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末期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散文家。韓非子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將老子的辯證法和荀子的樸素唯物主義融為一體，也是先秦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集儒、道、墨、法四大思想流派的精華於一身。韓非是韓王之子，荀子的學生，李斯的同學。著有《韓非子》一書，共五十五篇，十萬餘字。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呈現韓非極為重視唯物主義與效益主義思想，積極倡導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目的是為專制君主提供富國強兵的霸道思想。

《韓非子》無疑將成為傳之千古的法家鉅作。這部新派法家大書前所未有地博大淵深，初讀之下難以揣摩其精華所在，精讀之後方能領略其堅不可摧。從根本處著眼，《韓非子》最大的不同，是將法家三治（法治、術治、勢治）熔於一爐而重新構築出一個宏大的法家學陣。對於以商鞅為軸心的法治派，《韓非子》一如《商君書》明晰堅定，除了更為具體，倒看不出有何新創。這一點，很令景仰商鞅的年青秦王欣慰，認定韓非是繼商鞅之後最大的法家正宗。若非如此，很可能這個年青的秦王是不會讀完《韓非子》的。

韓非之出新，在於將術治、勢治納入了法家治道而重新鍛鑄，使法治之學擴大為前所未有的“三治法家”，事實上成為戰國新法家大師。法、術、勢三說，此前皆有淵源：法治說以李悝商鞅為最顯，術治說以申不害為最顯，勢治說以慎到為最顯。在戰國諸子百家的眼中，法、術、勢三治說雖有不同，但其根本點是相同的，這便是以承認法治為根基。唯其如此，戰國之世將法術勢三說視為互聯互生的一體，統呼之為法家。然則，這種籠統定名，卻不能使法家群體認同。在法家之中，三說之區隔是很清楚的，誰也不會將法、術、勢混為一談。可以說，法家事實上有三個派別，而且是很難相互融合的三個派別。

《韓非子》搭建的新法家框架是：勢治為根，法治為軸，術治為察。

先說勢治。勢者，人在權力框架中的居位也。位高則重，位卑則輕，是謂勢也。自古治道經典，無不將“勢”明確看作權位。《尚書·君陳》雲：“無依勢作威。”這個勢，便是權位。法家言勢，則明確指 向國君的權位，也就是國家最高權力。慎到之所以將勢治作為法治精要，其基本理念推演是：最高權力是一切治權的出發點，沒有權力執行，則不能治理國家；權力又是律法政令的源頭，更是行法的依據力量；沒有最高權力，任何治道的實施都無從談起，是謂無勢不成治。所以，運用最高權力行使法治，被勢治派看作最根本的治道。

《韓非子·難勢》雲：“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之而不肖者不用。賢者擁勢，則天下治。不肖者擁勢，則天下亂……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其智淺矣！”

一部《韓非子》，使古往今來之一切權力學說與政治學說相形見絀，直是人類文明之絕無僅有也！即或後世西方極為推崇的馬基雅弗利之《君王論》，也遠遠不可與其比肩而立。其深刻明徹，其冷峻峭拔，其雄奇森嚴，其激越犀利，其猙獰詭譎，其神秘靈異，其華彩雄辯，其生動諧趣，無不成為那座文明高峰的天才豐碑，無不成為那個時代的學養旗幟。

戰國末期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和散文家。韓非子將商鞅的“法”，申不害的”術“和慎到的”勢“集於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韓非子將老子的辯證法和荀子的樸素唯物主義融為一體，也是先秦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集儒、道、墨、法四大思想流派的精華於一身。韓非是韓王之子，荀子的學生，李斯的同學。著有《韓非子》一書，共五十五篇，十萬餘字。在先秦諸子散文中獨樹一幟，呈現韓非極為重視唯物主義與效益主義思想，積極倡導君主專制主義理論，目的是為專制君主提供富國強兵的霸道思想。

