”，想著自己可以流芳百世。趙匡胤打的算盤是，災荒年份，老百姓會起來反叛，而軍隊中端著鐵飯碗的將士不會反叛；太平歲月裡萬一發生兵變，老百姓過著安穩日子肯定不會支援——世間安得兩全法，唯有宋代搞募兵。

▲趙匡胤劇照

只是趙匡胤沒想到這個“百代利”的養兵政策，卻讓北宋朝廷下了血本。據統計，宋太祖開寶年間（968—976 年），全國軍隊總額37.8 萬餘人，其中禁軍馬步19.3 萬餘人；宋仁宗慶曆年間（1041—1048 年），全國軍隊總額125.9 萬餘人，其中禁軍馬步82.6萬餘人。

也就是說，從968—1041 年這短短的73 年中，北宋軍隊增長了約3.3 倍，其中歸北宋中央直接掌握的禁軍增長了約4.2 倍。說白了，北宋朝廷是在拿著天下百姓的賦稅做一件事，既不去得罪士大夫群體讓他們退還侵佔農民的土地，又不去得罪破產百姓斷了他們的生路，到頭來朝廷只有打碎牙往肚子裡咽，把數以百萬計的老百姓供養起來。

不管後代的人怎麼批評北宋的冗兵政策，北宋的失業農民都是舉雙手贊成這項政策的，因為他們體會到朝廷無微不至的關懷。

南宋官員朱弁曾吹捧說：

藝祖［即太祖］平定天下，悉招聚四方無賴不逞之人，刺 以為兵，連營以居之，什伍相制，束以軍法。厚祿其長，使自 愛重，付以生殺，寓威於階級之間，使不得動。無賴不逞之人， 既聚而為兵，有以制之，無敢為非，因取其力以衛養良民，使 各安田裡。所以太平之業定，而無叛民也。

——《曲洧舊聞》卷九

宋人自己都指出了這套制度設計“別出心裁”，宋朝的軍事制度其實是為了控制“無賴不逞之人”，哪些人是無賴不逞之人？無恆產者無恆心，大多數還是缺乏穩定生計的破產農民，有的流落到城市，有的被迫落草為寇。

於是，宋朝的軍隊就相當於一個社會的蓄水池，把不穩定因素都匯聚到軍事系統裡，透過軍事系統強大的管控能力，來降低這些破產農民的危險，誰又能說這不是一套精妙的設計呢？

02

冗兵：財“費”軍“廢”

然而，宋朝如此慷慨地“以養兵來救助破產民眾”，代價就是給國家財政帶來沉重負擔。

宋真宗鹹平元年（998 年），刑部郎中王禹偁上奏，建議“簡銳卒，去冗兵”。到了宋仁宗時，冗兵問題更加突出。據學者統計， 宋仁宗嘉祐年間（1056—1063 年），軍費開支每年約3257 萬貫，比真宗時歲增約2000 萬貫，給北宋朝廷造成了巨大的財政壓力。

宋仁宗時，蔡襄曾一度掌管中央財政，抱怨財政被軍費綁架， “一歲所用，養兵之費常居六七，國用無幾矣”。北宋中期的軍費開支佔到了財政開支的60% 以上，所以雖然後世常常吹捧宋朝經濟發達，但經濟發達並不等於財政寬裕。蔡襄對宋朝財政困局的總結 可謂一針見血：

天下之入不過緡錢六千餘萬，而養兵之費約及五千［萬］。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一分給郊廟之奉、國家之費，國 何得不窮？民何得不困？

——《國朝諸臣奏議》卷一百四十八《上英宗國論要目十二事》

養兵簡直成了財政“黑洞”，大量的財政資源被耗在軍隊裡，民困財乏，國事維艱。

這種情況下，自然有不少人建議裁兵。仁宗時宋夏爆發戰爭， 宋朝軍隊擴編到了125 萬，朝廷不堪重負，樞密使龐籍奏稱：“世養兵務多而不精，請與中書議揀汰之法”，並建議“汰其罷老者”。嘉祐七年（1062 年），宰相韓琦又上言建議：“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及三司榷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 兵馬幾何，然後以可贍之數立為定額，額外罷募，缺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數畸零，則省並之。”

▲影視劇中宋仁宗形象

在群臣紛紛呼籲下，宋仁宗對兵額有所裁減，但每次裁軍不過“數萬人”。實際上，在宋仁宗在位的四十餘年裡，冗兵的問題並沒有得到解決。

這套募兵制的制度設計始終有一個明顯的缺陷。畢竟“養兵” 最主要的目的還是為了打仗，而不是解決就業問題，北宋的軍隊戰鬥力弱是不爭的事實，面對契丹、西夏屢戰屢敗的尷尬局面，絕不是幾句漂亮話能遮蓋過去的。

