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歷史研究》，是本科時的某個暑假，看的是D.C.索麥維爾簡縮的，曹未風翻譯的本子。看完之後五體投地，從此對歷史學家產生了極大的好感，總覺得這是一群神人，讀書得法，體察入微，微觀面能考察一個村落的集體生活，宏觀面可以判斷文明之間互動的基本模式，當然事實是也很少有人能像湯因比這樣淵博，即便是他的同行們。

不敢談評價，就說一說《歷史研究》對我產生的三個影響。

第一個影響是明白了學問不光是看書，看書，再看書那麼簡單，但不看書是一定不行的。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引用的資料極為廣泛，有緬甸某個時期的水利資料，有古希臘的農耕文化的考古資料，有各類宗教文獻……等等。這就很給我以啟發，在此之前我讀書有點偏門，專找某幾個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一鱗片爪地抓到什麼讀什麼，這樣恐怕不行。還是要系統，既要了解基本情況又要有理論積累，還要有方法論的訓練。同時，還要能從書裡跳出來，不要總是讓自己陷入別人的論斷和論證方式中，還是要自己去尋找答案，比如總是有人談中國歷史上的農業內卷化，不要滿足於看杜贊奇、黃宗智、馬若孟等人的論點之差異，要想真對這個問題有所瞭解，還是要自己去找某個時期的白銀人均佔有量，土地人均佔有量，畝產，稅收等資料來分析。

第二個影響是讓我懂得了比較方法應該如何運用。如何比較？要素分析法。湯因比先提取出幾個關鍵要素，再觀察這些要素在文明承繼過程中是如何變化的，以及各個不同文明之間要素的基本差異，在此基礎上得出了自己最重要的結論——挑戰與應戰理論。這種思維方式不僅合理，而且極具說服力，最關鍵的是，它使我看到了人如何運用思維工具，來完成一個乍看之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人類歷史作通盤的分析。

第三個影響是讓我懂得了理論的重要性。很多事情，翻來覆去想，也不會有個所以然，一旦將它放進一個理論框架中，就好理解了。歷史如此，國際局勢如此，社會變動也是如此。判斷一個人對某個論題是否真有精深的理解，最簡單的辦法，就是看他對這個論題是否有簡潔、明晰的理論。

《歷史研究》是英國史學家阿諾德·約瑟夫·湯因比著圖書。

在《歷史研究》中，湯因比列舉了世界歷史上的二十餘種存活或已經死亡的文明形態，並對它們的各自發展作了綜合比較，他認為，文化是透過對環境的“挑戰”的應戰所遭受的考驗而產生的；文化的生長是由那些“退隱”和“復出”的少數偉大人物的歷史活動所決定的；文化的衰落來自於少數創造者喪失了創造能力，多數人相應地不再支援與模仿，整個社會失去了新的應戰能力；文明的解體在於社會體系和靈魂的分裂。《歷史研究（套裝上下冊）》破除了西方中心論和單一歷史線性發展的史觀，在西方歷史哲學著作中具有崇高的地位。

他不僅從時間的縱向層次考察了人類歷史，而且還在各個文明地理分佈的橫向層面保持了“一種公允的、平衡的全球觀點”。湯因比指出：“我們必須拋棄自己的幻覺，即某個特定的國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屬於我們自身，便把它當成中心並以為它比其他文明要優越。”展現了他看待歷史和各個文明的寬廣視野。他在《歷史研究》一書中採用的是以文明為研究單位，從一個宏大的視角出發，將人類史作為一個整體加以考察的手法，這種“大歷史”的宏觀敘述手法，是對二十世紀伴隨著工業化程序而發展的史學界分工日益細化的迴應。閱讀《歷史研究》，我們不僅可以透過書籍瞭解到湯因比淵博的學識和精彩的分析還可以徜徉在令人著迷的歷史海洋之中，不斷地吸取知識，豐富思想，並且還能夠讓我們充分獲得思考帶來的快樂。

