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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歷史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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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東都有湘
基本歷史事實推理:首先無疑袁崇煥肯定不存在有任何叛變投清的動機,如果真要是袁崇煥叛變投清,根本就沒必要隱隱藏藏,繼續左右來回忽悠。因為本身在這個世界上就沒有什麼不透風的牆,更何況還是負責鎮守大明上下都極其嚴重關注的北部邊關軍隊。
即便退一萬步來說,縱然袁崇煥想要脫離大明王朝,最起碼都需要即刻同步得到來自還要更為強大於大明王朝的政權公開支援性,否則這以外的任何叛變投清意識對於袁崇煥又能有什麼意義?除了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不知還有什麼可以拿來進行釋解。
因此就袁崇煥在民族品質和道義氣節上可以肯定的給予定義並不存在有任何問題,同時毫無疑問正因為袁崇煥只是大明王朝一名負責鎮守北部邊關且相當優秀的軍事指揮人才,同時又對於來自北部地區強大的滿清侵略勢力給予了卓有成效的軍事遏制。
從而迫使滿清勢力針對大明王朝展開的關內軍事侵略行為只能形成軍事掠奪性要求(燒殺搶掠完了就走),而不可能形成政權就地佔領性要求。說明滿清政權勢力這種軍事強大性於大明王朝完全具有能力侷限性,即便滿清勢力具有軍事戰爭主動來尋機突破至關內的能力因素。
但根據只能形成滿清具有的軍事實力針對大明關內地區要求的軍事掠奪性而不能形成政權就地佔領性要求特點,說明滿清的軍事實力還不具有軍事戰爭要求的有效推進鞏固性,當然滿清肯定是擔心因此有被大明軍隊反而規模集中圍殲的可能。
所以正由於滿清針對大明要求展開的這種軍事戰爭特點,又由於袁崇煥只是屬於大明王朝邊境層面的地區軍事最高指揮人員,而並不屬於大明王朝中央軍事層面人員,這就自然導致大明王朝沿著為了能夠集中全部主要精力來對付國內已然高漲的各路農民起義軍。
必然就會要求大明與滿清之間能夠建立起仿效南宋王朝那樣與金國達成的稱臣納貢最終和平協議,而為了以示稱臣納貢要求的和平協議誠信,大明這個末代最後皇帝崇禎,肯定就要迫不及待自己主動透過殺掉袁崇煥,來達到完全示好滿清以表大明向滿清的誠心。
這就跟當年南宋王朝為了能夠爭取與金國最終達成稱臣納貢的和平協議簽署必殺岳飛父子一樣。只不過當年南宋王朝殺掉岳飛父子完全是來自金國要求的前題條件。而大明崇禎卻是在根本沒有來自滿清要求的這種前題條件情況下,自己主動殺掉袁崇煥以來討好滿清。
為什麼要這樣認為崇禎?很簡單,就是因為滿清針對大明展開的軍事戰爭只具有軍事掠奪性要求能力,而不像金國針對南宋王朝卻是完全具有軍事戰爭有效推進鞏固性,必然滿清根本就不會去考慮什麼與大明主動稱臣納貢要求下的和平協議簽署。
因為滿清政權再愚蠢都明白自身軍事實力再針對大明這種稱臣納貢的和平協議簽署根本不具有保證效能力,顯然繼續展開軍事掠奪性要求對於滿清而言更為現實有效。反映出大明王朝走到最後的國家政權機器本質,實際淪落成為比小人還要更加卑鄙進化後的宵小們手裡,大明政權已經完全成為宵小們私有把控的任意工具,必然大明王朝徹底覆滅沒有懸疑!
同樣崇禎本身無疑也是一個完全具有宵小本質要求的齷齪大明末代皇帝,因此這不但是袁崇煥個人悲劇,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劇,更是對今天中國歷史記述仍然不敢直面修正的羞恥鞭策。不敢面對歷史的真諦,那麼歷史肯定就會要求不斷重新來過,是不是中國歷史上發生的悲劇還不足夠深刻以來警示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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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遙想當年事兒
多關注,謝謝!近些年,明清史比較火熱。尤其是明亡清興這段歷史,有很多人在研究,有很多人在反思。為什麼龐大的明帝國轟然之間就倒塌了?一個人口總量不及百萬的馬背民族何以能夠君臨天下兩百多年?在這段關鍵的歷史時期,眾多的歷史人物到底起到了怎樣的歷史作用,他們的歷史定位怎樣才算公允?
