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兩者都沒有本質區別，只是程度和時間持續的不同而已，但是實事求是的說，明朝禁海和清朝的閉關鎖國並沒有大家所想象的那樣，數百年內片甲不許出海，實際上，在這一時期，明清的海洋經濟依然穩步發展，只不過沒有內生動力而被西方超越。

閉關鎖國是明清兩朝的國家政策，為了杜絕一系列不穩定社會的因素，給社會造成動盪而執行的很多人認為明清時期的鎖國政策導致帝國經濟社會發展與海洋拖鉤，繼而喪失了海外領地，也落後於世界發展，更沒有建立起自己的海洋貿易鏈，落後與歐洲文明。

實際上這並不意味著明清兩朝完全隔絕於世，也並不意味著明清600年時間的海洋經濟發展徘徊不前，政策性的閉關鎖國都是暫時的，而且也是政策上的，對於社會上潛在的一種發展衝動和規律，政府即便明令禁止，地方政府和民間社會也會採取各種方式，突破政策上的限制。

首先就是傳統官僚體系的漏洞，很多商人依附與地方官員和地主，在他們許可下山高皇帝遠出海經商，而沿海的普通民眾也儘可能地透過各種方式出海貿易，甚至移民，整個海島地區當時都遍佈明清臣子。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存在，同時，對於海洋貿易和漁業的發展程度，從側面上也體現了明清兩朝統治者對於海洋貿易的關切程度，也一定程度上左右著最高統治者的決策。

詳細來看，明朝初年實施制度，它主要是透過衛所方式達到自己的海洋封禁，政策表面上雖然限制了海洋發展，但是，根本不可能得到執行，沿海地區數千年的海洋文化並不是單純的國家政策就可以完全杜絕的，特別是在那些倭寇，氾濫不猖獗的地區，再加上各地的管控比較嚴厲，經濟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最突出的官方態度就是明朝中後期的張居正改革，正式放開海禁海洋事業發展迅速。

有很多人認為明朝知道中後期張居正改革的時候放開海禁政策，大部分的時候都是閉關鎖國的，但實際並不是這樣，張居正是承認既成事實，之前明朝沿海地區的海洋貿易早就已經形成起來，只不過一直沒有官方的名分，而官方為了彌補財政赤字，也預設這種非法貿易的存在，只是張居正改革以後，正式將其納入稅收體系，所以明朝很長時間以內的近海政策都是徒有其表。

清朝時期，清政府為了防範鄭成功等人強迫沿海居民內遷，並實施極為嚴苛的海洋貿易禁令，這也確實給當時的漁業貿易遭受很大的打擊，但是臺灣收復以後，雙方之間的聯絡增多，軍事壓力減小，所以康熙在中期就開放海禁，真正的閉關鎖國指持續數十年，雍正時期，甚至還鼓勵官方貿易（朝貢）。

其實明清兩代真的對於出海進行限制的，並不是閉關鎖國，而是對出海貿易的生存資源限制，換句話說，閉關鎖國和近海政策被後世惡意誇大，實際上，在大部分時期內，明朝和清朝都進行保守主義化的海洋貿易政策，以限制為主，封禁為輔，甚至不用封禁。

具體來說就是出海行船，漁船，帶足夠的糧食區追蹤魚群出海貿易，嚴格限制糧食和淡水的攜帶，以防止這些出海者資敵，這與閉關鎖國是有區別的，也是有助於防範海疆維護沿海地區民眾財產安全的政策，如果海島上的海盜得到豐富的淡水，生產和生活資源，那麼倭寇氾濫的時代，將遠遠比我們所熟知的時代持續時間更長，自然也影響了海外貿易和捕魚業的發展，但是在當時確實沒有更好的辦法。

一些民眾為了延長自己的捕魚期，在船上省吃儉用，甚至拿出一部分儲存在周邊的海島，與大陸移民到此地的民眾相互合作，交換必需品，這也延長了海外捕魚期，也保證了明清時期即便受到政策性的限制，民間貿易也悄然繁榮發展起來，時間一長，官方政府其實知道這一漏洞的存在，但是官方政府並沒有採取極端化的措施。

