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p1 商業始祖——王亥：牛車拉出來一個商王朝

【人物簡介】 王亥（公元前1854—1803年），河南商丘人，華夏商人，商品、商業的締造者，華商始祖、商族先公之一。子姓，又名振，閼伯的六世孫，契之後，冥之長子，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領。甲骨卜辭中稱為“高祖亥”或“高祖王亥”。王亥不僅幫助父親冥在治水中立了大功，而且還發明瞭牛車，開始馴牛，促使農牧業迅速發展，使商部落得以強大。 王亥在商丘服牛馴馬發展生產，用牛車拉著貨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開創了華夏商業貿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們就把從事貿易活動的商部落人稱為“商人”，把用於交換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從事的職業叫“商業”。

【經商經歷及成就】 開了長途貿易的先河 王亥，作為草原部落的遊牧民族，他們在頻繁遷徙的過程中，逐步掌握了役使畜力的各種方法--夏王朝初年的奚仲創造了世界上第一輛用馬牽引的木製車輛。他的先王--相土（生卒年不詳，商部落第三任首領），用槽喂、圈養之法飼養馬匹，將馬戴上馬籠頭從而馴服了Mustang，再加上訓練，便讓馬拉車馱物，成為重要的運輸方式。從西北草原遷徙到中原地區之後，到了王亥時代，馬拉車、運貨、作戰，根本不夠用。那麼，可不可以讓牛替馬拉車？這是王亥琢磨的問題。最終王亥徹底馴服了這種野性十足的龐然大物，進而將它套在華麗的雙轅車上，製造了牛車。這便是史書中記載的“王亥服牛”的故事。 在王亥的大力推廣下，馴牛技術和牛車開始普及，商部落的畜牧業進一步發展起來--商族人的生活得到了極大的改善，王亥被同族人推崇至極。為解決牛、羊及農產品生產過剩的問題，王亥親自駕駛牛車載貨運輸，用帛、黍和粟以及牛、羊跟其他部落以物換物--這一項前所未有的事業，正是王亥開的先河。 從那以後，古道上經常可以見到王亥率領部落成員趕著牛車的壯觀景象：一輛輛載滿布帛、黍和粟的牛車吱呀吱呀地響著，一群群潔白的綿羊咩咩地叫著，一個個袒胸露背的赤腳壯漢“吼吼”地吆喝著--這綿延的牛車隊伍一路跋山涉水，風雨兼程，從一個部落奔波到另一個部落……從此，王亥擁有的財富越來越多，他成了當時最富有的部落首領。

再次遠征的慘遇 富有便意味著強大，強大便意味著霸氣，霸氣便意味著攻擊，攻擊便意味著傷害。王亥最後一次遠行貿易，是到黃河以北的有易部落。帝洩十二年（公元前1810年），王亥和弟弟王恆一起從商丘出發，載著貨物，趕著牛羊，長途跋涉到了河北的有易氏（今河北易水一帶）。有易氏的部落首領綿臣見財起歹意，殺害了王亥，趕走了王亥的隨行人員，奪走了貨和牛羊。王亥的弟弟王恆日夜兼程逃回商丘。王亥之子上甲微非常悲憤，欲為王亥報仇。但由於諸多原因，當時未能立即出兵，4年以後，即帝洩十六年（公元前1806年），才藉助河伯之師，滅了有易氏，殺了綿臣，為父王王亥報了仇。這一勝仗讓富足的商族部落進一步擴大了新的勢力範圍。

“商”這個字便是拜賜於他 由於王亥開了氏族部落之間長途販運的先河，在他去世後，商族人沿其傳統，利用牛車、馬車的便利條件從事部落間的物品交換，以獲取財富。搞販運的人越來越多，漸漸的，就形成了專門從事這行當的職業。外部落的人看到商族人用牛車、馬車拉著貨物遠道而來，進行以物易物的經商活動，感到十分新鮮，就你傳我、我傳你地吆喝著：“商人來了，商人來了。”其實是“商族人”的意思，時間長了，“商人”的意思就發生了變化，演變成了經商做生意的人，專指經商做買賣之人的統稱。 “商人”一詞一直沿襲至今。而作為最早進行貿易的王亥，便是“商業”的始祖，即商人的祖先，數千年來一直被商人奉若神明。 商國的國力快速增長。到了王亥的第七世孫商湯時期，商國的實力已十分雄厚。當時夏朝的最後一個君王桀荒淫無度，終日飲酒作樂，不理朝政，整個國家動盪不安。商湯經過11次征戰，終於取代桀滅夏，建立了商朝，並在南亳（河南商丘虞城縣谷熟鎮）建都。

范蠡（公元前536—448年），字少伯，春秋末年楚華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軍事家和實業家。後人尊稱“商聖”。曾輔佐越王勾踐“臥薪嚐膽”滅吳興越，功成身退。北上經商，居陶，號朱公。堪稱歷史上棄政從商的鼻祖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範。三次經商成鉅富，三散家財，自號陶朱公，乃中國儒商之鼻祖。《史記》中載“累十九年三致金，財聚鉅萬”。經商致富具有很多經商理論，致富後，肯於幫助別人，威名遠播。堪稱“中華自古商之祖”。他的行為使他獲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為幾千年來中國商業的楷模。 范蠡最後老死在陶地，享年大概88歲，世人稱他陶朱公。在范蠡死後，族人將他葬於陶山主峰西麓（今山東省肥城市湖屯鎮幽棲寺村），後世的人們來此憑弔他，緬懷他的業績及人品，汲取他的思想和智慧。