北方馬背民族,出於某種陳腐的偏見,我們一直瞧不起他們,總認為他們落後,野蠻。可是他們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卻相當深遠,匈奴、鮮卑、突厥、契丹、女真……這些民族,一部中國史都不能忽略他們;尤其是蒙古和滿洲,一度統一全中國,為現代中國的版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實,這些民族除了可考的文字歷史薄弱一些以外,他們的發展過程都英雄輩出,可圈可點。一個規模相對較小的民族,不出大英雄,沒有大智慧、大謀略,是成不了氣候的。
清朝的興起也是這樣。我們可以看一看,雖然八旗兵將星如雲,可是我們又可以發現,明朝夠分量的謀臣悍將,都被滿人收編了——除非被消滅了。我們熟知的,有謀臣洪承疇。正是這個洪承疇,差點就把農民起義軍都消滅了;明朝政府大意了,看“大功已成”,以為“內”已安,加上東北戰事吃緊,就急忙地草率地把洪某人調去“攘外”了,歷史不完全相似,卻又有些驚人的巧合。武將有孔有德,吳三桂,尚可喜,耿仲明等,都是能打仗的角。吳三桂充當清軍前驅,從山海關一直打到了緬甸,“戰功”足以。
這被消滅了的重要人物,就有袁崇煥。有人說,不對,這袁崇煥,是被明朝自己殺了的,他被凌遲處死,活活剮了3543刀。的確,他不是在戰陣上死於八旗兵的刀槍之下。
在明朝末年與滿清的對局過程中,袁崇煥是後世評價最高的一個。在沒落的明帝國與新興的滿清之間長達幾十年的對陣中,唯有袁崇煥任事的那一陣子,出現了些許亮點。先是天啟六年的“寧遠大捷”,袁崇煥的“紅夷大炮”轟傷努爾哈赤,讓他很快歸了西;接著是“寧錦大捷”,使皇太極率領的傾國復仇之師無功而返。正是袁崇煥創造的這些亮點,使後人在研究這段歷史的時候,無法繞開他,也無法不緬懷他。
袁崇煥跟洪承疇一樣,都是文人出身。上陣殺敵不是他們的強項,但研究軍事,運用謀略卻是他們的長處;這一點,又遠非今天的張召忠之流可比。袁崇煥雖然向崇禎皇帝誇下了“五年平遼”的海口,但在實際運作中卻沒有急於事功。他可能知道滿洲八旗的優勢就是野戰與殺傷,所以他一改“兵多將廣”的“上朝天國”的進剿策略,而是實事求是地、穩穩妥妥地以防守為主,踏踏實實地經營關寧防線。袁崇煥的策略是比較務實的,女真人偏居東北一隅,用牢固的防禦工事先圈住它,再慢慢地擠壓它,它又能有多大的作為?況且明軍的戰鬥力又只有那麼個樣。
袁崇煥以穩守代急功的策略應該是一種較大的戰略,需要時間和配合。它的這種戰略在三國時期的魏國,特別是司馬懿手上,得到了較好的運用。我們都看過《三國演義》,司馬懿是諸葛亮的主要對手,然司馬懿的形象,在諸葛亮閃耀的光環下,似乎是如此的不堪。面對諸葛亮的挑戰,甚至是百般戲侮,司馬懿大多數情況下總是“高掛免戰牌”,不與正面較量。難道司馬懿真的是一無能懦夫?非也,因為他知道,諸葛亮遠道而來,利在急戰而不是僵持。魏國只要採取防守策略,就能拖垮蜀兵。魏國雖然總體國力強於蜀漢,但蜀漢打著“光復漢室”的旗號而來,銳氣還是較充足的,兩軍交鋒,如果兵敗就有可能出現“山倒”的局面。所以魏國最好的策略就是透過防守避其鋒芒,從而以“不戰”而勝之。這就是諸葛亮六出祁山均無果而終的原因。以守為戰的策略在魏國君臣那裡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執行,所以最後的贏家是魏而不是蜀。袁崇煥沒那個歷史機遇,崇禎責之以“付託不效”,當然,崇禎真正擔心的,是他成為第二個司馬懿。
