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部分

就好像城市化一樣，如果不做限制，那麼就會出現大規模無序的平民窟。

做了一定限制，一部分地區城市化，另一部分先停一下。如果這個決定是強制做出的，那麼就會引起不滿。引導人們自己做出選擇，那麼責任就是他自己承擔了。

不同地區的人依據各種理由做出逆全球化的舉動，這樣就給願意全球化的地區留下了發展空間。

近幾年，無論是歐洲難民危機、英國脫歐（盟），還是恐怖主義、特朗普現象，都指向一種迥異於過去二十年“世界是平的”之判斷。特朗普提出美國主義而非全球主義的口號，德國9月17日更是爆發反對TTIP大遊行，多個國家的民族主義極端黨派抬頭，地緣政治衝突加劇，貿易、投資保護主義潮流再次興起，TTP、TTIP等排他性區域化機制不斷浮現。顯然，全球化程序正處於一個新的轉折階段，全球化面臨新的不確定性。華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龐中英教授認為“全球化的後退”（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並非是最近才出現的趨勢。他說，如果考察歷時25年的全球化研究，就可以發現，研究全球化的學者都認識到了全球化是一種深刻的悖論。指出，根據複雜性科學，我們不能忽略全球化的複雜性。全球化的兩百年，可以分成兩個時期：1815年至1914年是第一個“百年”，呈現出總體的和平，尤其是在歐洲，出現了沒有大戰的“百年和平”，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加深。不過，也是在這一段，歐洲瓜分非洲和世界的程序在加速。中國和亞洲其他地區也遭受了來自歐洲的巨大沖擊。美國崛起也發生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當時的美國國務卿JohnHay提出了“門戶開放”政策（Open Door）。“門戶開放”並不僅僅是指美國要求歐洲列強不要瓜分中國的政策，而恰恰是美國當時的全球化政策。

1914年至2014年應該看做全球化的第二個“百年”。這一百年中，因為各國的政策轉變、國際權力轉移和各種大事件，比如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1930年代到1945年）、蘇聯的誕生（1918-1919）、世界權力中心從老歐洲轉到美蘇（1945到1989）、戰後的非殖民化/民族主義運動（1945-1999），都使得全球化格局發生了重大轉向：既有冷戰（1947-1992）這樣的放緩和倒退，也有像歐共體和歐盟（1950年代至今）這樣前所未有的地區一體化趨勢。全球化就是這樣在曲折中進行的。

龐中英指出，我們不能因為今天發生了一些影響全球化的重大事件，就簡單地斷定全球化已經逆轉。龐中英指出，目前關於全球化的討論，大多侷限在經濟領域。他認為這是不夠的。全球化的政治問題更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就是“誰全球化誰”，具體包括誰驅動、主導和控制全球化？誰從全球化中受益？誰在全球化中受損？全球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恰是一個世界秩序如何形成、潰敗和再造的問題。也就是說，人們試圖透過世界秩序管理全球化。百年和平期間歐洲的大國協調（歐洲協調）和二戰後形成的聯合國體系、國際金融制度（國際金融組織）和世界貿易組織就是這種管理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歐洲協調後來潰敗，而現存的世界秩序沒有有效地治理全球化。

全球化的大趨勢不會改變，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過程中的暫時下行階段。

全球化的基礎是技術進步，特別是通訊和交通運輸技術的進步。現在網際網路、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通訊技術突飛猛進，全球化獲得更堅實的技術支撐。這是全球化的有利因素

國際無政府狀態不利於全球化。霸權國或領導型國家的存在，有利於抑制無政府狀態、促進了全球化。但是，現在美國甩擔子，新興經濟體崛起，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深刻調整，無政府狀態有所增強。這是全球化的不利因素。

圖1：2009年的跨國航線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技術發展是決定因素，將促使生產關係、政治關係、國際制度相應調整。現在的逆全球化思潮，導火索是一部分人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損。但是，該歸咎的不是全球化，而是落後於全球化的分配關係、制度體系。例如，資本、技術和原材料都可以跨越國界自由流通，但是勞動力和消費者卻不能自由跨越國界。這必然導致人口-資本分佈不均衡，表現出來的就是全球化的紅利分配不均。