【經商經歷及成就】 棄政從商，名揚四海 司馬遷在《史記》中是這樣描述范蠡離開楚國後的後半生的：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十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鉅萬。天下稱陶朱公。 范蠡帶著家人，泛舟五湖，飄然遠引逃到有山有海、有林有田的齊國海畔。為避免身份暴露，他隱姓埋名，自稱“鴟夷子皮”（古代用牛皮做的酒器，即“酒囊皮子”）。范蠡在當地購買了一些土地，還親自飼養販賣五畜。等有了一定的積蓄之後，就利用天時、地利之便僱人開鹽田，搞漁業捕撈，還兼營雜糧等生意。范蠡開始經營當地核桃、木耳、山珍野味、肉類皮毛、糧食藥材等土特產，范蠡對收購來的山貨開始分門別類進行放置，每種貨物還分有等次。根據各地商賈的需求，他先將各類上等貨用牲口運往各個要貨的地點進行出售，收款後，他再購買食鹽、葛麻布衣等各類日用雜貨運回到鎮上。這樣，他不僅解決了當地人日用品缺乏的問題，自己也賺到了錢。范蠡善於捕捉市場資訊。他經常跟僱工及當地的百姓、鎮上的商賈在一起高談養畜經，闊論市場行情。他對人溫和友善，為人也慷慨大方，遇到天災人禍時，他總是樂善好施，常開粥場賑濟災民。災民聽說有這麼一個大善人，千里之外都趕來投奔他，不久，鴟夷子皮就名揚四海了。 范蠡買賣公平，決不會倒賣腐爛變質的貨物，不坑害消費者，所以，他的生意能細水長流，他的名聲能傳遍四方。他就是以這樣的行事風格，在齊地種養經商，勤勤懇懇，在與家人的齊心合力之下，很快就積累了高達數十萬的財產。 齊王聽說范蠡搞經濟很擅長，又仗義疏財，施善鄉梓，是個賢能之人，便力邀范蠡進宮，請他進國都臨淄做主持政務的相國。范蠡欣然答應。在任相國期間，他大力發展經濟，不僅促進了齊國與其他諸侯國之間的貿易往來，衝抵災年對齊國物資短缺的困擾，也奠定了齊國經濟與文化繁榮的基礎。三年之後，齊國民富國強，而這時，范蠡又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他向齊王歸還了相印，決定散盡家財再次遠走他鄉。他說：“官高招怨，財多招忌，這都是惹禍的根苗。人貧我富，人無我有，如果只取不施，為富不仁，錢財再多也無益，還不如趁早放棄！”他把財產分散給知交和那些貧苦的老鄉，攜家捎帶貴重財寶再一次抽身離去。

到哪兒就在哪兒成名 范蠡舉家風餐露宿，輾轉來到齊國西南接近宋、衛的陶邑安頓下來。初到陶邑，范蠡自覺逍遙自在，便給自己再次改姓更名為朱公。沒過多久，不甘清閒的他又開始考慮治業大計。他的家人對他頗有怨言，說：“人人都想富貴，個個都想發財，你偏偏不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富貴，還認為錢財無用，現在沒錢了又重提這事，你以為錢財這麼好賺啊？”他哈哈一笑，說：“窮富之別，看的是你的心。只要有心，生財之道無處不有。” 在陶邑，他又一次重創家業。由於當時本錢不多，他的生意不是很大，就像剛到齊地那樣，平日裡只做一些當地的糧鹽買賣。好在陶邑四通八達，是商賈往來的必經之地，范蠡自然也從這些商家那裡找到了很多商業靈感。沒過多久，他又在陶邑發家致富了。他富了就愛施捨，施捨不但不要回報，還喜歡幫助窮人一起致富。 後來，范蠡又散盡家財，賙濟那些貧困的同鄉老友，為此他還表白說：“其實，在我看來，經商只不過是生活中的一種樂趣。錢財是身外之物，貪得無厭往往會適得其反。懂得用錢才能得到錢，這也是生財之道！”

端木賜（公元前520—456年），複姓端木，字子貢，政治家，外交家，中華儒商之祖，官至魯、衛兩國之相。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孔門十哲之一，春秋末期衛國黎（今河南省鶴壁市浚縣）人。他是孔子的得意門生。且列言語科之優異者。孔子曾稱其為“瑚璉之器”。他利口巧辭，善於雄辯，且有幹濟才，辦事通達。他還善於經商之道，曾經經商於曹、魯兩國之間，富致千金，為孔子弟子中首富。相傳，孔子病危時，未趕回。子貢覺得對不起老師，別人守墓三年離去，他在墓旁再守三年，共守六年。 《論語》中對其言行記錄較多，《史記》對其評價頗高。子貢死於齊國。死後至唐開元二十七年（739年）追封其為“黎侯”；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加封為“黎公”，明嘉靖九年改稱“先賢端木子”。

【經商經歷及成就】 端木賜出生於富商貴族，在孔門三千弟子中，他還是“身通六藝”的七十二賢人之一。與眾多賢人相比，他之所以學而優則商，不僅因為他出生商業世家，對經商有先天優勢，或許還因為他受孔子學說的影響，要在書生明“義”和商人求“利”這兩種不同的價值觀之間進行學以致用的實踐，他想透過經商來開啟學行合一的溝通渠道。 他性格活潑，交往甚廣，尤其是不安於現狀，即便跟老師孔子周遊列國，也沒有停下經商活動。有一年冬天，當他獲知吳國軍隊將遠征北方作戰時，便準備往吳國販運絲棉。他知道，此時的北方正值冰天雪地，禦寒絲棉是必備軍需，他料定吳王夫差肯定會強徵絲棉保證將士順利遠行，如此一來，吳國絲棉必會緊缺，絲棉價自然走高。及時掌握行情，善於把握商機，便有賺大錢的機會。端木賜迅速組織人馬，劃成若干小組到魯國各地採購絲棉，然後安排快車運往吳國。果然不出所料，啼冷號寒的吳國百姓很快將絲棉搶購一空。端木賜大賺了一筆。 從孔子門下完成學業以後，子貢先是回到衛國當了幾年官。不久，就辭官不做，重操舊業，成了一個影響更大的國際貿易商人。子貢所到之處，國君們也都與他行平等的禮節，說明子貢這一介儒商做到了何等顯貴的地步。頂著孔門高徒的招牌，他在商業競爭中的軟實力和無形資產，也是一般的土財主商人所沒有辦法比的。子貢所到之處，除了做買賣，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不遺餘力地宣傳自己的恩師，到處講孔子的道德風範是多麼高尚，孔子的學術思想是多麼博大精深。 子貢的儒商美譽來自誠信。他雖做買賣，卻不忘儒家學說；他家財萬貫，卻富而不驕、富而有仁。

白圭（公元前370—300年），名丹，戰國時人，出生在東周的都城洛陽，梁（魏）惠王時在魏國為相，期間施展治水才能，解除了魏都城大梁的黃河水患，後因魏政治腐敗，遊歷了中山國和齊國後，棄政從商。 《漢書》中說他是經營貿易發展生產的理論鼻祖，先秦時商業經營思想家，同時他也是一位著名的經濟謀略家和理財家。其師傅為鬼谷子，相傳鬼谷子得一“金書”，鬼谷子將裡面的致富之計（“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世無可抵則深隱以待時”）傳於白圭。 商場如戰場，只有隨機應變，巧用計謀，方可立於不敗之地。在今天激烈的商戰中，商界仍以司馬遷的《史記·貨殖列傳》為經典，奉“治生之祖”白圭為高人。