皇太極是睿智的,面對袁崇煥鐵桶般的寧錦防線,皇太極沒有“坐以待斃”,他立即開始“突圍”。歷史多次證明,馬奇諾防線是死的,人是活的。皇太極大膽採取了迂迴戰術。崇禎二年,皇太極率八旗勁旅,繞開袁崇煥駐守的寧錦防線,取道蒙古草原,從長城缺口長驅而入,直搗明朝都城北-京,史稱“己巳之變”。這一下子給明廷上下造成的驚駭是空前的。
皇太極直搗北-京,朝廷急忙下詔勤王。並未接到勤王詔書的袁崇煥聞訊後率部九千餘人,“士不傳餐,馬不再秣,”星夜馳援京師。袁崇煥的部隊按今天的標準來看,還是一支“快速反應部隊”,它及時趕到了北-京城下,這對挽救北-京的危機起到了非常良好的作用。可是他率軍入城休整的要求卻遭到了朝廷的斷然拒絕。自從東漢的董卓領兵入京搞得不愉快以後,千年以來,對邊兵入京從來都是朝廷的一大忌諱。袁崇煥的熱屁股撞上了冷板凳,前有城牆,後有敵兵,尷尬情形可想而知。朝廷對其不信。朱元璋曾定下規矩,不許殺言官,有了這道護身符,明朝的言官們大約是歷代最大膽也最無聊最無恥的,什麼譁眾取寵甚至莫須有的事兒都想得出來幹得出來。對袁崇煥的行事作風和手段,早就有人在崇禎的面前打小報告。這一次勤王,跑得比誰都積極,於是乎就有人說袁是奸細了,是他作前驅引皇太極到了北-京。生性多疑的崇禎心裡恐怕不得不疑,不得不防。
袁崇煥領導的關寧鐵騎是大明王朝最精銳的部隊,有它與八旗兵接招,加上陸續趕來的勤王之師,皇太極想一口氣吞下北-京,還為時尚早。於是最陳舊的一招——反間計,上演了。他“故意”放兩個被俘虜的太監回去通風報信,於是袁崇煥輕而易舉地就被逮捕下獄了。這就是有人說袁死於反間計的原因。
其實這個問題,人們早就澄清了,袁並不是死於反間計。因為人們普遍相信,崇禎雖然多疑,但還不會弱智到上這等拙劣的反間計的當。幾個月後,處死袁崇煥時,也隻字未提他是皇太極的奸細或是他與皇太極勾結。袁崇煥的罪名在《崇禎長編》裡被記載得很詳細:“諭以袁崇煥付託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以市米則資盜”是指袁崇煥聯蒙(蒙古)抗金(後金,即後來的清)這一檔子事。這些說辭證明明廷未上反間計的當。要說反間計起了什麼作用,那也只是讓多疑的崇禎立即逮捕了袁崇煥。抓錯了人也不是非要將錯就錯,辦成“鐵案”不可。何況袁崇煥乃一大將,多事之秋國家“出”點小“血”,搞點“國家賠償”保住一“長城”有何不可?
袁崇煥的死有很多推手。
其一是袁崇煥下獄之後,袁的部將祖大壽即怒率部眾回山海關。這時皇太極尚未退兵,祖大壽率部掉頭而去,北-京的圍誰來解,朝廷急了。立即放了袁崇煥?判他有罪的初審程式都沒開始,就立即啟動判他無罪的再審程式?朝廷的顏面何存?萬一現在就放了他,他來個“黃鶴一去不復返”,豈不雞飛蛋打?或是引兵掉頭來攻,豈不更糟了?這支部隊怒而離去,那是它們忠於袁崇煥,如果這支部隊還可用,袁就是最好的“人質”。所以啟動第二套方案。要袁給祖大壽寫信,招他回來。
袁崇煥提筆寫信的時候,就預感到自己前景不妙了。可他還是寫了——他不得不寫。沒想到祖大壽這小子接到信後還真回來了。可能袁崇煥當初栽培他的時候,肥施多了燒壞了腦子,他的回來,只能讓袁由有可能的“輕判”變成“重判”。你想,他這一回來,讓崇禎做何想?這就是你袁督師帶出來的軍隊啊,眼裡只有你袁督師,就沒有我皇上,這還了得?我大明最好的軍隊都在你手裡,讓你活著,你不就一新曹操?
不過這時,崇禎也沒有立即殺袁崇煥。因為皇太極的兵還沒有退,袁崇煥的部隊不能進一步刺激了。激走了,激反了,或是激降了,那都是事關江山社稷的大事。袁活著,就有利用價值。
袁崇煥還活著,還被利用著。誰來真正把他推向死亡呢?
