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積電與富士康為什麼都是“代工企業”，都不做品牌，這要從臺灣的發展模式說起。
臺灣的代工模式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當時正值國際第三波產業轉移，西方發達國家陸續將電子產品外移至臺灣等中等收入經濟體。當時，西方的主要做法是切斷產業鏈，讓後進經濟體中的企業，有機會嵌入產業鏈的低端環節，這就給臺灣企業代工提供了機會，很自然地發展起“代工生產”。同時，臺灣大多以中小企業為主，也無力發展品牌，代工模式也最為適用。正是由於代工模式，臺灣經濟快速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代工模式生產雖然沒有品牌、也沒有尖端技術，但是也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想給頂級品牌商進行代工，需要很多條件，最基本的需要達到一定的良率，又需要能夠控制成本，同時當技術更新或者有新產品被設計出來時，又需要快速調整生產線，儘快適應新產品、新技術，但是快速、良率、成本還必須保證。嚴謹而又先進的生產把控，才造就了高品質的代工廠。這其中也離不開不斷的技術創新，但這一創新則有別於熊彼特的“破壞性創新”，它不是在價值鏈頂端的科技創新，而是在產品製程方面的創新。富士康主要是沿著這樣的路徑發展起來的，至今仍然主要為iphone代工。
臺積電則和富士康不一樣。臺積電屬於半導體行業，半導體行業比較特殊，產業鏈也比較長。從半導體設計、到生產、再到封測，每一個環節都蘊含著大量的科技。其中半導體生產對技術的要求尤為高，即便有了一流的光刻機，對於7nm以下半導體的生產也不是很容易，英特爾這次也不得不向臺積電下訂單。因此，臺積電的代工之路只是他鎖定了半導體產業鏈的一個關鍵環節，並且在這個環節下，絲毫沒有放鬆科技創新，最終，臺積電雖為代工企業，但他卻站在了這一環節的技術邊界上，這就是臺積電的代工之路。
代工模式對臺灣經濟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這種模式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迅速嵌入全球產業鏈，成就了一大批電子產業，也成就了臺灣經濟。然而，我們也不可否認，這種模式使得許多企業都安於現狀，缺乏創新進取精神。所以一方面他們只能到處轉移，不斷選擇成本低的地區進行生產，以維持自身的低成本競爭優勢。但即便這樣，也會被品牌商不斷的壓低利潤空間，難以向價值鏈高階攀升，在“代工”模式的路徑依賴下，這些企業想調整生產策略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低端鎖定”。
臺積電與富士康為什麼都是“代工企業”，都不做品牌，這要從臺灣的發展模式說起。
代工是臺灣的重要發展模式。臺灣的代工模式興起於上世紀80年代，當時正值國際第三波產業轉移，西方發達國家陸續將電子產品外移至臺灣等中等收入經濟體。當時，西方的主要做法是切斷產業鏈，讓後進經濟體中的企業，有機會嵌入產業鏈的低端環節，這就給臺灣企業代工提供了機會，很自然地發展起“代工生產”。同時，臺灣大多以中小企業為主，也無力發展品牌，代工模式也最為適用。正是由於代工模式，臺灣經濟快速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富士康與臺積電：不同的代工之路！代工模式生產雖然沒有品牌、也沒有尖端技術，但是也並不是那麼容易做到。想給頂級品牌商進行代工，需要很多條件，最基本的需要達到一定的良率，又需要能夠控制成本，同時當技術更新或者有新產品被設計出來時，又需要快速調整生產線，儘快適應新產品、新技術，但是快速、良率、成本還必須保證。嚴謹而又先進的生產把控，才造就了高品質的代工廠。這其中也離不開不斷的技術創新，但這一創新則有別於熊彼特的“破壞性創新”，它不是在價值鏈頂端的科技創新，而是在產品製程方面的創新。富士康主要是沿著這樣的路徑發展起來的，至今仍然主要為iphone代工。
臺積電則和富士康不一樣。臺積電屬於半導體行業，半導體行業比較特殊，產業鏈也比較長。從半導體設計、到生產、再到封測，每一個環節都蘊含著大量的科技。其中半導體生產對技術的要求尤為高，即便有了一流的光刻機，對於7nm以下半導體的生產也不是很容易，英特爾這次也不得不向臺積電下訂單。因此，臺積電的代工之路只是他鎖定了半導體產業鏈的一個關鍵環節，並且在這個環節下，絲毫沒有放鬆科技創新，最終，臺積電雖為代工企業，但他卻站在了這一環節的技術邊界上，這就是臺積電的代工之路。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代工模式對臺灣經濟的貢獻是不容置疑的，這種模式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迅速嵌入全球產業鏈，成就了一大批電子產業，也成就了臺灣經濟。然而，我們也不可否認，這種模式使得許多企業都安於現狀，缺乏創新進取精神。所以一方面他們只能到處轉移，不斷選擇成本低的地區進行生產，以維持自身的低成本競爭優勢。但即便這樣，也會被品牌商不斷的壓低利潤空間，難以向價值鏈高階攀升，在“代工”模式的路徑依賴下，這些企業想調整生產策略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低端鎖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