【經商經歷及成就】 洛陽原是周朝建立的一個軍事和政治重鎮。周公征服殷人後，為防止亡殷貴族策動遺民重起反叛，便把他們以“頑民”稱號統一安置在洛陽，以便加強監督管理。這些所謂的“頑民”不能參與政治活動，因而多數去經商。到了戰國時期，經商已經成為洛陽人的重要職業。洛商層出不窮，隊伍非常龐大，他們扎堆的做珠寶生意--這是當時最賺錢的行當。白圭沒有跟風去做當時最能賺錢的珠寶生意，而是另闢蹊徑--從事農副產品的大宗貿易，包括農產品、農村手工業原料和產品等。他的這個經營策略，主要是從李悝的“變法改革”中得到啟示：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農副產品的經營將會成為利潤豐厚的行業。白圭認為，“欲長錢，取下谷”。“下谷”等生活必需品，雖然利潤較低，但是消費彈性小，成交量大，以多取勝，一樣可以獲取大利。 白圭也曾苦心研究過陶朱公和計然之策，總結出一套適應時節變化的經營辦法--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言外之意是，當別人不太需要某種貨物時，這種貨物的價格一定會十分低廉，這是買進的時機；當人們急需某種貨物時，其價格一定會上漲，這時就應該賣出。在收穫季節或遇到糧食豐收，農民就會大量出售穀物，這時便可大量收購，然後將絲綢、漆器等生活必需品賣給這些比較寬裕的農民；在年景不好或青黃不接時，可以適時出售糧食，同時購進滯銷的手工業原料和產品。為更準確地把握市場行情和變化規律，白圭經常深入市場，瞭解具體情況，所以，他對城鄉谷價瞭如指掌。而實際上，他經商總會從大處著眼，通觀全域性，予人實惠。

呂不韋（公元前292－235年），戰國末期衛國著名商人，後為秦國丞相，政治家、思想家，衛國濮陽（今河南滑縣）人。呂不韋是陽翟（今河南省禹州市）的大商人，故里在城南大呂街，他往來各地，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所以積累起千金的家產。《史記》中亦有明確記載：“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他以“奇貨可居”聞名於世，曾輔佐秦莊襄王登上王位，任秦國相邦十三年，其門客有三千人。 出身為商人的呂不韋，他開創了商人從政的歷史先河，甚至說他改變了中國歷史也不過分。一生最得意的一筆大生意就是：結識秦流亡公子贏異人並資助其回國即位，從而成功實現個人由商從政的歷史性轉變。作為有史以來的最大投機家，雖然幾千年過去了，但他的一生經歷，對後人的影響很大；即使到了現代社會，他的權術、公關手段、自我炒作的廣告宣傳等做法，仍然是比較前衛的，是夢想成功的人士學習的楷模。呂不韋絕對是一個千古奇人，古今中外第一的風險投資商。

奇貨可居——投資營造帝國 公元前265年，秦國的王孫嬴異人正在趙國當人質。呂不韋經過多方探聽，把嬴異人的身世、家庭關係、目前處境等了解得一清二楚。當他見到這位落魄的王孫時，憑他多年的經商經驗，一眼便看出：多方尋覓的寶貝就在這裡！所以，他不由得脫口而出，留下了一句經商名言：此奇貨可居。 為了這件事，呂不韋專程回到家中與父親商量。呂不韋問父親：“耕田能獲幾倍的利？”父親說：“十倍的利。”呂不韋又問：“經營珠玉能贏幾倍的利？”父親說：“百倍的利。”呂不韋再問：“幫助立一國之主，能贏幾倍的利？”父親說：“無數的利。” 於是，呂不韋得出結論說：“現在努力耕田，只能保證吃飽穿暖，而幫助立一國之君，得到的好處，可以傳之後世。這種有厚利可圖的事，何樂而不為呢！”他想到做到，果真將嬴異人當作了商品來投資，以期在幫助嬴異人登上秦國王位後收穫“立主定國”所帶來的無數倍的高收益。但是，作為商人的呂不韋卻有所不知，搞政治絕非如同經商做生意那般簡單。

【人物簡介】

沈萬三（1330～1376年），本名富，字仲榮，世稱萬三，出生於平江府（蘇州）長洲縣東蔡村，祖籍湖州路烏程縣南潯鎮（浙江湖州南潯）。萬三者，萬戶之中三秀，所以又稱三秀，作為鉅富的別號。

元朝中葉，沈萬三的父親沈祐由湖州路烏程縣南潯鎮沈家漾遷徙至周莊東垞，後又遷至銀子浜。沈萬三在致富後把蘇州作為重要的經商地，周莊就是因為有了沈萬三，才成為江南著名的古鎮的。他曾支援過平江（蘇州）張士誠的大周政權，張士誠也曾為沈萬三樹碑立傳。曾出資修拓觀前街。明初，朱元璋定都南京，不但是周莊受惠於他，南京城的建城，沈萬三還有一半的功勞，因為朱元璋的眼紅而被逼出資與明朝共同建成了南京城。沈萬三助築都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封了他兩個兒子的官；在南京還建造了“廊廡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有了舒適的住宅；但不久，沈萬三被朱元璋發配充軍，在雲南度過了他的餘生。

【經商經歷及成就】

土地起家。元代至順年，沈萬三的父親沈佑舉家從湖州的南潯遷到了蘇州的東垞，即現在的江蘇省崑山市周莊鎮。在這裡，全家人經過十多年的辛勤墾殖，終於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地主，莊田廣達一千三百多畝。沈佑去世後，兒子們分了家。兄弟遷居之後，排行老三的沈萬三留在了周莊的銀子浜，他一方面管理著東垞的莊田，另一方面則開始經營鎮上的買賣。他透過買賣、盤剝方式，獲得了大量土地。這種土地佔有方式以及墾土做法，也是當時元王朝所積極提倡並予以鼓勵的。沈萬三於是透過經營土地的辦法，獲得“貲鉅萬萬，田產遍天下”的高額回報。沈萬三靠土地起家，擁有了一定的經濟基礎。