皇太極對中原文化,尤其是中原的政冶文化,可能研究得太深太透了!他不動聲色地加了一把力,就把袁崇煥真正推向了死亡。
我們現在可以回過頭來再推敲一下皇太極迂迴北-京的真正意圖是什麼。是不是想採用掏心戰術一口氣吞掉明廷奪取中原?如果是,他應該一鼓作氣拿下北-京,尤其在反間計實施成功後,他應該趁袁崇煥被抓,袁的勤王之師離心離德的時候發動攻擊。可是皇太極沒有乘勢攻打京師,反而四處搶掠騷擾一通後退兵而去。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皇太極的目的,只是想除掉袁崇煥這一強勁的對手而已。
皇太極知道,老套的反間計,只是一“藥引子”而已。真正的後招才是關鍵。有人說,皇太極哪有什麼後招?對了,皇太極的後招就是停止出招。我說皇太極精於謀略,就在於此。
你想一想,袁崇煥是一強將,他有一支精兵,只不過主帥被下獄,戰鬥力被影響而已。如果此時皇太極率軍猛攻北-京,明朝的眾多勤王之師大都不堪一擊,要想救助危如累卵的北-京城,必須借重袁崇煥帶來的這支關寧鐵騎;而大敵當前,要想振奮這支部隊計程車氣,提高其戰鬥力,就必須立馬放了袁崇煥——袁崇煥不僅不能殺,還必須加官晉爵。若是這樣,袁崇煥豈不又活了?
所以,深諳中原政冶文化的皇太極懂得,要想殺袁崇煥,就必須讓崇禎騰出手來殺袁崇煥。這就是他沒有乘勢攻打北-京,而是主動撤兵而去的根本原因。在中國,只要外部的危機一解除,內部政冶鬥爭的病毒馬上就要發作。果然,袁崇煥在被囚禁審訊半年多以後,被凌遲處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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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二三 寫歷史的工科碩士】
對於袁崇煥所推崇的寧錦防線、投敵滿清、擅殺毛文龍等事進行了分析。
關於袁崇煥的幾點歷史疑問
袁崇煥之於明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明史》中評價袁死後“邊事益無人,明亡徵決矣”。袁也因其波瀾壯闊的一生引起後世的貶褒不一,這些爭論主要集中在以下幾點:
袁推崇的寧遠—錦州防線是否有效,與清議和是否投敵,擅殺毛文龍是否合理。
對於這些爭論,我將依靠《明史》進行分析,提出個人淺薄的看法。《明史》定稿雖然經過康熙的修改,許多地方出現了變動,但其成書時間離明朝較近,又由官方指認定版,享有豐富的第一手資源,因此將作為我行文的首選材料。
袁崇煥,字元素,生於廣東東莞石碣,祖籍廣西梧州,明朝末年薊遼督師。袁微時就樂於與邊塞老兵交談,瞭解邊境要塞的情形,常自稱有處理邊防事務的才能,自詡給足錢糧,其一人可守關。後來單騎出關巡視考察山海關內外地形,透過自薦的方式在遼東邊關任職,從文官僉事一步步提拔到薊遼督師。
袁崇煥初任監軍時,就敢於蔑視上司經略王在晉。這種蔑視既然記錄在案,那就不是平常發發牢騷,必然是時常在人前提起。寧遠大捷之後,意志漸漸驕橫,又與大將滿桂不和,迫使其調走回朝。崇禎即位後,召其陳述兵事,袁一時激動,竟說出五年復遼的豪言壯語。事後經人提醒,才知道自己失言了。透過《明史》記載的這幾件事情,一個意氣風發、自信滿滿甚至有一些驕橫的年輕將領形象躍然紙上,排除後世史官的刻意抹黑的 因素,還是可以看出袁睥睨物表,頗為自滿的個性。
▲袁崇煥(1584年—1630年),字元素,生於廣東東莞石碣,祖籍廣西梧州。
