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警世通言》中，有一篇《王安石三難蘇學士》，說的是王安石教訓蘇東坡的幾個故事，其中有一則這樣的：

有一天，蘇東坡去看望宰相王安石。結果，王安石出去了，蘇東坡在王安石書桌上看到一首詠菊詩的詩稿：

西風昨夜過園林，吹落黃花滿地金。

蘇東坡以學識而自負，他認為王安石這兩句詩有問題，因為 “黃花”就是菊花，菊花最耐寒、耐久，不可能被秋風吹落。“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後來的宋代詩人鄭思肖同樣這麼說，可見秋風吹不落菊的“常識”多麼深入人心。

王安石是蘇東坡的前輩和領導，蘇東坡的稟性是恃才傲物，所以蘇東坡毫不客氣地提筆補了兩句：“秋花不比春花落，說與詩人仔細吟。”

蘇東坡這麼不謙虛，王安石便把他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蘇東坡在黃州住了近一年，一天大風過後，蘇東坡發現菊花紛紛落瓣，滿地金黃，終於知道自己的見識確實比王安石差了一截。

因為一件小事，王安石刁難報復蘇東坡，似乎王宰相的肚裡並不難撐船。其實，故事畢竟是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王安石打擊蘇東坡又是真的。真正的原因，不是鬥氣，也不是鬥才，而是兩人的政見不同，改革派與保守派的衝突絕對是必然的。

單純拼才藝，王安石那是拼不過蘇東坡的。王安石的書法不是太出色，他當宰相時公文上的簽名，通常很潦草，後來有個心腹提醒他，說你籤的這個“石”字，看起來像“反”字，被人舉報可不是小事，王安石嚇得一身冷汗。

蘇東坡的詩詞出色，書法同樣令人叫絕，越看越令人震撼。蘇軾講自己書法時說：“作字之法，識淺見狹學不足，三者終不能盡妙，我則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講他的書法藝術創作過程時說：“我書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他重在寫“意”，寄情於“信手”所書之點畫。

蘇軾的書法，用筆多取側勢，結體扁平稍肥。這與他握筆的姿勢也很有關係，蘇軾執筆為“側臥筆”，即毛筆側臥於虎口之間，類似於現在握鋼筆的姿勢，故其字右斜，扁肥。其代表作有《天際烏雲帖》、《洞庭春色賦》、《中山松醪賦》、《寒食詩》、《醉翁亭記》等。蘇軾的書法，後人讚譽頗高。最有發言權的莫過於黃庭堅，他在《山谷集》裡說，“本朝善書者，自當推(蘇)為第一”。

沒這回事。

馮夢龍的三言二拍是明朝小說，雖然有誇張戲說的成分，歷史上的蘇軾確因政黨問題，被王安石的新黨打壓過。但王安石沒有直接難為過蘇軾，更沒有小說中的《三難蘇學士》。

王安石作為新黨領袖，當朝宰相，力排眾議進行變法運動。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等一系列新法。從我們現在角度來看，新法的推行對於積弊已久的宋王朝來說是積極作用大於消極作用的。問題出在，一，推行過程中，損害了官僚階層內部的既得利益。二，官吏在執行中，存在層層盤剝，過度剋扣的現象。到了老百姓這一層，自然是怨聲載道，認為宰相變法不利民生，而朝堂上，眾多舊黨高官又推波助瀾，反對新法。

而蘇軾是什麼情況？他作為新科進士，對於官場新舊黨爭還未觀望清楚的情況下，僅僅從一個儒家兼濟天下蒼生的高度，要求新黨放慢改革速度，顧及民生疾苦。又說了些沒屁用的風涼話:

”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

作為一個一呼百應，廣有才名的文人領袖。蘇軾這明擺著不支援新法的態度，引起了新黨的忌憚，加上蘇軾的父輩師友都是舊黨，他們把蘇軾自然歸為了舊黨一派。新黨找了個爛藉口就把蘇軾送到地方上山下鄉了，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烏臺詩案”。

這事兒和王安石還真沒太大關係。其時，王安石因為喪子罷相，宰相是呂惠卿。烏臺詩案”的製造者李定、舒亶、何正臣也是新黨人士，所以後人們把這筆賬都算到了王安石頭上。

但野史中的記載是，王安石惜才，勸宋神宗赦免蘇軾：“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

而在元豐年間，王安石蘇軾二人在江寧把酒言歡，詩歌唱和，拋開政見紛擾，兩大文學家的會晤，也在歷史上成為美談。

王安石是改革派，雖然變革失敗，但是很多理念影響了後世諸多朝代，貢獻巨大。而蘇軾是保守派，屬於改革的反對力量。兩派的政治鬥爭不能用好人壞人去區分。 蘇軾的文學影響更大，當我們閱讀東坡文章的時候，很容易產生同情心理，自然的把東坡當成了心目中的“主角”，“欺負”主角的配角總是壞蛋，於是王安石就這樣被黑了。說實話，在當時的政治鬥爭中，蘇軾還夠不上被刻意針對的資格。