出海通番。元朝統治者鼓勵和發展商業，實行輕商稅的政策，經商的人增多。至於海外貿易，元王朝實行比唐、宋兩朝更為寬鬆的政策，於是，沈萬三便將目光投到了做海內外貿易上。孫邇在《雲蕉館紀談》中說，沈萬三“嘗為海賈，奔走徽、池、寧、太、常、鎮富豪間，輾轉貿易，致金數百萬，因以顯富”。由此可見，靠土地發家的沈萬三，擁有田產數千頃，每年的糧食產量可想而知。沈萬三將剩餘的糧食販賣到北方，還販賣到其他缺糧地區和海外獲取效益。同時，沈萬三還在寧、鎮、常、太、池、徽等地做生意，獲得豐厚的回報，家業更加富足。

觀前修街。沈萬三在海外賺夠了錢，一度居住在蘇州，發覺城中心的玄妙觀四周，每天香客和遊客絡繹不絕，雜耍藝伶和小攤小販四處雲集，但由於道路狹窄，行人車馬經常阻塞。他想，如果在觀前營建街市，將道路拓寬，一定是一件好事，既能方便行人車馬，又能把建成的店鋪租賃給客商，招徠交易。廟宇旁的樂坊，還可以供四面八方的客人前來娛樂。於是他採用了茅山石鋪平觀前街，與古城小橋流水的風貌十分吻合，相得益彰。建成後，深得百姓們的讚譽。

資助起義，埋下禍根。發達了的沈萬三建立了豪宅，過著富裕安逸的生活。當時，張士誠舉兵起義，做上了大周國的皇帝。但是，張士誠成立的大周國實在是太小了，只有蘇州一帶的一些州縣。張士誠建立大周之後，也頒佈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其中受益最大的就是像沈萬三這樣的富商大賈。因為張士誠心中明白，如果沒有這些江南富豪強紳的大力支援，他這個小小的大周王朝也是難以維持下去的。當時，張士誠領兵起義需要大量的財物，作為首富的沈萬三是出了不少力的，他帶領江南的富商大量地捐錢捐物，資助張士誠起義，從而使張士誠的軍隊越來越壯大，最終取得了豐碩的戰果。沈萬三做了三樁讓張士誠很是愜意的事情，第一樁，沈萬三率領銀子浜的船隊，多次為張士誠的官兵發放犒賞，從而解決了巨大的軍費開支。第二樁，沈萬三利用自己從事過海外貿易的航海經驗，以實際行動支援張士誠暗中投靠元朝，每年都幫張士誠偷運十多萬石糧食到北方元朝的國都。第三樁，沈萬三為鞏固自己在張士誠眼中的地位，不惜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張士誠做老婆，使張士誠徹底地和自己拴在了同一條船上，因此張士誠也給了老丈人沈萬三很多斂財的特權。從此，沈萬三便一躍成為海外貿易、房地產、地租、高利貸、絲綢業等方面的大鱷，金銀更是多不勝收。此時擁有了鉅額資財的沈萬三，又開始做起了放貸收利這一資本經營的新專案，使自己富上加富，迅速成為“資鉅萬萬，田產遍於天下”的江南第一豪富，人稱“江南財神”。

但是，張士誠據城死守，朱元璋派兵屢攻不下，以致朱元璋對江南地方豪紳給張士誠的支援非常嫉恨。也正是因為如此，埋下了朱元璋對蘇州城和沈萬三秋後算賬的伏筆。

南京築城。1368年，朱元璋的大軍終於滅掉了張士誠、陳友諒、方國珍等人的軍隊，開始登基稱帝，建立了大明王朝。朱元璋稱帝后，他極度憎恨這些為張士誠出力的江南富豪，於是便對江南一帶格外加重了稅賦，每畝稅糧定成了七鬥五升。又命蘇州的一些富民徙居濠州，同時，還籍諸豪族及富民田為官田。朱元璋沒收了沈萬三的大批田地為官田。

但沈萬三是個精明的商人，便主動拍朱元璋的馬屁，想以此換得太平。不久，他又發現朱元璋建造城牆面臨著嚴重的資金不足。於是，沈萬三突然做出了一個驚人之舉，上書自請“助築都城三之一”。為了讓朱元璋龍顏大悅，沈萬三自然是傾盡了全力。

雲南充軍。朱元璋想：“當初如果不是你極力支援張士誠，我何苦用得了八個月才攻下蘇州城？”於是，朱元璋把沈萬三全家發配到了雲南。從此，沈萬三名下20億貫家當也就都歸了皇帝。沈萬三被趕到雲南時，他已經是一個年過六旬的老人了。在這富與貧、榮與辱產生巨大反差的一瞬間，他從心理上和身體上都難以接受，江南與雲南的生活習性、水土氣候的差異實在太大，簡直是從天堂跌到了地獄。沒過多久，沈萬三便支援不住，一命嗚呼了。據說，後來他的子孫曾將他的屍骨運回家鄉，葬於周莊的銀子浜下，總算沒有把屍骨落在異處他鄉。

【人物簡介】

伍秉鑑（1769—1843年），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於康熙初年定居廣東，開始經商。到伍秉鑑的父親伍國瑩時，伍家開始參與對外貿易。1783年，伍國瑩邁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併為自己起了一個商名叫“浩官”。該商名一直為其子孫所沿用，成為19世紀前期國際商界一個響亮的名字。1801年，32歲的伍秉鑑接手了怡和行的業務，伍家的事業開始快速崛起。伍秉鑑成為了廣州行商的領頭人—總商。他借出大量的數目給外國商人(每次百萬銀元)以交換部分的船隻出貨。他也是公認的慈善家，捐贈第一個鴉片戰爭後的一百一十萬兩賠款的銀元。在那個時期，伍秉鑑名聲遠播，他的肖像仍然在一些和他有過生意來往的美華人建造的官邸懸掛著。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計了1000年來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華人入選，伍秉鑑就是其中之一。又唯獨伍秉鑑是以純粹的商人身份出現，所以伍秉鑑也是人們最關注的焦點。

