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是保持中國知識人格的一個典型代表，儘管不同政治態度或不同角度就此的認識並不一致。胡適一生力圖公允而心平氣和地討論中國的問題，他的這種堅持與努力並不顯得成功而被槍炮與爭吵甚至謾罵所淹沒。這並不是胡適的失敗，而是整個近現代之中國命運，並非是一段理想的田園詩所使然，怪不得胡適或其它老朽的斯文氣息。但這決定了胡適的政治及社會努力大都十分尷尬與失算，並且被人譏諷。

胡適在文學批評上，在史學研究上，在文化構建上都很有成就，就是在政治與社會方面，他沒能戰勝宿命。胡適在文學批評中往往站在超凡世外的角度，對左右兩方面都下吝指教。這也遭來了對他的許多觀念上的杯葛與對他人格的批判。軟弱、西化與隨波逐流成為他的基本色調，這種被化妝的形象實則是一種誤會。其實，胡適較為地道的中國傳統人格與民族文化立場，很少得到公允而充分的肯定。

胡適可謂是五四前北大知識人群的中堅人物，他所繼承的文化傳統沒有被揉搓成一團廢紙，然後被譏笑與唾棄所裹挾，而是被充分消化以後的西方化與中國化的智慧之結晶。胡適的風格比獨秀先生更完善與冷俊，比辜鴻銘更開放與普及，比蔡元培更工整與理學化，比那些遊起江湖而不拘一格的文人秀才更加符合時代對知識分子的需求，於是，胡適必然成為中美政府及學界之間的一座橋樑。

胡適對於中國近現代傳承知識文化，引進理工思想及方法等方面都是功不可沒的，不應以政治好惡而草率的否定這個斯文人，儘管他在同時代民族的命運問題上建樹不多。

像我們這個歷史漫長而黑暗歲月同樣漫長的世界，胡適們是太少了而不是相反。我們儘管可以把許多作出重大社會貢獻的人看成民族的烈士，但也不能在面對黑暗與野蠻同樣令人憎惡的世道面前，羞辱像胡適這樣的眼鏡文雅人。中國需要力量，同樣需要秀才，不然，我們就只能在無知覺中被變成群盲與惡徒。的確，不是沒有這種可能。信教的都能被當作神聖不可犯的群體，更何況像胡適這樣傳播知識與知識人格。

一生太長

謹對其在文學上的貢獻做一點分享。

胡適先生在中國的文藝復興（他自己這樣稱那個時期）中做出了很多貢獻，也受到很多人的詬病。

“整理國故”：即把三千年來支離破碎的古學，用科學方法做一番有系統的整理。

對於國學，他從不悲觀。

他說：“我們用不著慨嘆什麼國學傳統要淪亡，或國學界老輩的日益凋謝。這些都是歷史上逃避不了的事。相反的，我們如果再觀察眼前國內和國外的學者研究中國學術的狀況，我們不但不悲觀，並且還抱著無窮的樂觀。我們深信國學的將來，定能勝於國學的過去；過去的成績雖無可厚非，但是將來的成績一定還要更好數倍。”

他將過去三百年（當時是20世紀上半葉）的成績做了一個總結：

1.“整理古書”

2.“訓詁”――用一種合乎科學的方法，來找出古辭、古字的原始意義

3.“高階批判學”，即版本校勘學，以確定古籍的真偽。

胡氏在“五四”前後搞“新”文學、“新”思想、“新”文化……最多不過六七年他就不再“新”了。相反的，他卻鑽進“舊”書堆裡去……

時人多不解，失望於這種轉變。但胡適的做法卻也情有可原。

胡適留學回國後，“除了幾箱教科書，他們也沒有太多餘糧可售。國內也沒有足夠的圖書裝置和研究環境。”洋教科書上的東西又有限，這樣的情況下，要他時時刻刻保持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在當時的確強人所難了。

再者，在當下網際網路時代的學術環境中，我們也未必能夠做到時時新，時時通，從國外借鑑的“洋理論”到了國內多多少少有些水土不服。

最後，引一段唐德剛先生的評語：

“要言之，近百年來的中國現代化運動是個整體。在其他方面都沒有完成現代化的情況之下，學術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學術既然沒有現代化。我們就只能搞搞小腳放大的過渡時代的學術。這樣搞搞半新不舊的‘整理國故’，才是合乎邏輯，和順理成章的。

我們如把胡適整理國故的成績和任何乾嘉大師或民國巨儒來平列互比，我個人便覺得到現在為止適之先生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大約於20世紀下半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