北宋朝廷養了80 萬禁軍，為何在對遼、對西夏的戰爭中打不了勝仗？宋人自己也在總結經驗教訓。

知諫院範鎮在所上《論益兵困民》的奏章中承認，朝廷養的兵多半是老弱怯懦之輩，本來當兵就是為了拿個編制、混口飯吃，怎麼會有心思去打仗？老兵油子一多，還會帶壞風氣，劣幣驅逐良幣，本來驍勇善戰的“愣頭青”也會跟著油滑起來。宋朝這個養兵策略既宅心仁厚又花費巨大，到頭來卻養了一幫酒囊飯袋，根本起不到保家衛國的作用。

再者，宋朝軍事制度的頂層設計也有問題。為了防止地方軍隊尾大不掉，朝廷發明了一套“兵無常帥，帥無常兵”的更戍制，各地禁軍每三年左右變更一次駐防地，最大限度防範將帥擁兵自重， 預防唐末以來藩鎮割據的悲劇重演。只是這套邏輯預設的前提是天下太平。一旦打起仗來，如果兵將彼此不熟悉，就會出現指揮不暢、號令不行的情況。

仁宗慶曆元年（1041年），北宋與西夏進入了長期軍事相持狀態。在這次長達數年的大戰役中，總以宋軍吃敗仗為多。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親歷前線的戰況，生動地吐槽了宋軍與西夏軍的戰鬥情況：

主將用兵，非素撫而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適值賊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陷覆。

而西夏軍隊的組織程度和紀律性，與宋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謂之“一溜”，少長服習，蓋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慮酋長遙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

——《國朝諸臣奏議》卷一百三十二《上仁宗兵策十四事》

還有，就是軍隊的訓練問題。《水滸傳》裡勤勤懇懇工作的80 萬禁軍教頭林沖，業務能力雖強，卻還是被“官二代”略施手腕給擠對走了。這雖是小說情節，但確實反映了宋朝軍隊缺乏良將練兵的情況。

騎兵作為軍中精銳，本來應該經過充分的訓練，可根據田況的描述，與西夏作戰的北宋騎兵有的不能披甲上馬，有的騎馬時挽弓不過五六鬥，1 有的射箭只會放空箭，有的騎馬走一二十步就墜馬……這樣水平的騎兵去跟西夏精悍且號令如一的騎兵對抗，安能不敗！

蘇轍也很不客氣地指出朝廷募兵制的詭異處境：

今世之強兵，莫如沿邊之土人，而今世之惰兵，莫如內郡之禁旅。其名愈高，其廩愈厚；其廩愈厚，其材愈薄。往者西邊用兵，禁軍不堪其役，死者不可勝計，羌人［即西夏人］每出，聞多禁軍，輒舉手相賀；聞多土兵，輒相戒不敢輕犯。——《國朝諸臣奏議》卷一百三《上神宗乞去三冗》

朝廷用高官厚祿養活的禁軍都是酒囊飯袋，西夏兵一聽是北宋的“正規軍”來了，都高興地“舉手相賀”，簡直活生生地打臉宋朝的募兵制。

03

王安石：制度的挑戰者

這樣的制度，若再不改革，必會造成危局。

於是，宋神宗時，鐵腕宰相王安石極力主張裁減冗兵。在王安石看來，致使國庫靡費、戰力頹廢的宋朝兵制非常不合理。

要搞改革就不能怕得罪人。所謂的“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就是要表明不怕得罪人的氣魄，不管是老百姓、官僚集團、祖宗之法，一切不利於建立朝廷高效理性管理的政策都要被廢除。

譬如，按照北宋初年的兵制，凡民應募為兵之後，終生“仰食於官”，老百姓一旦當了兵就算有了一份安逸穩定的工作，久而久之老弱之兵充斥兵營。王安石不怕得罪人，規定四十五歲以上體弱者和五十歲以上者一律裁掉。未裁撤計程車兵也要考試，禁軍不合格者改為廂軍，廂軍不合格者改為民籍。不用說，那些被裁汰計程車兵必然對王安石充滿了怨恨。

再者，編制問題也是軍隊的痼疾之一，歷朝歷代皆是如此，只要有編制的地方，就難免出現人浮於事、吃空餉的問題。北宋初年，每軍每營都有固定編制，其後編制鬆弛，每營人數多少不一，

朝廷只能根據軍營裡報上來的人數發軍餉、發補給，實際上底下到底有多少官兵，需要多少糧馬、器械，這是一筆糊塗賬。底數不清，編制混亂，就給了許多人渾水摸魚的機會，大量冒領軍餉的現象發生，只有數十人的營可能偷領著數百人的軍餉。

一打起仗來， 朝廷才發現，賬面上養著幾十萬的“大軍”，實際可能只有幾萬人，花冤枉錢、吃啞巴虧，能怪誰呢？為此，王安石對軍隊的編制進行了整頓，核心就是定編定崗。熙寧三年（1070 年），王安石下令將中央到地方的軍隊編制重新釐定一遍，按新的編制要求來定人數、發軍餉。