【經商經歷及成就】

　　廣東十三行。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僅保留廣州一地作為對外通商港口。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直接促使廣州十三行成為當時中國唯一合法的“外貿特區”，從而給行商們帶來了巨大的商機。在此後的100年中，廣東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40%的關稅收入。所謂的“十三行”，實際只是一個統稱，並非只有13家，多時達幾十家，少時則只有4家。由於享有壟斷海上對外貿易的特權，凡是外商購買茶葉、絲綢等國貨或銷售洋貨進入內地，都必須經過這一特殊的組織，廣東十三行逐漸成為與兩淮的鹽商、山西的晉商並立的行商集團。在財富不斷積累的過程中，廣東十三行中湧現出了一批豪商鉅富，如潘振承、潘有度、盧文錦、伍秉鑑、葉上林等，以至於當時就流傳有“洋船爭出是官商，十字門開向二洋。五絲八絲廣緞好，銀錢堆滿十三行”的說法。在後世看來，這些行商無疑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廣東十三行這個商人群體迅速崛起，與兩淮鹽商、晉陝商人一起，被後人稱為清代中國的三大商人集團。

　　接手怡和行。在廣東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廣利行、怡和行、義成行最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鑑而揚名天下。1801年，他從父親手中繼承了十三行中的怡和行，開始了長達40餘年的外貿代理生涯。

在產業經營方面，伍秉鑑不但在國內擁有地產、房產、茶園、店鋪等，且其投資活動並不僅限於中國，伍秉鑑是個商業奇才，在他經營怡和行時，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絡。他既是中國封建社會的官商，又懂得依靠西方商人的貿易發財致富。他同歐美各國的重要客戶都建立了緊密的聯絡。1834年以前，伍家與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貿易額都達數百萬銀元。伍秉鑑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最大的債權人，東印度公司有時資金週轉不靈，常向伍家借貸。東印度公司負責人在每年結束廣州的交易，前往澳門暫住時，總是將大量的存款和金銀交給伍秉鑑保管。正因為如此，伍秉鑑在當時西方商界享有極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學者更稱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1813年，怡和行終於被列為總商之魁，登上首席商行的位置，取代同文行成為廣州十三行的領頭人——總商。此後數十年，伍秉鑑一直居於行商的領導地位。

參與美國的證券和鐵路建設的投資。伍秉鑑獨立購買了美國的證券，並且向美國的鐵路建設進行了多次投資。在他多方面投入的同時，也為自己換來了更多的收益，使他成了一位名副其實的跨國財團首領。另外，伍秉鑑還憑藉自己雄厚的財力籠絡其他行商。從1811年起，伍家就利用其雄厚資金，協助英商公司向瀕於破產的大多數行商進行放債，其債款數額就高達二百餘萬元，使大多數資金薄弱的行商都願意聽從伍家的安排。因而，怡和行也逐漸成為了一個令人敬仰和羨慕的大型跨國財團。

投資眼科醫院，載入史冊。1835年，第一位美國傳教醫生伯駕來到廣州，開始了美國醫學在中國的傳播。伯駕要想創辦一個相當規模的眼科醫局並非易事，所以他找到了當時號稱“世界第一富翁”的伍秉鑑。面對伍秉鑑，伯駕把創辦眼科醫局，並以此作為拯救華人民的途徑向伍秉鑑講述了一遍。伍秉鑑念他處處急華人之急，想華人所想，便答應捐出10萬元銀元建立醫局。他所創辦的醫局不收取任何醫療費用，醫局逐漸成為初具規模的西醫院，並正式命名為博濟醫院，此名沿用至今。雖然伍秉鑑的這次投入沒有任何利潤，但他因此獲得了極高的聲譽，使他在以後的商業活動中更加順利，並載入了中國的史冊。

世界首富。經過伍秉鑑的努力，怡和行後來居上，取代同文行成為廣州十三行的領袖。伍家所積累的財富更令人吃驚，據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計，他們的財產已有2600萬銀元（相當於今天的50億元人民幣），而在這個時期的美國，最富有的人也不過資產700萬元。在西方人的眼中，伍氏商人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商業巨頭。建在珠江岸邊的伍家豪宅，據說可與《紅樓夢》中的大觀園媲美。

　　接觸英鴉片商被林則徐懲處，承擔賠款走向沒落。1840年6月，鴉片戰爭爆發。儘管伍秉鑑曾向朝廷捐鉅款換得了三品頂戴，但這絲毫不能拯救他的事業。由於與英國鴉片商人千絲萬縷的聯絡，他曾遭到林則徐多次訓斥和懲戒，還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獻出鉅額財富以求得短暫的安寧。《南京條約》簽訂後，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償還300萬銀元的外商債務，而伍秉鑑一人就承擔了100萬銀元。

1843年9月，風燭殘年的一代世界首富伍秉鑑，溘然長逝，終年74歲。他與十三行的壟斷地位一起消失。後來，英華人把他同林則徐的蠟像一同陳列在倫敦名人蠟像館裡，但在中國，他的名字再少有問津。

【人物簡介】

喬致庸(1818―1907年)，字仲登，號曉池，山西祁縣（山西祁縣）人，喬家第三代人，喬家第四位當家人，清朝末年山西晉商的代表商人。是喬家中一位出類拔萃人物，他歷經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四個朝代，為喬氏家族的繁榮立下了大功。

喬致庸幼年父母雙亡，由兄長喬致廣撫育長大。少年時期因兄長病故，在家族生意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棄文從商接手生意，開始掌管喬氏家族生意。在他執掌家務時期，喬氏家族事業日益興盛，成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戶。其下屬復字號稱雄包頭，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的說法。另有大德通、大德恆兩大票號遍佈中國各地商埠、碼頭。至清末，喬氏家族已經在中國各地有票號、錢莊、當鋪、糧店200多處，資產達到數千萬兩白銀。喬致庸本人也被稱為“亮財主”。在國弱民貧的清朝，晉商能夠走向全國，實屬不易。

19世紀末，由於連年戰亂，清王朝逐漸走向衰落，大量白銀外流。晚年的喬致庸一改以往不治家宅的傳統，於同治初年（1862年）開始在家院附近購置地皮，大興土木，修建了規模龐大的宅院，即著名的“喬家大院”，至今儲存完好，是山西民居的代表建築。被專家學者譽為“清代北方民居建築的一顆明珠”。