當前，歐盟的“去邊界化”是適應全球化的。英國脫歐，然更邊界更加強大，本質上是反全球化的。特朗普的貿易保護主義也是反全球化的。

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是民粹主義的反映，適應了全球化受損人群的訴求。民粹主義往往是短視和情緒化的，將表象當作本質。特朗普就將全球化的副作用（其實是制度機制不完善所致）當成了全球化的本質特徵，而故意忽視了全球化背後的技術力量。因此，逆全球化從根本上違反了生產力發展的規律。

圖2：全球數字鴻溝

歷史的發展是螺旋式上升的，而當前的反全球化就是螺旋式上升中的暫時下行階段。

當前，人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應該是如何通力合作，減少全球化帶來的副作用。其根本途徑是進一步弱化無政府狀態。歐盟是在區域層面弱化無政府狀態的成功案例，而英國脫歐則是開歷史倒車。促進全球化健康發展，根本的方向是在進一步深化區域一體化的基礎上，改變資本跨境自由流動而人員流動受限導致的“人員-資本錯配局面”。

相信這裡是指貿易方面吧！個人認為，在可見的未來，全面性的逆全球化成為新的歷史趨勢，可能性不大，反而朝兩/多極化發展的可能性更高，當然這也可理解成已是非全球化。

其實全不全球化主要視乎幾個大國之間的利益所在，各國都有自身的利益算計，一些國家在享受著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時，當然樂於繼續推行全球化，而某些國家發覺全球化對自身弊多於利時，便會想方設法去設限，例如去搞小圈子式的自由貿易，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協定便是這些產物。

大的國家根據自身利益作為主導，去拉攏一些其他國家協作；當雙/多邊自由貿易趨勢形成時，屆時小國也據自身利益而選擇加入。

現時的全球化是相對比較全面，大家自由分享與收成；雙/多邊自由貿易則比較著重互相交換利益，你沒有得付出便休想享受收成！

對於全球化與逆全球化風潮，個人傾向於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來看待。

經濟下滑可能是這一輪逆全球化的主因，但個人認為，經濟下滑和逆全球化之間，還有一個各國國內分配製度和政治制度的中間變數為作用機制。

過去近30年的全球化轟轟烈烈，造就的不僅有歐美獲益頗豐的跨國企業，也有以中國和東亞四小龍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從這一點上說，全球化確實在全球範圍內推動了經濟增長，促進經濟福利的提高。

但是，從根本上而言，經濟全球化首先是資本的全球化。在理想的全球化圖景中，人員、商品、資本和生產要素可以自由流動，但現實中，實際上只有資本實現了這一點，至於人員、商品和生產要素，則由於主權國家的存在，還沒有實現自由流動（這方面做的最好的是歐盟，但歐盟也面臨英國脫歐等一系列問題）

經濟一片向好時，“資本吃肉，其他階級喝湯”尚可維繫，經濟困頓乏力時，分配上的不平等就顯現出來。發達國家的藍領人群發現，精英階層從全球化獲利頗豐，而自己卻在全球化中丟失了工作，這些人自然而然地會對全球化產生敵視態度。而發達國家普遍的民主政治制度，又會將這些人的意志透過選舉，傳導至國家政策層面，形成“反全球化”的政策趨向，美國的特朗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此，個人看來，除非各國的分配製度有所改變，抑或是政治制度變得更加向精英階層傾斜，遮蔽掉底層民眾的意志，又或者伴隨全球技術進步等因素，主權國家乾脆消失，至少將經濟治理的主權讓渡出去，否則逆全球化的風潮不會曇花一現，反而會持久存在。

(儘管很多國家都對Trump表示反感，美國媒體和精英階層亦對他不喜，但美國底層民眾卻正因為此支援Tru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