袁崇煥的自信源於才幹,他的才幹支撐著他駐防邊境時大有作為,而取得的勝利又反過來使其更加自信。這種自信並非盲目的剛愎自用,他能夠清醒的認識到現階段明軍和清軍的實力差距。制訂了符合當時國情軍情的復遼策略:遼人守遼土,遼土養遼人,且守且戰,且築且屯。同時在戰術上指出:兵不利野戰,袛有憑堅城用大炮一策。明軍經過薩爾滸一敗後,精兵良將死傷敗亡數萬,大明後期最精銳之師就此覆滅,實力士氣均受到重大創傷,各部均不敢再與清軍野戰,士兵有強烈的畏敵情緒,由此可知利用堅牆大炮防禦制敵策略非常符合當時的國情,同時也是唯一可選的政策。
袁的防禦政策並非一味的龜縮不前,而是以防代攻,練兵築城,逐步發展。在巡撫孫承宗的領導下,修築寧遠重鎮,大興屯田,以此為基地向北擴充套件,收復了錦州、松山、杏山、大小淩河、右屯等地。在戰略上形成了關寧錦防線,以山海關為後盾、寧遠為中堅、錦州為先鋒,其間築有多個堡臺作為聯防據點。構築了三道防禦縱深,這是機動防禦的前提。而這三大防線是袁時常被人議論其軍事才略的重點所在。天啟六年的寧遠大捷,便是這一防線正確性的最好例證。
天啟五年,孫承宗被免,接任的經略高第放棄寧遠一線,撤回山海關,袁崇煥不從,率孤軍奮守寧遠一城,激勵將士百姓。同時下達命令,若有將士逃回後方前屯和山海關,格殺勿論。袁在無援軍相救的情況下,孤軍擊退清軍近十萬人馬,足以說明這一防守策略的必要和正確。倘若能按照袁的設想,在寧錦線佈置數萬人馬,屯聚充足的糧草軍餉,保持與蒙古朵顏部和插漢部的制衡,清軍很難突破這三道防線。
清軍攻前線,後方山海關一線可伺機相助,寧錦大捷便是如此;清軍若繞過寧錦前線直攻山海關那便是犯了兵家大忌,哪有在敵人防禦嚴密時跳到敵人中間去攻擊的道理。經過寧遠大捷、寧錦大捷,努爾哈赤在中途死去,皇太極遭遇閉門羹,只好轉換策略繞道蒙古進入龍井關、大安口,越過薊州往西,直逼京城,但袁早有先見之明,兩次上疏“惟薊門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萬一夷(指蒙古)為嚮導,通奴(指後金)入犯,禍有不可知者”,提醒朝廷防範京師北面防線,卻並未引起重視。由此可見,關寧錦防線並非雞肋,在當時已經山河飄零的明朝顯得極為重要。
▲明朝1638年地圖
常有後世學者攻擊袁崇煥私通清朝,與其議和,這件事情也導致他最後被崇禎下獄凌遲。明王朝雖然一直被後世尊為“不和親,不賠款,不割地,不納貢,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然而政治國事不是幾句口號可以支撐,也並非滿腔熱血、一鼓作氣便可發達。更多的是需要靈活,政治的靈活性對於信奉實用主義的我們來說並不陌生,明王朝在後期就多次尋求與清國和議,同時崇禎也多次想遷都南下,只是各種原因阻隔而未能成行,並非像像一些歷史劇所演,一句祖宗的規矩不可變那麼淺薄。
天啟六年八月,也即寧遠大捷後七月左右,努爾哈赤死,袁派人刺探虛實,這是袁第一次以議和名義與清軍接觸。而皇太極此時剛登位不久,同時想剪滅北韓襲擾,便同袁議和。趁此空閒之隙,袁便大修錦州、中左、大凌三城,同時派軍牽制清軍。第一次議和可以看出袁並非倒向清軍或者留有後路。北韓、毛文龍相對而言並非主力,袁派軍牽制清軍尚可認為僅僅做出樣子,但若袁有倒向清軍之心,為何趁此之際修繕前線三城,這一行為符合他一貫的防禦縱深構思,同時也表明他在做長期對抗清軍的準備,因此第一次議和袁非有二心,而是在爭取戰略時間。
崇禎二年六月,袁崇煥擅殺毛文龍,同年十一月,皇太極進逼京師。朝野震動,朝中大臣認為認為袁此前與清軍和議後,清軍攻打降服北韓,再加擅斬毛文龍,清軍便無後患之憂,大舉入侵。二者時間相隔不遠,崇禎很難不對袁產生懷疑。至於史書記載皇太極放一太監施展反間計,則大不可信。此為袁第二次和清軍有接觸,但觀前後事,袁不可能勾結清軍。
首先,袁多次出入朝堂,是謂心懷坦蕩,根本未作叛變打算。
其次,袁下獄後,祖大壽害怕被株連投降清軍,可袁仍願意修書勸其歸來,而祖大壽同樣也願意歸回,說明袁和祖從未有叛變之意。,倘若袁私下真同清軍接觸,那也如同第一次一般,是緩兵之計。這些都為《明史》所記載,不可不信。觀察袁前後所作所為,叛變投敵之說實屬誣衊。