韓非子深愛自己的祖國南韓，但他的政治主張並不被韓王所重視，而秦王嬴政卻為了得到韓非而出兵攻打南韓。李斯因嫉妒韓非的才能，將韓非害死在秦國。但是，韓非的法家思想卻被秦王嬴政所重用，幫助秦國富國強兵，最終統一六國。韓非子的思想深邃而又超前，對後世影響深遠，是毛主席最佩服的中國古代思想家。毛主席曾經說過：”中國古代有作為的政治家，基本都是法家。“

韓非是南韓貴族，天生口吃但是很有才華。他曾和未來的秦國丞相李斯一同在荀子門下學習。後來他回了南韓，李斯去了秦國。秦始皇在看到了他的著作以後十分欣賞他的才華，但由於他一心想要保留南韓最終被秦始皇殺害。

他的書裡面有許多東西值得我們思考，比方說其中講到作為上司如何防止下屬對於自己矇蔽，遊說時容易遇到的問題，當上司與下屬利害相反時該如何處理。

韓非子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我們應該充分挖掘這種財富。

韓非是法家最後的也是最大的理論家，在他之前法家已經有三派：一派以慎到為首，慎到與孟子同時，他以"勢"為政治和治術的最重要的因素；一派以申不害為首，申不害強調"術"是最重要的因素；一派以商鞅為首，商鞅又稱商君，最重視"法"。"勢"，指權力，權威；"法"，指法律，法制；"術"，指辦事、用人的方法和藝術，也就是政治手腕。

韓非認為三者都不可缺少，《韓非子•八經》說："明主之行制也天，其用人也鬼；天則不非，鬼則不困；勢行教嚴逆而不違，……然後一行其法"，明主像天，因為他依法行事，公正無私；明主又像鬼，因為他有用人之術，用了人，人還不知道是怎麼用的，這是術的妙用；他還有權威、權力以加強他的命令的力量，這是勢的作用。這三者"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韓非子·定法》）華人尊重過去的經驗，這傳統也許是出自佔壓倒多數的農業人口的思想方式。農民固定在土地上，極少遷徒。他們耕種土地，是根據季節變化，年復一年地重複這些變化；過去的經驗足以指導他們的勞動，所以他們無論何時若要試用新的東西，總是首先回顧過去的經驗，從中尋求先例。這種心理狀態，對於中國哲學影響很大，所以從孔子的時代起，多數哲學家都是訴諸古代權威，作為自己學說的根據。孔子的古代極威是周文王和周公；為賽過孔子，墨子訴諸傳說中的禹的權威，據說禹比文王、周公早一千年；孟子更要勝過墨家，走得更遠，回到堯、舜時代，比禹還早；最後道家為了取得自己的發言權，取消儒、墨的發言權，就訴諸伏羲、神農的權威，據說他們比堯、舜還早若干世紀。

像這樣朝後看，這些哲學家就創立了歷史退化論，他們雖分屬各家，但都同意這點，就是人類黃金時代在過去，不在將來。自從黃金時代過去後，歷史的運動一直在逐步退化，因此拯救人類，不在於創新，而在於復古。法家是先秦最後的主要的一家，對這種歷史觀卻是鮮明的例外，他們充分認識到時代變化的要求，又極其現實地看待這些要求；他們雖然也承認古人淳樸些，在這個意義上有德些，然而他們認為這是由於物質條件使然，不是由於任何天生的高尚道德，韓非在《韓非子•五蠹》說法是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眾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由於這些全新的情況，出現了全新的問題，韓非認為只有用全新的方案才能解決，只有愚人才看不出這明顯的事實。韓非用一個故事作比喻，說明這種愚蠢："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為宋國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論世之事，因為之備。"韓非之前的商君在《商君書•開塞》中已說過類似的話："民道弊而所重易也；世事變而行道異也"，這種把歷史看作變化過程的觀點，在現代人看來不過老生常談，但從它在當時反對了古代中國其他各家流行的學說看來，實在是種革命的觀點。

