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從事教育達40多年之久，門生眾多。據史料記載，孔子弟子有3000人，其中才華出眾、品德優良者有72人。

孔子的學生多數來自魯國、衛國、齊國、秦國、陳國、宋國、晉國、楚國、吳國、蔡國、燕國等，遍佈當時的許多個諸侯國。

這些弟子都非常尊敬孔子，他們把孔子的思想進行廣泛傳播，在當時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後來，孔子主要弟子及其再傳弟子把孔子的言行記錄並整理成了一部書，名叫《論語》，意思是語言的論纂。內容包括孔子談話、孔子答弟子問、弟子之間的相互討論以及弟子對孔子的回憶等。

《論語》集中體現了孔子的政治主張、論理思想、道德觀念及教育原則等。全書共20篇，每篇由若干段文字組成，多數段落是以“子曰”開頭的孔子語錄，少數段落略有記事和對話。

《論語》一書共20篇，記載了孔子及其弟子們的言語行事，是研究孔子思想的重要材料。

據《漢書·藝文志》記載：“《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由此可知，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後來，孔子的弟子或再傳弟子們經過幾度彙集而成。有人認為，其最後成書是由曾子的學生編定。

實際上，先秦時期有若干種不同的《論語》存在，只不過是後來大部分已經散佚罷了。到了漢初，廣開獻書之路，遂有大量的史書出現，其中也有《論語》的不同版本。

漢武帝時，魯恭王劉餘壞孔子舊宅時也得到了一批古書，其中就有《論語》。

後人根據各種《論語》所傳之地和文字書寫的不同而分別命名，其中比較著名的有《齊論》《魯論》和《古論》三種。《古論》系劉餘從孔子舊宅牆壁中所得，計有21篇，其文字都是秦代以前的古文。

三國時何晏的《論語集解序》說：“《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古論》中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它把《堯曰》篇中的《子張》另分為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其編次也與《齊論》和《魯論》不同。

《齊論》和《魯論》可能出現在漢宣帝年間，略晚於《古論》而出現。《魯論》20篇，《齊論》22篇，而《齊論》中22篇的章句很多是和《魯論》相重複的，但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

把三種《論語》進行比較，可以看出，《古論》與《魯論》雖然篇章不同，但這只是分合的不同，並沒有什麼實質差別，好像《魯論》是《古論》的翻版，這可以證明二者是同源的。但它們和《齊論》的差別就比較明顯。再者，《古論》《魯論》都出現於魯地，而《齊論》則出於齊地，可以證明三《論》乃出於兩源。

據《漢書·藝文志》，在漢朝時期，傳授《齊論》《魯論》的均有名師。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學習《魯論》，後又講習《齊論》，於是，他把兩種本子合而為一，以《魯論》為根據進行編次，“採獲所安”，號為《張侯論》。到了東漢末年，經學家鄭玄以《張侯論》為依據，參照《齊論》《古論》而做了《論語注》，這就是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論語》。

《論語》一書稱名為《論語》，有人認為是從孔安國開始的，因為王充曾說“孔子孫孔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始曰《論語》”。大概孔安國在給《古論》各篇命名的同時，也給此書確定了《論語》的名字。但也有人提出懷疑，如楊伯峻認為不會晚於漢武帝時期，因為《禮記·坊記》中有引用《論語》的情況。只是《禮記》的具體成書時間尚無一致意見，一些問題還有待繼續探討。

至於此書為何稱名為《論語》，是因為該書中記錄的是孔子解說個人主張及其與弟子或他人的“論難”之語。毛亨在《詩·大雅·公劉》傳中說：“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許慎《說文解字》說解“言”字亦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說解“語”字曰“論也”。段注曰：“此即毛鄭說也。語者，御也。如毛說，一人辯論是非謂語；如鄭說，與人相答問辯難謂之語。”

從《論語》的流傳方式或成書過程看，它經過了多次的整理，主要是進行增益與混合，這也是《論語》撰者為誰等問題爭議較大的根本原因。不僅如此，就是今本20篇《論語》本身也有不少問題，所以應該核實其中材料的真偽。對此，清代學者如崔述、袁枚、趙翼等都下過功夫，其中以崔述下的功夫最大，成績也最突出。如他認為《論語》的最後5篇問題最多，最為可疑，很可能有“後人之所續入”，另有個別篇中的某些章句與其他文體有異。周予同也認為《論語》的前後10篇文體不一致，尤其是末尾5篇可疑處最多。有的學者還專門撰文考證，舉出由其他學派和其他書籍中混入的內容。孔子以後，《論語》一書的成書、流傳經過了2000多年，其中自然難免摻雜有後人的不同傳說，因此，我們今天研究孔子，利用《論語》的資料時，應當持一種審慎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