在史學比較研究領域，湯因比可謂劃時代的大師。但史前文明的研究並不止比較研究這一項，因此，湯因比的研究成果也只是這個領域裡的一個開創性創舉之一。

文明體比較研究為什麼具有一定的侷限性呢？這要從文明演繹的線索談起。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的起源問題在整體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為什麼四大文明會創始起源？為什麼四大文明都圍繞著東西亞之間來展開？為什麼文明的起始都與草原族裔的南遷有關？遷徙為什麼能成為文明起源的動力和來源？定居城邦的實際產生機制的異同性為何？整個人類文明起源有沒有歸於一統的源流與機理？文明的出現與人種的進步是如何同步的？文明如何與人類的進步相協調？從舊石器時代到金石並用時代的整體脈絡如何正確勾畫？如此等等，這並不都是湯因比的史學比較研究體系所能回答的。

總之，湯因比的成果的劃時代意義在於系統地整合史學文明體並進行比較研究，但其並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史前文明的產生及執行機制問題，因此，史學研究與文明研究領域還有大量工作要做，湯因比之後，還有江山待有人才出的巨大空間。

我簡單從此書的寫作背景談一，下，二戰大大地強化了歷史學的絕望。湯因比在這種情況下，依然還能堅持自己的探索，提出自己的大一統理論，試圖用“文明型別””挑戰與應戰“等說法去解釋人類歷史上文明的一切。他的這套理論集中反映在了《歷史研究》這部鉅著中。但是，雖然他的理論有可取之處，但是我們必須要說，他的理論依然無法成為整個歷史學的堅定基石。

很好的一條問題，頗為問主的深入鑽研精神感到高興。

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影響最大的一部全球史研究著作。其以一人之力，花了數十年時間，從1920年至1961年，鍥而不捨地工作，完成了煌煌十二大卷，同時在他在生時即有多種的節選本問世。《歷史研究》的影響超出了歷史學領域，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的反響，阿諾德•湯因比的名字與《歷史研究》一道載入史冊，而能享此盛譽的，人們首先想到兩百年前的愛德華•吉本和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歷史研究》不是通俗歷史演義之類的著作，閱讀與評價都屬專業的事情，對於中文界來說，據我所知，目前還沒有此書的全譯本，從英文節選本中翻譯過來的中文字卻又不止一個。其中八十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三卷本、以及該出版社在2000年由劉北成、郭小凌譯的《歷史研究（修訂插圖本）》，是國內影響較大的本子，尤其從人氣上說，八十年代的本子閱讀量更大。劉譯本，字型很小，硬把近百萬字的容量用五號字擠縮成一本16開大的書，成本是節省了，閱讀感覺卻不太好。鄙人也是在八十年代末讀此書的，的確初讀之下，五體投地，因為書是借的，恨不能據為己有。不久，購得兩本湯因比的同類著作《文明經受著考驗》以及《大地人類母親》，前者應該是《歷史研究》最輕量的濃縮本，而後者是湯氏生前最後一部著作。

在評價《歷史研究》如何之前，簡述一下其中的主要觀點。湯氏的主要觀點，提煉出來也不太難，他曾經非常明確地說他主要的觀點，一是歷史研究中最難於理解的領域是人類所有社會，而不是象古希臘羅馬、現代西方的民族國家，因為後者只不過人類文明的片段；二是，湯因比認為，所有的歷史在一定意義上說都是同時代，是平行的；三是，“挑戰和反應機制”是人類文明起源與生長、崩潰與瓦解的最大原因。湯因比用這個大的框架裝下了《歷史研究》的全部內容。

湯氏反對斯本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呈現出來的宿命論式史學觀，一定程度上，《歷史研究》是建立在對十九世紀西方史學觀的批判之上的，他尤其不同意人種和環境決定了歷史形態和程序的觀點，他反駁說，尼羅河下游和底格里斯-幼發拉底河下游流域，在環境上是很相似的，他們的確出現了文明，但是為什麼自然條件如此相似的約旦河和里奧格蘭德河流域卻沒有？《歷史研究》如同很多同類型的著作一樣，處理全球主要文明歷史，意圖找到一個演變結構、動力和規律，在史料運用上都是跳躍式、剪下架接的，很象是電影藝術的思維，劇本編寫和鏡頭運用，互相推動，最後形成一個故事或者場景，揭示一個所謂的事實或啟示。