治國之道為了適應新的政治形勢，法家提出了新的治國之道，自以為是立於不敗之地，第一個必要的步驟是立法，《韓非子•難三》中寫道："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透過這些法，告訴百姓，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法一經公佈，君主就必須明察百姓的行為；因為他有勢，可以懲罰違法的人，獎賞守法的人，這樣就能夠成功地統治百姓，不論有多少百姓都行。

關於這一點，《韓非子•顯學》寫道："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者用眾而舍寡，故不務德而務法"，君主就這樣用法用勢治民，不需要有特殊才能和高尚道德，也不需要像儒家主張的那樣，自己作出榜樣，或是透過個人的影響來統治。

可以辯論的是，像這樣的程式也並不真正是愚人就可以做到的，因為它需要有立法的材能和知識，還需要督察百姓的行為，而百姓又是很多的。對於這種反對意見，法家的回答是，君主不需要親自做這一切事，他只要有術，即用人之術，就可以得到適當的人替他做。

術的概念饒有哲學的趣味，也是固有的正名學說的一個方面。法家用術這個名詞表示的正名學說在《韓非子•定法》是"循名而責實"。"實"，法家是指擔任政府職務的人；"名"，是這些人的頭銜。這些頭銜指明，擔任各該職務的人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什麼事，"循名而責實"就是責成擔任一定職務的人，做到該職務應當合乎理想地做到的一切；君主的責任是把某個特殊的名加於某個特殊的人，也就是把一定的職務授予一定的人，這個職務的功能早已由法規定了，也由其名指明瞭，所以君主不需要，也不應該，為他用什麼方法完成任務操心，只要任務完成了，完成得好，就行，任務完成得好，君主就獎賞他，否則懲罰他，如此而已。

或許要問君主怎知道哪個人最適合某個職務呢？法家的回答是用術就能知道，《韓非子•二柄》說："為人臣者陳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照這來處理幾個實際的例子，只要君主賞罰嚴明，不稱職的人就再也不敢任職了，即使送給他也不敢要，這樣一切不稱職的人就都淘汰了，只剩下稱職的人擔任政府職務了。

還有個問題：君主怎知道某個"實"是否真正符合他的"名"呢？法家的回答是，這是君王本人的責任，他若不能肯定，就用效果來檢驗；他若不能肯定他的廚子手藝是不是真正好，只要嚐嚐他做的餚饌就解決了，他也不需要總是親自檢驗效果，可派別人替他檢驗，檢驗的人又是"實"，又嚴格地循其"名"以責之，照法家如此說的治國之道真正是即使是愚人也能掌握，君主只需要把賞罰大權握在手裡，這樣進行統治，就是"無為而無不為"。賞、罰，韓非叫做君主的"二柄"，二柄之所以有效，是由於人性趨利而避害，《韓非子•八經》說："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像他的老師荀子樣相信人性是惡的；但他又與荀子不同，荀子強調人為，以之為變惡為善的手段，韓非對此不感興趣，在韓非和其他法家人物看來，正因人性是人性的原樣，法家的治道才有效。法家提出的治國之道，是建立在假設人性是人性的原樣，即天然的惡，這個前提上；而不是建立在假設人會變成人應該成為的樣子，即人為的善這前提上。

無為是道家的觀念，也是法家的觀念，韓非和法家認為，君主必需具備一種大德，就是順隨無為的過程，自己應當無為，讓別人替他無不為，《韓非子•大體》說：君主應如"日月所照，四時所行，雲布風動；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亂於法術，託是非於賞罰，屬輕重於權衡"，換而言之，君主具有種種工具和機器用來進行統治，有這些就無為而無不為了。