在基本摸清沿海居民對外交流的同時，在相應區域設定官員進行管理，也有官方的勘探，對於島嶼的記載和海域的命名也十分詳細，否則明清時期是不可能成為封建王朝，對於周邊海域瞭解最清楚的王朝，這一點在海洋地理志，等諸多書中可見端倪，在初期勘探結束以後，張居正時期和雍正乾隆時期分別在東南沿海設立了較為可靠的行政區劃建制，國家自身也在海洋漁業發展中獲得大量稅收，而且沿海地區之間的相互貿易往來和貨物運輸也從未斷絕，近海貿易一直持續繁榮。

之所以明清時期，我們認為禁海政策是導致中原地區落後於世界，無法進入海洋文明的原因，主要是因為此時期與前後兩段時期的對比，唐宋元時期雖然對於海外貿易進行強有力的管理，但是他們的程度是越來越弱的，積極鼓勵私營，國家只收稅，剩下的什麼都不管，在這種情況下，與之後的明清這一段時期國家強有力的管理，形成鮮明對比，而且清朝後期，西方商品以及自由貿易確實比我們更加先進，在全球貿易時代，自由貿易顯然比官方嚴格控制的，傳統貿易更具競爭力，這是明清時期我們落後於西方的原因，而非單純的閉關鎖國。

到了18世紀以後說國際社會政治的影響，清政府的官方壟斷貿易被打破，因為在此之前，白銀貿易的流入一直是支撐清王朝海外貿易的主要一方面，但此時，保證世界白銀供給的西班牙，荷蘭被新崛起的英國打敗，這影響了清政府的稅收，導致白銀流失，物價稅收出現問題，清政府為了鞏固國內經濟安全和穩定，再一次實施海禁，只留廣州一口通商，也是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海外貿易禁令。

因為此時清政府的社會出現了一系列問題，物價飛漲，民眾在交糧交稅的時候因為白銀流失而增加了比原先大90%的壓力，相當於稅收翻倍，這一點清政府也知道。西方很多人在當事人寫下了回憶錄，回憶了當時官方政府不讓貿易，但是民間貿易明顯，西方尤其是英國商船，經常在中國近海地區偷渡貿易，也所得頗豐，當時的政府分為兩派，一派是對其進行姑息主張對此加稅，另一派則主張嚴格執行海外貿易禁令，禁止海外商船登陸沿海，而英國也因此失去了自己最後的貿易，開始動用鴉片。

首先要區分一個概念，海禁不等於閉關鎖國，而閉關鎖國則包含海禁。有的人認為閉關鎖國政策源自於明朝海禁，個人不贊同這種說法。明朝海禁不假，但它並不是閉關鎖國，只是局域性的貿易封鎖。真正閉關鎖國的是清朝，清朝統治者時期施行的一種典型的地方保護主義政策，是中國近代落後捱打的根源。

明朝朱元璋時期就頒佈了“禁海令”，其主要目的是出於政治上防範日本的需要和經濟上重商主義的考量杜絕貴金屬外流，在對外貿易上除允許部分國家或部族透過“朝貢”的方式進行貿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

當時的政治局勢相對複雜，明朝建立初期朝局相對未穩。此時正值日本諸侯割據時期，在戰爭中失敗的諸侯勢力組織武士、商人、浪人等不斷對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掠騷擾，甚至出現與明朝政府官員私通謀反的情況，例如胡惟庸案等（史學家對此存疑）。當然，這裡也不乏朱元璋對於明朝初建時期政權不穩、對朝臣猜忌等因素在內。而作為上承元朝的漢族政權，北元殘餘勢力無疑是明朝建國後的第一隱患勢力，朱元璋和朱棣時期的多次北伐都是為了徹底消除這個隱患。

