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林黨人出現在中國明朝晚期政壇，絕對不是一個偶然，孤立的歷史現象，它是資本主義在當時中國萌芽後，表現出來的一個代表資產階級萌芽勢力利益的政治團體。

由於資本主義萌芽勢力在明晚期得到一定程度發展後，必然要尋求一個階級利益的代言人，這也是東林黨人能迅速崛起晚明政壇的主要原因。為什麼資本主義能在明朝中晚期時，開始萌芽並能得到發展，以及東林東黨人是何發展起來的，這還要從明朝的政治制度說起:

由於明初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專制統治，文字獄頻發，使人們的先進和創新思想受到極大的壓抑與摧殘。在仁宗朱高熾繼位後，處處以唐太宗李世民為楷模，平反建文朝忠臣方孝孺和永樂朝解縉冤案，選用賢臣，消除冗官，勇於納諫，修明綱紀，減免賦稅，讓人民得到充分的休養生息。仁宗也被當時世人稱為小太宗。繼位後的宣宗繼續執行了仁宗的政策，使明王朝進入了一個穩定的強盛時期，國力達到明朝的頂峰。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仁宣之治"。在這一時期，出現於建文朝成型於宣宗朝的內閣制度，也登上了明朝的歷史政治舞臺。

經過仁宣之治的明朝，由於人們的思想得到了極大的解放，也使明朝的科技，文化，軍事裝備製造，採礦，冶煉等各個領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特別是隆慶開關後，空前繁榮的海外貿易，極大的促進了中國早期的資本主義萌芽，江南地區出現了大規模的手工業作坊，特別是這一時期以戚繼光為代表明軍大量普及了熱兵器的使用:“如戚繼光發明的類似於地雷的“自犯鋼火輪，等等。可以說隆慶開關後，以及張居正主政的十年間，是萌芽的資本主義得到快速發展的黃金時期。但最令人惋惜的是仁宣之治和隆慶帝這三位最有希望使大明朝再創輝煌的帝王執政時間才短短的二十年。難怪乾隆帝后來評述明仁宗，要是他能長期執政，而不是短短的十個月，明朝的國祚絕不會止於崇禎朝。

雖然萬曆朝因為豐臣秀吉侵朝事件再次實行海禁政策，加上萬歷二十七年萬曆帝加重礦稅，以及礦監橫徵暴斂的行為，深深的傷害了新興萌芽資本主義力量的利益，他們急切的想尋找能在政治上維護他們利益的代言人。

1604年(萬曆三十二年)，被革職的東林黨人顧憲成，在常州知府歐陽東鳳，無錫知縣的林宰等人的資助下，修復宋代楊時講學的東林書院，與高攀龍等一批當時有名望的一些人，在東林書院講學。講學之餘，開始諷刺議論朝政，評價朝中政治人物，其言論被稱為清議。朝中那些失意的政治人物，以及羨慕其風格的朝臣，開始和東林黨遙相呼應。由於這種政治性講學活動，形成廣泛政治影響的原因，南方那些新興萌芽的資資本主義勢力，在朝在野的各種政治性代表人物，南方計程車紳，以及某些地方實力派人物，一時都聚集在以東林書院為中心的東林派周圍，世人稱為東林黨，此時的東林黨己開始影響著天下的輿論。這時的東林黨人做為新興的萌芽資產階級利益代言人正式走上大明的政治舞臺。

由於萬曆統治後期，宦官擅權，政治日益腐化，社會矛盾加深，以及宦官對新興的資產階級倒行逆施性質的橫徵暴斂所引發的社會矛盾不斷加深。如蘇州的織造僱工打死礦監事情的發生等等事件。針對這一現象,東林黨人提出反對礦監稅使掠奪，減輕賦稅徭役負擔，發展東南地區經濟等主張。同時主張開放言路，實行改良等針砭時政的意見，得到當時社會的廣泛支援。但同時也遭到了宦官及與東林黨對立面，齊，楚，浙黨等各派保守勢力的激烈反對。