開始是道不同不相為謀，後期是惺惺相惜。王安石總不能重用批評他的變法的人。但是最後王安石欣賞蘇軾的人品和才華，王安石的墓誌銘是蘇軾擬稿的，蘇軾對王安石評價很高。一對君子。

無關人品，政見不同而已。王安石想實現他的理想，蘇軾也想保護江山和黎民。王安石比較激進，用人失察。蘇軾堅持保守，只見弊端。兩個人的心都是為國為民，沒有私心。相互刁難只是誤解對方。後來冰釋前嫌言歸於好，互相尊敬，還成了吟詩唱和的好朋友呢！

《警世通言》是明末馮夢龍編撰的白話短篇小說集，上面記載的故事可以說是戲說或者是文學創作，因此並不能當做正史來對待。當然，王安石與蘇軾兄弟之間的愛恨情仇也的確不是空穴來風。單真的理論起來也就是當時的政見不和，談不上“一直刁難”“打擊報復”。可以看他們兄弟倆的貶官史而知，當時的情況更多的是時不與我，而非簡單的人禍。最佳的例證就是神宗去世，廢王安石變法，進而重新啟用“舊臣”，蘇軾兄弟入朝為官，卻因為政見與當朝的不一致，又被貶官。

熙寧二年（1069），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變法。而蘇氏兄弟均反對王安石的青苗法而被視為“舊黨”，遭到排擠和打壓。蘇軾請求外任杭州避禍，蘇轍則貶出河南。元豐二年（1079），蘇軾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大禍，因“謗訕朝廷”的罪名陷入烏臺詩案的牢獄之中。蘇轍請求以自己的官職為哥哥贖罪，但沒有得到允許。所幸蘇軾這次逃脫了死罪，被貶為黃州團練副使，而蘇轍也受到哥哥的牽連，被貶斥到筠州，並且5年內不得升調，此後蘇轍也一度到黃州與兄長相會。

王安石像

黃州以後，二人的仕途先起再落。元祐年間，“舊黨”當政，二人同入中央為官，但很快蘇軾又因為反對全面廢除“新法”而外任。“新黨”再起，“元祐黨人”則成為被迫害的物件，蘇家兄弟被一貶再貶。蘇軾先是被貶英州，又貶惠州，再貶海南儋州，蘇轍亦貶雷州。

簡單點說，就是因為兩人觀點不一致！但要說王安石打擊報復，那也談不上！

王安石這個人就是個怪才，能力非常強，平常生活卻不修邊幅，這樣的人，一般不會有什麼私心，去打擊報復某個人。

但為什麼刁難蘇軾呢？

主要還是因為政見不同！王安石推行變法時，有人支援，有人反對。支援的稱為變法派，反對的稱為保守派，其中這蘇軾就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人。

且不去論誰對誰錯，換位思考一下，當你雄心勃勃的準備去做一番大事的時候，並且堅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確的，領導也認同了，正當轟轟烈烈的開始幹了，結果跳出來很多人去反對你，說你這也不對，那也不對，不能這麼做。你惱火嗎？

不管你惱不惱火，王安石是非常惱火。但剛才提到了，王安石這個人很有才華，氣量也大，即使惱火，也不會像那些奸臣賊子一樣，找個什麼理由就把反對自己的人給咔擦了。要知道，這樣的做法在古代封建社會中是很普遍的。但王安石卻不這麼做，他對反對自己的人還是很禮貌的，都是找一些理由，把反對者貶去外地，去了外地，就沒人影響他變法改革了，這蘇軾，就被王安石貶過。

而對於蘇軾本人，王安石也是非常欣賞的，他們私下交情也不錯。王安石在退休後曾感嘆：不知道多少年後才能再出一個蘇軾這樣的人才；蘇軾則向人表示：真正有才華的人是王安石。

如果上面那些都不能說明什麼，那蘇軾遭遇《烏臺詩案》，差點被滿門抄斬時，不要忘了，是王安石的求情，才使得他免於殺身之禍。雖然也有其他人求情，和另外一些因素，但王安石的求情，無疑給是一個非常重磅的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