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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茶餘and飯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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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月明如昔
千年依舊,鑑往知今!
正如樓主所說的那樣,漢文帝一生勵精圖治,開創了號稱“中華始治”的文景之治,一生功績有目共睹!可以結合生平來分析他功績節操。
手段前180年,陳平周勃剷除諸呂,迎當時還是代王的劉桓登基,是為漢文帝。而他之所以登基的原因是鑑於呂后之亂,希望找一個外戚勢力薄弱的諸侯王,文帝母親薄姬所在的家族就正好符合這個條件!可以說登基之時毫無根基,但就是這麼一個毫無根基的代王在登基後,透過封賞功臣拉攏親信,在陳平去世、貶摘周勃後迅速坐穩了皇位。
功績他穩定皇位後,勵精圖治,興修水利,倡導節儉、輕徭薄賦、繼續沿用高祖呂后時期的黃老之治,重視農業,多次減免田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減免田租的皇帝)。百姓安居樂業,國家強盛,為其孫漢武帝反擊匈奴提供了有利條件!對藩國也是採取以德服人,雖然有景帝打死吳王太子的事故,但不失為朝野安寧的一段歷史時期。
權謀他本身仁孝,權謀所用很少,但是透過 一件事,我們還是可以看一下文帝的權謀,就是“文帝哭殺薄昭”這件事,薄昭是誰?薄昭就是他舅父,相依為命的母親的唯一親弟弟!因為薄昭 不法,公然殺文帝使者,藐視天子,鑑於前有呂氏專政,所以文帝大義滅親,但不忍心加誅,第一次就讓大臣們和他喝酒,醉酒後給他透露這件事,但是薄昭裝糊塗。文帝就讓大臣們穿著喪服直接去薄府哭,如憑弔死人一般!如此既對母親有了交代,又剷除了政敵(哪怕是舅舅)!
品格文帝在位期間,體恤臣下,關心百姓,性格仁孝,被明朝朱國楨讚頌其為:
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
箇中評價不可謂不高,不光如此,漢文帝更是二十孝裡親嘗湯藥的主角:因為從小和母親相依為命,母親生病後,煎好的藥,都要先嚐過是苦是熱才餵給母親!
侍母至孝,天下表率!
因此總體來說,文帝的才能功績品德在古代帝王中都是出類拔萃的。
說到漢文帝,我們要從他即位之時,西漢的國情說起。
漢朝自從高祖登位開始其實一直都不太平,先是攻滅各地割據諸侯王,,後來誅殺功臣,之後連連用兵,劉邦也在匈奴哪裡吃了大虧,才有白登之圍,和後來的和親政策,劉邦死後,又遇見匈奴扣邊呂后卑顏屈膝選擇忍辱,之後就是呂后之亂,當時情況是呂后專政,以呂產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呂氏封有三王,引起朝內大臣和朝外諸王嫉妒,釀成“諸呂之亂”。隨後“諸呂之亂”被周勃陳平等人帶頭平定。
這就是西漢開國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而著一系列事情持續多久,準確的說有23年。一個國家23年都在風雨飄搖,不停內亂那當然是民不聊生。
據史料載:劉邦時期物價就已經開始飛漲,當時1石米的價格需要1萬錢,也就是說120斤大米要現在2000 元人民幣,比現在米價貴多啦。而購買1匹馬則需要100兩黃金。
於此同時,商業行為也非常混亂,商人投機倒把囤積曲奇想象嚴重。這貌似已經成為漢初的頑疾。
當時民間的現狀是,“人相食,死者過半”,很多百姓房子沒有,土地也沒有,失業在家又找不到工作,政府也沒錢救濟,無奈只能到處流浪,就形成啦流民。流民問題一直是封建帝國最大問題之一,流民代表的就是不穩定,明朝就是亡於流民。
以上是帝國內部經濟問題,還有個大問題就是藩王割據問題。
漢初劉邦以復古分封和郡縣制二種方式制定帝國制度,當時分封有異姓功臣為王者七國,同姓子弟為王者九國,不僅如此,還有侯國一百餘。這些封國和封侯儼然獨立王國。
他們將自己封國封都視作自己都私有財產,故而盡心經營,千方百計地壯大國力,而對中央政府,只是每年象徵性地交點“保護費”為稅賦。
中央政府要管理全國卻無錢可用,地方封國和封侯卻是富得流油,其中又以吳王劉濞為最,他的封地有銅山在手,居然自行鑄錢,還靠近海邊可以煮水為鹽,鹽銅一直是封建帝國的財富根本,一箇中央政府沒有鹽鐵一個地方封王卻有,這就難免尾大不掉。而吳王劉濞有如此多財富,野心當然是隨之增加。
侯國富有,中央貧困,按現在說法,是部門經理比董事長拿的年薪還要多。
也因此高祖劉邦,漢惠帝,呂后及中央高官都厲行節儉,粗衣淡飯,實則是國家沒錢,不得已而為之。
當時都漢帝國就是如此,強枝弱幹,外有匈奴,內有流民,經濟凋敝,財政困難。
而這個時候上臺的漢文帝,你認為他做皇帝是一件幸運的事情嗎?
漢文帝登位,形象的比喻就是在走鋼絲繩,稍微不留意就有性命之憂,封國,內部流民,外部匈奴,都可以要他命。
漢文帝就是面對如此危局上臺的,那麼他是怎麼做的?
當時的漢文帝是被大臣擁戴成為皇帝的,剛來的時候他心裡也沒底,大臣心裡也沒底。一群都沒底的人在一起,難免不互相懷疑。
可是漢文帝不同他有他的人格魅力,就算心裡沒底,甚至有一絲惶恐。但是以“仁孝寬厚”著稱古今的他,拿出來自己的人品作為賭注。
在所有朝臣還有天下人懷疑的目光中,他以坦然承認現有局面為前提下,力求舒緩矛盾雙方的情緒,力求一個相對平緩的態勢。
在局勢稍微緩和之後,他開始施行新政,以“輕刑法,減賦稅,親懦臣,求賢良,年歲收成不好就下沼責己,又不大更張, 一意與民休息”為政策主導。可以說將治理地方的權利全部交出去,而他只制定大政方針。將會有的各種阻力降低到最低。對於當時漢帝國的時局而言,需要的是“戒急用忍”,在“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 的貧困現實之下,大刀闊斧的改革肯定是適得其反。那麼什麼才是解決根源問題,不過是讓“百姓有飯吃,不至成乞丐;百姓有房住,不至成房奴;百姓有地種,不至成草寇,百姓有工作,不至失業,這才是最緊要的民生工程。
至於那些尾大不掉的諸侯王,真的沒功夫也沒能力搭理,只能放之任之,等待時機。
公元前178年,劉恆下詔,“除田租稅之半”,就是將耕地租金從15稅1改為30稅1。隨後在公元前168年這個政策又實施了一次,也許是他覺得這樣的力度還遠遠不能給百姓帶來實惠。公元前167年,劉恆乾脆下詔,將田租全免。
雖然不久之後又恢復30稅1的租金,但劉恆和他的帝國已經向天下昭示了一種決心,這種決心在他登基後成為一種不可動搖的治國理念,那就是以民為先,與民休息。
隨著漢文帝與民休息政策的施行,漢朝國力開始顯著恢復。據《漢書-食貨志》記載:“京師之錢累鉅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雖然漢文帝在位時並沒有開疆拓土,甚至是隻有文治,沒有武功。但他以及他的繼任者漢景帝卻為西漢的強大打下了堅實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