以上兩項措施只是在既有軍事制度框架下的“合理化調整”，並未有根本性的制度變革，而王安石變法的要義之一，就是希望改變朝廷對於軍隊的“無限供給”狀態，減輕財政壓力，這無疑需要更為根本性的變革。

王安石認為財政被軍事綁架的原因在於“募兵制”，抬高門檻、裁汰老弱、定編定崗都只是治標不治本的舉措，一旦進入戰時狀態，禁軍的規模又可能滾雪球式地擴充，而這些負擔最終又會落在財政上。

熟讀經典的王安石從古代尋找“制度資源”，他希望利用保甲法來建立軍民合一的體系。保甲法規定，鄉村住戶，每五家組一保，五保為一大保，十大保為一都保。凡有兩男丁以上的農戶，選一人當保丁。保丁平時耕種，閒時接受訓練，戰時徵召入伍。“五五制”的保甲體系在基層能否整齊劃一另說，這套制度的精髓其實是將募兵制改為徵兵制，進而打破北宋初年設定的“財政養兵”模式，寓兵於農、兵農合一，節省國家的軍費。

▲王安石劇照

王安石搞改革頗有“壯士斷腕”的魄力，據《文獻通考》記載，當時僅陝西馬、步軍就裁減掉100 多營，按照宋代馬軍一營400 人、步兵一營500 人的兵制，裁減人數在4 萬～5 萬，放大到全國規模，就是一場人數近百萬的大裁軍了，全國範圍內節省的費用應該十分可觀。

但我們實在不宜誇大王安石在裁減軍隊方面的成效。因為歷朝歷代的“裁軍”都是一件艱難的事情，沒有安定的社會環境、沒有強有力的中央領導，大裁軍就容易停留在紙面上，硬推下去則可能引發軍事系統的動盪，進而給整個國家的安全帶來風險。這些王安石自然心中有數，他所作的《省兵》詩中雲：“有客語省兵，省兵非所先……驕惰習已久，歸去豈能田？不田亦不桑，衣食猶兵然。省兵豈無時，施置有後前。”

王安石自己就明白，軍事改革永遠不能把“裁軍”作為最迫切的專案來做，這些被體制長期豢養計程車兵，本來就是無法自行解決就業問題而被吸收進入軍隊的，如果強行推給社會來消化吸收，農不農、商不商，就業無著落，生計無保障，豈不成了引發危機的炸藥？

不僅如此，北宋高層對於王安石破除“冗兵”的舉措也有分歧，在契丹、西夏大兵壓境的前提下，軍事系統的一點點變化，都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裁汰禁軍的行為，會不會降低正規軍的實力？

王安石如此強調保甲法的作用，難道民兵真的比正規軍更值得依靠？“保甲”的民兵一旦遇到征戰，朝廷到底要不要出錢來供給軍需糧草？會不會在百萬正規軍之外，又增添了百萬非正規軍的財政負擔？

改革家可以拿江山社稷來冒險，皇帝可不敢。無論宋神宗怎麼支援王安石變法，無論後世如何強調君臣一心，當改革觸動江山社稷的安穩之時，帝王都不可能毫無保留地支援下去。

所以，當王安石希望透過“保甲制”將農民在農閒時集中起來操練軍事時，宋神宗擔心農民聚集起來引發暴亂，否了；王安石希望使用民兵去替換禁軍從事戰守時，宋神宗覺得沒編制的民兵更難管，否了；王安石希望用民兵來代替部分禁軍守衛京城時，宋神宗內心的怒火可想而知：保護皇帝的軍隊竟然要靠民兵，這是拿帝國的安危開玩笑，堂堂大宋帝國顏面何存？

趙匡胤估計怎麼都想不到，自己志得意滿的募兵制會成為懸在宋朝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北宋人人喊打的“冗兵”問題根植於宋朝的制度設計邏輯，王安石的種種努力一旦深入下去，就會在根本上違背宋朝政治“強幹弱枝”的頂層制度邏輯。

而“強幹弱枝” 是北宋建國時的精英基於唐末五代以來的戰亂，基於北宋長期在國防上受到契丹的壓力，基於北宋中央和地方的博弈關係而形成的根 本政治制度。任何人要去解決“冗兵”問題，本質上都是在挑戰北宋立國的根基，推翻開國以來確立的基本政治邏輯，因此王安石几乎沒有任何勝算可言。

誰都知道“冗兵”對於北宋來說是一個大問題，可誰都沒有辦法去突破更上一層的國家制度邏輯，當所有人發現王安石在軍事方面的變法最終導致“強幹弱枝”的國本動搖之時，當所有人發現再往前一步可能是康莊大道，更可能是萬丈深淵時，兩害相權取其輕，不由得停住了躍躍欲試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