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導致地主豪強勢力崛起。由於各地自然經濟條件的差別，各豪強地主在勢力發展的過程中會產生一定的差距，強的越強、弱的越弱。在這個過程中勢力較強的地主，勢必會對較弱的一方進行掠奪，或者較弱一方對發展好的一方產生覬覦之心。而人更是社會性、群居性的動物，這就使得土地兼併、人口掠奪的情況迅速增加，以至於地主勢力不斷的膨脹。

第二，中央集權的衰落。縱觀漢朝歷史，如若沒有強有力的郡主，宦官和外戚就會輪流坐莊，甚至操縱皇位的更替。在這種情況下，皇帝首先要考慮自己的政權問題，考慮如何應對宦官與外戚，根本無暇顧及地方勢力的發展。因此放鬆了對其的管控，導致地方勢力如同脫韁的Mustang，迅速增長。尤其是東漢靈帝採納劉焉的建議後，將各州刺史改稱州牧，位於郡守之上，並且掌握一州的軍政大權。這就使這些州牧紛紛利用天下大亂之時，名正言順的在地方割據勢力，從根本上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利。

第三，農民起義的失敗。黃巾起義沉重打擊了東漢王朝，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中央政府的實力損耗殆盡。東漢王朝不得不借助於各地的豪強地主，對其下放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權利。從黃巾起義失敗之後，各割據勢力已取代了中央政府對各地方的統治，東漢政府名存實亡。

所以說，東漢末年諸侯割據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另一方面是統治者自掘墳墓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