《歷史研究》中反映出來的湯氏史學方法，首先排除了他屬於“分析性”的組織方法的可能，很明顯，這部作品是基於作者在時代的共感精神上，透過思考材料而主觀地提煉出來的東西，它的風格作用都帶有思辯思想色彩，很大程度上，是無法實證的形而上思考。與其說湯氏在問真實的歷史，不如說是他在尋找他能接受和想確認的“文明起源與互動的規律”“歷史與未來連線”的答案，從而試圖以學者身份向人類文明提供一份意見或見解。湯氏的史學法，與中國傳統的“文史哲”不分家，相當有共通處，以致我們可以肯定，為什麼中國讀者讀此書會非常著迷，原因正在於此。湯氏說，他的“挑戰-反應”模式是怎樣得出來，不是從歷史材料，不是從已有的史觀反思，而是在1914-1918年間從文學作品——歌德的《浮士德》中得出的。浮士德開頭寫一個場景，上帝與魔鬼梅非斯陀立約打賭，挑戰上帝，上帝答應了。

湯因比說，他於此得到了極大的啟發，“這樣，如果挑戰和反應解釋了莫名其妙和不可預言的文明的起源和生長，那麼它還可以解釋它們的崩潰瓦解。”從而可以看出，《歷史研究》在對待現代文明諸問題時的解釋，骨子裡的思維、旨趣和方法其實相當傳統。他老讓我想起，他有一個無神論的沃格林或者洛維特的面相。

由於是一人之力，由於二十世紀上半葉，各文明間歷史資訊交流交換的有限，尤其是亞洲等非歐美地區的歷史，湯因比掌握得不僅少，而且錯誤重重，《歷史研究》涉及中國文明部分並沒有多少亮彩可言，例如他把中華文明分為“華夏文明”和“遠東文明”兩部分，把秦漢和隋唐分屬兩種文明，這就很不恰當，失實得嚴重了。這一方面，史學界已有專論糾正，此處不談了。

在《歷史研究》寫作期間，西方的社會科學蓬勃發展，新興學科迅速獲得種種突破，形成了更加深細客觀、勾連解釋世界的知識網路，視野和成果早就溢位了傳統學問的範疇。湯氏的知識系統中，對現代社會學、社會史學、人類學、宗教學等方面誰儲備不足，更新得也不快，《歷史研究》在相關領域的認知和提法還顯得零散含糊，甚至錯誤漏洞，而他在書中提出人類文明具體形態的劃分，更是受到各種詬病，基本不能確信，只能視為其為了滿足他理論架構設計而生造出來的假面。《歷史研究》史學界的反響，有高度讚譽也有深刻批評，在六七十年代形成了一道風景線，主要集中於對書中史實的諸多失誤，文明形態劃分主觀武斷。但是，湯氏的博學和勤奮卻是一致備受好評的，無論如何，《歷史研究》是二十世紀史學研究上的偉大創作，有眾多啟示值得後人珍視。史學史家傑弗裡•巴勒克拉夫說：“自1961年湯因比完成了《歷史研究》這部著作以後，在提煉人類發展全過程本質和意義方面，還沒有哪一部大部頭著作可與這部著作媲美。迄今為止的發展趨勢允許我們作出這樣的判斷，即在不遠的將來仍然不可能出現那樣的著作”（氏著《當代史學主以趨勢》）

不過，話雖如此，我以為起碼還有是有幾部歷史哲學著作是在深刻和獨到上，可以視為繼續了《歷史研究》的道路的，儘管不是說同調，甚至說具體立論是屬於異調，但無妨。例如海登•懷特的《元史學》，例如哲學家W.H.沃爾什的《歷史哲學導論》等。後者是我相對喜歡的一本書，對歷史學的反思既深受分析哲學的影響，又抵制這種影響在史學界的蔓延，提出對歷史的理解或解釋，有賴於歷史學家對人性的概括和總結，而這其中既包括了經驗的也包括先驗的成分，《歷史哲學導論》提出了“配景理論”，一定程度上與湯因比的史觀及方法，有慼慼處。

最後要說的是，如果要想了解歷史相對真實的發展，全球性大歷史方面的著作，首先不能是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我們可選讀斯塔夫裡阿諾斯那部著名的《全球通史》，讀完後，再跟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對讀一下，你就會明白，歷史書寫的出發點不同，對材料處理的不同大到什麼程度。《歷史研究》關心的是作者內心的問題和理論解釋，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歷史之相。

《歷史研究》真知迭出，洞見頗多，是部重要撰述。但不是神級之作，硬傷軟傷還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