道家與法家代表中國思想的兩個極端：道家認為，人本來完全是天真的；法家認為，人本來完全是邪惡的；道家主張絕對的個人自由；法家主張絕對的社會控制。可在無為的觀念上，兩個極端卻遇合了，就是說在這裡有某些共同之處。法家的治道也是後期道家所主張的，只是詞句上稍有不同，《莊子》裡有段講"用人群之道"，這段既區分了有為與無為，還區分了"為天下用"與"用天下"，無為是用天下之道，有為是為天下用之道。君主存在的理由是統治全天下，所以他的功能和職責是自己無為，而命令別人替他為，換而言之，他的統治方法是以無為用天下，臣子的功能和職責，則是接受命令，遵命而為；換言之，臣子的功用是以有為為天下用，《莊子•天道》裡說："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接著又說："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雕萬物，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君主一定要這樣，因他萬一考慮某件事，這就意味著別的事他沒有考慮，可是他的功能和職責是考慮他治下的"一切"事，故解決的辦法，只有讓他不自慮，不自說，不自為，但命令別人替他慮，替他說，替他為，用這方法，他無為，而無不為。至於君主"用天下"的詳細程式，這段裡說："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很清楚，這個程式的後部分正與法家相同，這段還繼續說："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從這裡可以看出道家對法家的批評，法家的治道需要君主公正無私，一定懲罰應當受懲罰的人，即使這些人是他的親友；一定獎賞應當受獎賞的人，即使這些人是他的仇敵，只要他有時不能這樣做，他的整個統治機器就垮了，這樣的要求是個僅有中等智力的人遠遠不能勝任的，真正能實現這種要求的還只有聖人。

儒家主張治理百姓應當以禮以德，不應當以法以刑，他們堅持傳統的治道，卻不認識當初實行此道的環境已經變了，在這方面儒家是保守的；在另方面儒家同時又是革命的，在他們的觀念裡反映了時代的變化，傳統上只按出身、財產劃分的階級區別，儒家不再堅持了，當然孔子、孟子還繼續講君子與小人的區別，但在他們看來，這種區別在於個人的道德水平，沒有必要根據原來的階級差別了。在早期的中國封建社會中，以禮治貴族，以刑治平民，所以儒家要求不僅治貴族以禮，而且治平民也應當以禮而不以刑，這實際上是要求以更高的行為標準用之於平民，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是革命的。

在法家思想裡，也沒有階級的區別，在法律和君主面前人人平等，可法家不是把平民的行為標準提高到用禮的水平，而是把貴族的行為標準降低到用刑的水平，以至於將禮拋棄，只靠賞罰，一視同仁。儒家的觀念是理想主義的，法家的觀念是現實主義的，由於這原故，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儒家總是指責法家卑鄙、粗野，法家總是指責儒家迂腐、空談。

談著談著就把法家扯進來了，又把道家和儒家扯了進來，難得調整刪減了，將就看吧，揖首致歉！

在中國的戰國時期，法家有個代表人物，也是一個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人物，叫做韓非，是一個南韓的貴族，和李斯是同學。後來，韓非在南韓沒有出路，就到秦國去謀求發展，結果，他被秦國的一把手嬴政召見，一番交談，嬴政很賞識這個人，結果被老同學李斯打翻了醋罈子，隨便找了一個藉口抓了起來。可惜韓非滿腹經綸，最後被李斯逼迫服毒自盡而死，連個處級幹部都沒有坐上就掛了。

在韓非之前，法家的思想分為三大派系，叫做法，術，勢三家，而韓非是融合這三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第一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新的法家思想體系，被嬴政這些統治者推崇的不得了。而《韓非子》就是他的學術體系。

韓非的歷史觀和儒家，道家，墨家等各家都不同。他把社會發展劃分為“上古”，“中世”，“當今”三個階段，指出三個階段有不同的特點。韓非主張“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變”，也就是說，統治者已經依據實際形勢的變化，而採取相應的措施。韓非認為，“當今之世”，必須“爭於氣力”。韓非堅決的批判復古思潮，如果他活到21世紀，一定會大力的批判國學讀經班。韓非主張“法后王”，譏笑那些復古派是守株待兔的愚蠢的人。當前社會中，反轉基因的人群就是一群提倡復古的愚昧的人，也是韓非子的思想所鄙視的。

韓非雖然死了，但他的思想是不朽的，由於符合新興地主階級的需要，所以被秦王嬴政所採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