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晚年精力衰退，其以“天下太平，不生事為貴”，但一味地求穩怕亂，結果導致吏治廢弛，百弊叢生。

雍正即位後，其明確表示：“朕事事不及皇考，惟有洞悉下情之處，則朕得之於親身閱歷。朕在藩邸四十餘年，凡臣下之結黨懷奸、夤緣請託、欺罔矇蔽、陽奉陰違、假公濟私之習，皆深知灼見，可以屈指而數者。”

正因為繼位前即已熟知前朝的諸多弊政與官場積弊，雍正一上臺即一改乃父的寬仁作風，其力推剛猛之政，大行嚴明之治；猛以濟寬，以救時弊。

為此，即便是入朝班行不齊這樣的細微小事，也會被雍正用來大做文章，厲加斥責。在此高壓之下，昔日大臣們的儒緩因循、拖拉馬虎之風被一掃而空，新朝氣象面目一新，令人刮目相看。

當然，積弊非一日所積，吏治頑症也非一日所成，雍正的一些做法有過操切，這也引起了官員士人們的非議，有人認為其“求治太速”，有人認為其為政嚴苛，更有人暗指其貪財好殺，不一而足。

對於這些議論與指責，雍正不為所動，其明確指出，陋習因循多年，“一旦遽然禁止，若非立法嚴峻、有犯無宥，不能使之永遠遵奉”；如惰者不懲，勤者不勸，必然上寬下慢，遞相仿效。

因此，“朕欲澄清吏治，又安民生，故於公私譭譽之間，分別極其明晰，曉諭不憚煩勞，務期振數百年之頹風，以端治化之本”；至於“眾口褒貶，後世之是非”，“朕不問也。”

直到五、六年後，雍正前期的嚴厲政風才開始有所緩解，如其對諸大臣說的，“國家用人行政，惟寬與嚴。寬者，博大之謂，姑息不可以為寬也；嚴者，細密之謂，苛刻不可以為嚴也。”

雍正做事，一向不墨守陳規，其常告誡子臣：“不可行則變，因時而定，因人而定，因事而定”。所謂寬與猛，本身就是對立統一關係，“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因時之宜，相眾之機，凡事皆不可預定必寬、必嚴也。總以公之一字，寬嚴皆可以對天地神明。”

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從雍正初年的嚴猛到中期的寬容，無非“此一時、彼一時”也。

對於這點，雍正也反覆說過，“人心玩已久，百弊叢生，此時若不加懲治，將來無所底止”；“若果人心知儆，舊習漸除，令朕可以施寬大之政，乃朕之至願也。此意系朕於元年二月間即屢向左右大臣等密言之者。”

對此施政風格的變化，雍正在其遺詔中做了最終總結：“寬嚴之用，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澆薄，官吏營私，相習成風，罔知省改，勢不得不懲治整理，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儆惕矣，

……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仍可酌復舊章，此朕本意也。向後遇此等事，則再加斟酌，若有應照舊例者，仍照舊例行。”

對於自己的治績，雍正也在遺詔中作了相應的述評:“十三年以來，竭力殫心，朝乾夕惕，勵精圖治，不憚辛勤，訓誡臣工不辭諄復，雖未能全如期望，而庶政漸已肅清，人心漸臻良善……”

就此而言，雍正還算是謙虛，沒有誇大事實。終其一朝，在用人理財，治貪、去庸、獎勤、賞能，提高行政效率、樹立官場新風氣等方面，雍正雖有獨斷之譏，但畢竟成效是實實在在的。

事實上，如非雍正十三年的嚴厲整頓及勵精圖治，所謂康乾盛世恐難成為歷史的事實。如是，“康乾盛世”實為“康雍乾盛世”，康乾盛世而未提及雍正之名，四爺可謂冤矣！

一、康熙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最久的皇"帝。在位61年，其是開疆擴土的馬上皇帝，歷經圖治，開創了清朝康熙盛世的歷史新紀元。而其晚年，精力不濟，疏於治理，腐敗橫行，國庫空虛，康熙盛世之美譽幾乎斷送在自己手中。二、雍正皇帝授命於危難時刻，其具有強烈的危機意識，敢於擔當的智慧與勇氣，面對腐敗橫行敢於嚴懲不貸，實現了國家由亂到治的社會風氣根本好轉的全過程。可以說，雍正皇席接下的不是康熙的盛世，而是腐敗百孔千瘡的爛攤子。而其交給乾隆的是繁榮擬錦，擁有美好前程的大好河山。雍正皇帝是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具有突出貢獻的好皇帝。可以說，沒有雍正的有為，就沒有康乾盛世之說，毫無疑問，康乾盛世起關鍵作用的是雍正。

肯定不存在。

康熙在晚年的時候整個官場已經一片混亂，由於他的縱容和不忍，當時的官員貪腐成風。在康熙還活著的時候已經開始由雍正整頓吏治了。雍正在位的十三年，一絲一毫不敢懈怠，才有了乾隆接手時的順利，官場風氣已有大的好轉。康熙去世時國庫庫銀只有七百萬兩，去雍正去世時國庫裡有五千多萬兩，並且沒有給老百姓增加一絲負擔。而且乾隆繼位後，立即效仿康熙的施政理念，對官員施以寬政。可以肯定的說，沒有雍正王朝的這十三年，就絕沒有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