【經商經歷及成就】

棄文從商。喬家的第一代喬貴發大約是乾隆年間人。乾隆初年，喬貴發為做生意走西口，在包頭一個當鋪當店員。十餘年後喬貴發和秦姓同鄉開了一個小字號廣盛公。後來把廣盛公改名為復盛公，買賣興隆，繼在包頭增設復盛全、復盛西商號和復盛菜園。後來又在包頭城內共開設復盛公、復盛西、復盛全等有19個門面，四、五百職工，是包頭城開辦最早、實力最為雄厚的商號，故包頭城有“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之說。

喬致庸出生時，喬家家境已經比較富裕。喬致庸青年時代已經考中了秀才，他的生活本來應該與商道無關的。然而咸豐初年，北方捻軍和南方太平軍起義，南北茶路斷絕，喬家當時在祁縣的大德興絲茶莊主營生意就是絲茶。喬致庸的大哥因戰亂對生意的重大打擊而一病不起，本來將以一介儒生終了的喬致庸於是不得不接手家族生意。喬致庸利用包頭為基地，將商業觸角發展到蒙古地區，直到後來到北京和天津。

創辦銀號。當時喬家還沒有涉及票號生意。那時已經有了平遙的日昌升票號，作為一個新興行業，票號是平遙人而不是祁縣人開創的。當喬致庸意識到票號的廣闊前景後，志向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匯通天下。喬致庸利用喬家的資本一氣開了兩個票號大德通和大德豐。成立於咸豐年間的大德興最初主要經營茶葉，同時也搞匯兌。喬致庸後來發現票號是更新的產業，於是改成匯兌為主，茶葉為輔。光緒十年，喬致庸把大德興改為大德通，同年專門成立了大德豐票號，專營匯兌。在喬致庸經營下，後來大德通和大德豐都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大票號。喬致庸把每年利潤部分繼續投入作為資本，行話稱為“倍本”。通常山西商人會在每一個賬期分利，每個賬期一般有3年，4年或者5年。喬致庸幾乎所有紅利都投入到資本中，他的資本在當時的票號裡也可以說首屈一指。二票號在全國各地有20多個碼頭（分號）。西至蘭州、西安，東至南京、上海、杭州，北至張家口、歸化、包頭，東北至瀋陽等地，均設有喬氏商號。在當時山西，喬致庸作為一個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成為明代開始發跡的山西商人群體中處於上升期的新興力量。

光緒三十二年，喬致庸去世，終年89歲。

【人物簡介】

胡雪巖（1823-1885年），清代紅頂商人，19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中國商界名人，幼名順官，字雪巖，著名徽商。初在杭州城“仁德錢莊”做跑街，後因擅自借錢給官兵被開除後在湖州買賣糧食為生，後在杭州設銀號，又入浙江巡撫幕，為清軍籌運餉械，1866年協助左宗棠創辦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後，主持上海採運局局務，為左大借外債，籌供軍餉和訂購軍火，又依仗湘軍權勢，在各省設立阜康銀號20餘處，並經營中藥、絲茶業務，操縱江浙商業，資金最高達二千萬兩以上，是當時的“中國首富”。並開辦了胡慶餘堂中藥店，留傳至今。

他的經歷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從錢莊一個小夥計開始，透過結交權貴顯要，納粟助賑，為朝廷效犬馬之勞；洋務運動中，他聘洋匠、引裝置，頗有勞績；左宗棠出關西征，他籌糧械、借洋款，立下汗馬功勞。幾經折騰，由錢莊夥計一躍成為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他構築了以錢莊、當鋪為依託的金融網，開了藥店、絲棧，既與洋人做生意也與洋人打商戰。

白手起家，憑藉其超凡的能力在中國商史上寫下了燦爛的一筆。他懷著一顆愛國之心，協助左宗棠興辦洋務，以圖強國；懷著一顆仁厚之心，開辦胡慶餘堂，以圖濟世救人。終其一生，他以仁義經商，對當今的商人仍有借鑑意義。但他生活荒淫無度，又不諳政界之道，終於成為政治鬥爭的犧牲品，最終錢財散盡，黯然離世。

【經商經歷及成就】

白手起家。胡雪巖幼時家境貧寒。為了養家餬口，作為長子的他經親戚推薦，進錢莊學徒，從掃地、倒尿壺等雜役幹起，三年師滿後，就因勤勞、踏實成了錢莊正式的夥計。正是在這一時期，胡雪巖靠患難知交王有齡的幫助，一躍而成為杭州一富。王有齡，宇雪軒，福建侯宮人。在道光年間，王有齡就己捐了浙江鹽運使，但無錢進京。後胡雪巖慧眼識珠，認定其前途不凡，便資助了王五百兩銀子，叫王有齡速速進京混個官職。后王有齡在天津遇到故交侍郎何桂清，經其推薦到浙江巡撫門下，當了糧臺總辦。王有齡發跡後並未忘記當年胡雪巖知遇之恩，於是資助胡雪巖自開錢莊，號為阜康。之後，隨著王有齡的不斷高升，胡雪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除錢莊外，還開起了許多的店鋪。庚申之變成為胡雪巖大發展的起點。在庚申之變中，胡雪巖處變不驚，暗中與軍界搭上了釣，大量的募兵經費存於胡的錢莊中，後又被王有齡委以辦糧械、綜理槽運等重任，幾乎掌握了浙江一半以上的戰時財經，為今後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862年，王有齡因喪失城池而自縊身亡。經曾國藩保薦，左宗棠繼任浙江巡撫一職。左宗棠所部在安徽時晌項已欠近五個月，餓死及戰死者眾多。此番進兵浙江，糧飽短缺等間題依然困擾著左宗棠，令他苦惱無比。急於尋找到新靠山的胡雪巖又緊緊地抓住了這次機會:他雪中送炭，在戰爭環境下，出色地完成了在三天之內籌齊十萬石糧食的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左宗棠面前一展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左的賞識並被委以重任。在深得左宗棠信任後，胡雪巖常以亦官亦商的身份往來於寧波、上海等洋人聚集的通商口岸間。他在經辦糧臺轉運、接濟軍需物資之餘，還緊緊抓住與外華人交往的機會，勾結外國軍官，為左宗棠訓練了約千餘人、全部用洋槍洋炮裝備的常捷軍。這支軍隊曾經與清軍聯合進攻過寧波、奉代、紹興等地。

胡雪巖是一位商人，商人自然把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左宗棠任職期間，胡雪巖管理賑撫局事務。他設立粥廠、善堂、義墊，修復名寺古剎，收礆了數十萬具暴骸；恢復了因戰亂而一度終止的牛車，方便了百姓；向官紳大戶勸捐，以解決戰後財政危機等事務。胡雪巖因此名聲大振，信譽度也大大提高。