▲殿本明史一卷
袁崇煥最令人詬病的事情便是擅殺毛文龍,袁被定死罪其中一條罪名便是如此。這一段在《明史》上記載十分詳細,可見此事的影響之大。袁此人頗為自負,做事雷厲風行,意氣風發,甚至有一些獨斷專行,其性格決定了他行事風格,也決定了他最終的命運。當監軍時,因查核到虛報名額的部隊,便不經流程,直接斬殺了一位校官,此事還引起孫承宗的斥責。
後來被崇禎召見,一時意氣,說出五年復遼的豪言。瞭解袁的性格後,便可分析出其殺毛的動機。袁恨毛文龍耗資無數,抗衡監管,多次襲擾清軍卻未能達到相應的牽制效果,後又私通清軍,徘徊觀望,行為舉止不當,總結出十二條罪行斬殺毛文龍。事實上十二條中,冒領軍功,殺民充數,多領軍餉,任人唯親等等是當時明軍中非常常見的現象,朝廷不是不知,但念在毛文龍經營海島多年,牽制清軍有功,即使多耗糧餉不願也無法追究。其中只有第十二條最為嚴重,“開鎮八年,不能復寸土,觀望養敵”。毛的行為如若放在平時,早就鋃鐺下獄,但在當時內憂外患之際,重用毛是不得已之舉,朝廷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袁早就有心殺毛,同時相當看不起毛文龍,多次指責毛乃一介平民,才識普通。雖然毛確實該殺,但當時不是最好時機,同時袁也並未做好萬全準備,未考慮到毛死後東江鎮的安排處置。毛文龍經營東江多年,事實上已經形成軍閥割據,手下軍隊均為其嫡系親信。袁斬殺毛後,十分擔心其手下造反,並未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來處置其手下部隊,史書上記載體現其處置十分倉促,殺了毛後派遣毛手下大將和其子孫統領其部隊,又上書多發軍餉慰勞其軍。但因主帥已死,島上人心浮動,手下多有叛亂離去。袁處置毛這一事很失水準,不應在此危亡之際擅斬主帥,並且未作萬全準備,斬殺後處理十分唐突。斬殺毛三月之後,皇太極毫無後顧之憂,率十數萬八旗軍繞道直撲京師,前後時間相隔之近,朝堂百官不可不疑。
▲明思宗朱由檢(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漢族,大明第十七位皇帝 ,亦是明朝作為全國統一政權的最後一位皇帝。
袁崇煥在明末精銳盡失、將士畏敵的形勢下,能夠擔當起邊防重任,制定合理的邊防策略,在防禦戰中取得寧遠、寧錦大捷,牢牢穩固遼東防線,守衛京師有功,其軍事才能堪稱名將。但是其為人頗為自負,對上不能尊重,對同僚不能團結,擅行不顧,武斷斬殺邊防將領,依賴崇禎的信任,過多的挑戰崇禎的忍耐底線,也反映出其政治經驗的不足。另外又有一事可以反映出袁政治經驗的欠缺,袁守邊時,糧餉充足,同時深得崇禎信賴,督師薊州和遼東。皇太極率軍從薊門直逼京師,在程式上這也算袁的防禦不周,可袁毫無知覺,率軍回援京師,自認護駕有功,實不知崇禎對其早已不滿。
袁身負將才,行事不夠老道,政治經驗頗為不足,並非全才。但在明末危急存亡的時刻,袁這樣一個已經具有抗清聲望和經驗且毫無私心的將領已不可多得。當是之時,孫承宗已老,盧象升力不足,孫傳庭、洪承疇之流無抗清經驗可言,明朝已無邊防大將可用,殺袁可比自毀長城。
試問袁若能長守關寧錦防線,抗擊後金,且不論消滅金軍,僅維持防線穩定,再選良將鎮守薊州鎮,防範金軍繞關直抵京師。洪承疇、孫傳庭之輩平息內部叛亂,熬過氣候異常的災年,君臣同心,重聚實力,再與清軍較量勝負未知。在古代,皇帝一人的能力和性格便決定了國家興衰,民族存亡。崇禎皇帝雖非亡國之君,但也不是救國之君,喜殺無常,事必躬親,任人多疑,有始無終,挫敗不起,莊烈帝若無上述性格缺陷,大明豈會半道而終?
歷史不容想象,逝者如斯,後人只能嘆息,提醒後人記住教訓就是我輩愛好史學者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