對於宦官專權和後宮的干政，東林黨人始終都加以反對，哪怕是削職為官，逮捕問罪也堅持立場。在爭國本事件和以後發生的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中，東林黨人都從維護皇權的立場出發，堅決對鄭貴妃，李選侍干政，公開評擊危害皇太子，皇帝的行為，主張嚴厲追查三案當事人及其幕後主使者。

東林黨人對朋黨的認識也發生了較於前人的變化，他們不諱言於“黨”，他們常以“吾黨”自稱。在他們的眼中，朋黨己經不是“同鄉”“同黨“之意、，而是“同道”，“同志“，志同道合之意。主張:”不要懼怕小人以“黨”字傾君子，也沒有必要以無黨自命。東林黨人劉宗周的認識則更進一步。他否認小人有黨，而君子似同道為朋，以自絕於小人為黨。將黨視為正人君子的代名詞。

萬曆時期的東林黨所主張的開放言路，反對宦官干政，廢除工商稅的政治主張，在萬曆朝時期，可以說東林黨人的這些政治主張是具有跨時代性的先進意義，此時的東林黨人代表的是萌芽資本主義進步勢力的一方，而皇權勢力為代表的宦官及各黨派則是封建落後的一方。東林黨人政治主張“削減皇權，反對宦官干政，廢除工商稅”。這些政策主張在當時來說，對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興起與發展是有著重要意義的。因為萬曆朝有具備實行的二大前提條件:“社會安定，具有良好的周邊環境。”

而到天啟，崇禎兩朝時，外患己經成為危害國家安定的主要矛盾，此時的大明王朝正處於國運的下行期，土地兼併，嚴重，社會財富分配不均，種種的矛盾威脅，己經上升到大明王朝的統治安全層面。外患已經威脅到國家的安全。此時期，東林黨的政策己經不適合當時的大明國情，因外患已經成為大明王朝最優先解決的矛盾。大明王朝此時最需要的是能出現張居正式的改革派人物，革除積弊，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穩定民心，各黨派團結起來，一致對外。而此時的東林黨人卻頑固愚腐，不以現實的國家利益為重。依然搞黨同伐異，大搞黨爭，置國家危亡於不顧，對遼東戰事的失利，東林黨人絕對要負主要責任。如熊廷弼和王化貞的經撫之爭，所產生的嚴重喪地辱師的後果，就是黨爭的惡果。特別是熊廷弼的被冤殺，使明朝喪失了一位戰略級的軍事將領，對大明王朝抗擊滿清戰爭產生了無法估量的損失。如果崇禎年是熊廷弼主持抗擊滿清，效果一定會比戰術級的軍事家袁崇煥好上許多。

此時，我們已經理解，在國破家亡之際，和東林黨爭鬥了十八年的崇禎帝為何說出“文臣皆可殺”。現在為什麼會出現，越多越多的人尊崇魏忠賢而貶低東林黨人的輿情與輿論。主要原因，東林黨人就是一群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於國事無補的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一群攪X棍，即幹不好事，又不準別人幹。無節操，修明史主力，為滿清出謀劃策。

例如桃花扇裡的侯方域，東林復社骨幹，獻策滿清，為消滅義軍，掘黃河淹沒千里，死數百萬。

編撰《明史》的萬斯同、黃百家一個是黃宗羲弟子，一個是兒子，黃宗羲坐鎮幕後當顧問。還有參與纂修《明史》的潘耒是顧炎武弟子。明史的Quattroporte官徐乾學是顧炎武外甥。他們自己為名聲不出面，但為了幫東林黨開脫責任，必須參與修明史。

崇禎的削減雜稅，加田稅，徵繳幾十年積欠的離譜政策也是東林搞的。在他們的忽悠下崇禎撤回所有稅監和廠衛，不但自斷手腳和耳目，還造成稅收大滑坡，被瓜分嚴重。浙江的茶稅從十二萬落到十二兩，離譜到極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