晚清洋務運動中，胡雪巖協助左宗棠開辦企業，主持上海採運局，兼管福建船政局、甘肅織呢總局，經手購買外商機器、軍火及邀聘外國技術人員，用西洋新機器開鑿徑河，從中獲得了大量的回佣。毫不誇張地說，左宗棠晚年的成功中有著胡雪巖極大的功勞。另外，在官府的支援下，他順理成章地操縱了江浙商業，專營絲、茶出口，操縱市場、壟斷金融。

胡慶餘堂雪記藥號，以一個熟藥局為基礎，重金聘請浙江名醫，收集古方，總結經驗，選配出丸散膏丹及膠露油酒的驗方有400餘個，精製成藥，便於攜帶和服用。那時戰爭頻繁，疫癘流行，胡氏闢瘟丹、諸葛行軍散、八寶紅靈丹等藥品很受老百姓和軍隊的歡迎。此後，胡雪巖親筆書寫了“戒欺”字匾，教誡職工“藥業關係性命，尤為萬不可欺”，“採辦務真，修制務精”。其所用藥材，直接向產地選購，並自設養鹿園。胡慶餘堂成為國內規模較大的全面配製中成藥的國藥號，飲譽中外，對中國醫藥事業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西征舉借。1866年，左宗棠由閩浙總督調任陝甘總督，奉命出關西征。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西征軍經費雖然由各省共同籌集，但為數不多，且經常拖欠。為解決經費問題，左宗棠只好奏請惜洋款救急。自然，具體經辦借洋款事務這一重任落在了胡雪巖肩上。胡雪巖先後六次向洋人借款，累汁金額為一千八百七十萬兩白銀，而利息至少佔總數的一半，可以說是非常驚人的高利貸。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這一借款舉動是值得的。當然，圖利是商人的本性，胡雪巖也無法脫俗，他利用借貸款實付利息與應艾利息之間的差額，吃了“回扣”。但總的來說，在當時西征大軍欠缺糧晌，各方相互推委的艱難時刻，胡雪巖能夠挺身而出，不辭勞苦擔負起籌借洋款的重任，協助左宗裳西征保住新疆，還是表現了他的愛國之情。雖然，我們常常把奸字與商字連在一起，甚至更有無奸不商一說，但就事實而論，生意場中也有性情中人，胡雪巖算得上其中之一。

慈善愛國。在功成名就之後，他並未忘記他的發跡之地——杭州，為杭州百姓做了許多義舉。他開設錢塘江義渡。方便了上八府與下三府的聯絡，並設船，為候渡乘客提供方便，並因此博得了“胡大善人的美名”。他還極其熱心於慈善事業，樂善好施，多次向直隸、陝西、河南、山西等澇旱地區捐款賑災。到1878年，除了胡雪巖捐運給西征軍的藥材外，他向各地捐贈的賑災款估計己達二十萬兩白銀。更鮮為人知的是，在轟動朝野的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中，他利用自己的聲譽活動京官，贊助錢財，為此案最終昭雪立下了汗馬功勞，並藉此案使他的義聲善名更加深入人心。此外，他還兩度赴日本，高價購回流失在日本的中國文物。從這一切舉動中可見他行俠仗義的仁厚之心和一顆拳拳愛國之心。

衰敗沒落。1882年，他在上海開辦蠶絲廠，耗銀2000萬兩，高價盡收國內新絲數百萬擔，企圖壟斷絲業貿易，惹怒了外商，聯合拒購華絲。又因為海關和海運操縱在外人之手，不能直接外運。次年夏天，他被迫賤賣，虧耗了1000萬兩，家資去半。加上週轉不靈，風聲四播，各地官僚競提存款，群起敲詐勒索。到了十一月，各地的商號紛紛倒閉，家產變賣，胡慶餘堂易主，宣告關門倒閉。接著，慈禧太后下令將他革職查抄，嚴追治罪。胡雪巖遣散了姬妾僕從，開始善後。顯赫一時的紅頂商人胡雪巖，一貧如洗，從原點出發，最終又回到了原點。但是他精心創下的胡慶餘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價”的優良傳統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

【經商之道】

五字商訓：天、地、人、神、鬼。天為先天之智，是經商之本；地為後天修為，靠誠信立身；人為仁義，懂取捨，講究“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神為勇強，遇事果敢，敢闖敢幹；鬼為心機，手法活絡，能“翻手為雲，覆手為雨”。

胡雪巖的成功，在於其獨樹一幟並自成體系的經商之道，可以歸結為“信、義、勇、勢、人”五個字。

【人物簡介】

王熾(1836～1903年),字興齋，漢族，彌勒縣虹溪人。青年時鬥毆殺死表兄姜庚逃至四川重慶，與旅渝滇商合營“天順祥”商號，來往川滇互貿。資本主義在西方已興起，生活在一個閉關自守的封建王朝的他抓住全國商品經濟萌動的態勢，投巨資於剛興起的銀行票據匯兌行業，以昆明“同慶豐”錢莊為龍頭，在當時全國22個行省中的15個行省及香港、越南、馬來西亞設立分行，數年經營，成為滇中富商。是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一位“三代一品紅頂商人”，晚清名臣李鴻章曾稱其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作為晚清赫赫有名的鉅商之一，雲南彌勒人王熾的一生充滿了奇蹟。曾經，錢王王熾的名字響徹大江南北，可嘆的是，如今很多人只知胡雪巖卻不知有王熾。王熾一生以利聚財，以義用財，以儒治商，愛國忠君，以驚人的經商天賦和不懈的努力，終於成為一代錢王…… 王熾究竟有多少錢沒有人知道，但“同慶豐”在鼎盛時期曾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左右大清王朝的金融市場卻是不爭的事實，被譽為“執全國商界牛耳”之雲南金融業的開山鼻祖。英國《泰晤士報》曾對百年來世界最富有的人進行統計，排在第四位的便是王熾。

王熾成為清末鉅商的歷程，有著無可避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色彩，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發現，勇於拼搏創新，是王熾能夠在眾多經商者中脫穎而出的一個重要因素。

【經商經歷及成就】

發家起源。王熾自幼聰明好學，因家境困難，王熾不得不離開私塾，跟著大人做起了小本生意。王熾無從家鄉收購土布等運到竹園、婆今(盤溪)等地販賣，又從那些地方採購紅糖回家鄉銷售。這樣來回都有生意，資金週轉很快，加之王熾很能吃苦，也知道節儉，沒有幾年，他就積攢了紋銀百多兩。

王熾有了資本，生意日漸興旺。他擴大了經營專案和經營範圍，由此開始組建自己的馬幫，在建水、瀘西、師宗、丘北一帶往返販運土雜百貨。由於王熾膽大機敏，為人俠義，至他20歲餘時，他家已成殷富人家，已在滇南一帶小有名氣，人稱“滇南王四”。

清同治十一年至十二年間，王熾在省城昆明開設“同慶豐”，經營匯兌存放款事業。此後生意越做越大，數年即成滇中鉅富。《新纂雲南通志·卷四十四金融》載：“本省同慶豐、外埠天順祥為雲南幫中傑出票號……兩號為虹溪王熾創辦……同治十一二年間，先在省垣設立同慶豐，日漸發達，仍親赴重慶仿山西幫規例，改組天順祥，營匯兌存放款事業，以同慶豐為總號，天順祥為分號，逐漸推廣。京都、上海、廣東、江西、漢口、常德、重慶、成都、敘府、貴陽等均有天順祥票號。總號有資本十萬兩，京都分號有三萬兩，其餘各一萬兩……鹹同滇亂與中法涼山之役均籌墊餉款，獲利甚巨。故資金充裕、款項靈通。兩號信用大著，凡協款、丁銀、丁賦均歸其專辦。”至光緒中後期，天順祥分號已遍及全國22個行省中15個行省的大中城市。號稱“南幫之雄”，與西幫三晉票號並駕齊驅而馳名於國內。王熾締造的以金融票號業為主幹的商業帝國，享譽一時。美國《時代週刊》曾將其列為西元十九世紀末的全球第四大富豪。

經商有道，且膽略非凡。同治末年，川東道庫急需向四川布政司解繳白銀三萬兩而一時無法湊足。道署在重慶間川幫商界洽借，但無一家願意借給。官員們情急之下找到天順樣，沒想到王熾竟一口應承，並且不要利息。使官員們大為驚歎，認為天順樣膽魄超人，實力雄厚，信用昭著。

光緒六年(1880年)，唐炯奉命督辦川省鹽務。他為改善川鹽生產裝置，急需白銀十萬兩。由於布政司無銀可拔，唐炯只得到重慶向商界籌集。然而，商賈們認為，鹽茶道借款雖有鹽井可擔保，但發展鹽務並非三五年可見效，何時才能收回本金？感到風險太大，都不敢貿然借出鉅款。道署委員張海槎是雲南人，向與王熾交厚，便自告奮勇來找王熾。王熾權衡利弊，又與親信商量之後，便答應在七八天之內即可借出十萬兩交鹽茶道使用。唐聞之，喜出望外。第二天，張海槎把王熾請到唐府。唐炯以禮相待。話間再三問及借款之事有無把握，王熾說，不出十日即可送來，決不會壞唐公大事。唐炯疑惑頓釋，並告之其匯費每百兩年息只給三兩，王亦無他議。王熾回莊後立即組織清點天順祥號記憶體餘，不敷之數，以需辦貨為辭，密向西幫票號和生意幫以及同鄉富有者籌借。由於王熾平時信用昭著，故能有求必應。只八天，便將十萬兩白銀全數籌足，並特意安排挑夫百餘人，打出“天順祥”的名號，列隊敲鑼打鼓繞城數圈後至官府送銀，一時間全城轟動，婦孺皆知“天順祥”籌鉅款一事。經過此舉，王熾身價百倍，在生意場上名聲日增，且與官府關係也日益密切。

富甲全滇。“天順祥”的一炮打響使王熾身價更著，更重要的是，王熾找到了唐炯作為政治靠山，並由此走上了“官之所求，商無所退”的發跡之路。在唐炯的支援下，王熾開匯號並代辦鹽運，生意做得得心應手。隨後，王熾與席茂之分夥獨自經營，在昆明創設自己的“同慶豐”商號，並改組“天順祥”，以“同慶豐”為總號，“天順祥”為分號， “同慶豐”以匯兌業務信用好而成為民間和官府承辦匯兌的首選。很快，錢莊以長江沿岸為線，在國內各大城市逐步增設分號，成都、漢口、九江、南京、上海、貴陽、廣州、承德、北京等當時全國22個行省中的15個行省都有設定，鼎盛時期在香港、、越南、馬來西亞亦設有辦事機構。被譽為“執全國商界牛耳”之雲南金融業的開山鼻祖。

十三年唐炯調任雲南礦務督辦大臣，派王為礦務公司總辦。王為籌辦雲南銅、錫礦業，苦心籌劃十餘年，先後墊支開發基金銀10萬兩，並親赴四川、湖南、廣東、漢口、寧波、上海等地招商集股，為開發東川銅礦、箇舊錫礦，發展地方工業盡了自己的的努力。王在辦礦業中大獲其利，成為“富甲全滇”的企業家。

仗興疏財，慈善愛國。光緒九年（1883年）法國出兵犯境，雲南巡撫岑毓英督師出關救援。當時軍情緊急，需餉甚巨，一時籌應不及的緊要時刻，達官貴人忙於避禍，惟利是圖的商人們都做了縮頭烏龜，獨有王熾毅然獨自借墊60萬兩鉅款作餉銀，岑毓英為之賜額稱“急公好義”。

王熾還花巨資從法華人手裡買回了滇越鐵路的路權，使雲南路權不受法華人支配。為保護地方工業不被洋人染指，王熾冒險奪標，墊付數十萬兩白銀與官府一同籌辦雲南銅、錫礦業。

晉、陝兩省大旱，黃河斷流，王熾捐銀數百萬兩給工部興修水利，被李鴻章稱之為“猶如清廷之國庫也”。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倉惶出逃，所帶銀兩不足大隊隨行人員衣食，王熾認為愛國必須忠君，因此十萬火急下死命令，慈禧人馬所經之地，“同慶豐”分行須全力資助。慈禧回京後，國庫空虛，資金短缺，王熾發動海外及國內各分行融資接濟。

1903年12月28日，王熾在他創立的昆明“同慶豐”商號內溘然與世長辭，走完了他人生的68個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