朱元璋頒佈“禁海令”更多的是出於政治目的，是受到當時政治環境局勢的影響。在對付北元殘餘勢力的同時，利用“禁海令”大大降低倭寇對於中國沿海地區的影響和騷擾，是朱元璋對於當時局勢做出的判斷抉擇。雖然“禁海令”的出臺大大限制了民間商貿與海外的交流，但這種經濟貿易上的對外交流並沒有完全被阻斷。“朝貢貿易”在這個時期成為了明朝與海外經貿交流的唯一合法途徑，而“朝貢貿易體系”也在這個時期得到了完善和進步。

不可否認，明朝海禁一定意義上是閉關鎖國的一種形式，其對於明朝與世界的交流有著影響，但因為其封鎖有著特定物件（倭寇），因此這種影響只是區域性小範圍。況且，朱元璋頒佈海禁令的時間，比歐洲的大航海時代早100年左右，因此，海禁對於西方世界也沒任何影響，根本不存在所謂“拒絕先進文明”的成份。

“閉關鎖國”政策，是不與外界接觸的一種國家政策，是典型的孤立主義。嚴格限制對外經濟、文化、科學等方面的交流。清朝統治者施行這種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不可否認，清朝前期依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泱泱天朝大國名符其實。然而這種局勢隨著西方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的興起也在逐步轉變。清朝統治者以天朝大國自居，對於世界先進的一些科學文明技術有著主觀的排斥和鄙夷，是中國近代社會與世界逐步脫節的重要因素。固步自封，自以為是，對於潛在的威脅隱患採取“烏龜殼”式處理方式，利用“閉關鎖國”逃避現實。

封建社會發達的農業經濟是支撐整個王朝的重要經濟手段。因為這種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穩定，讓清朝統治者對於外來商品，尤其是一些新鮮的事物缺乏“興趣”。甚至拒絕一些新鮮事物的流入，排斥這些先進技術和交流。

隨著西方殖民主義帝國的崛起，以及逐漸成熟發達的航海技術，清朝統治者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威脅。這種威脅不再是單純土地接壤的鄰國政權，而是來自於全世界各國列強。加上始終貫穿於整個清朝的反清勢力的存在，清朝統治者施行閉關鎖國政策是出於一種消極自保的目的。

閉關鎖國政策雖然在一定時期內對西方殖民者的入侵有一定的自衛作用，但它畢竟是一種消極落後的政策。因為閉關政策並不能削弱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力量，反而阻礙了自己的發展，使中國喪失了對外貿易的主動權，統治者愚昧無知，妄自尊大，隔斷了中外科技文化的交流，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的差距，造成近代中國被動挨打的局面。

清承明制，清朝在繼承了明朝海禁的基礎上，更是“青出於藍”的施行了全面的“閉關鎖國”政策。這與當時世界發展的格局有著重大影響和聯絡，但清朝統治者沒有客觀認識到這種變化，做出正確的決策，最終造成了中國近代落後捱打的局面。

不一樣，不要一看到海禁就想到閉關鎖國，明朝的海禁與清朝的閉關鎖國在本質上就不一樣，明朝海禁的有著最直接的目的那就是防禦，因為海岸線過長，明朝經常受到來自倭寇以及西方殖民者的侵略，為了鞏固自身的防禦明朝開始海禁，但是明朝海禁後並沒有說國內就不發展了，西方國家同樣有跟明朝通商的，但清朝就不一樣了，直接不發展了，英國主動找到乾隆皇帝，想與滿清通商，得到的回覆大家都知道，也因此有了天朝這一稱號，明朝276年，有哪個皇帝說過明朝是天朝上國，地大物博之類的話？沒有，縱觀中國歷史，滿清皇帝這樣幹過，其他朝代哪個不支援通商？宋朝還起碼保持著跟遼，西夏，大理的通商呢，所以明朝海禁與清朝的閉關鎖國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從骨子裡就不一樣

明代海禁最初實施於太祖朝，目的是為了限制民間貿易從而維繫朱元璋一手構建的東亞東南亞朝貢體系，所謂貿易不是重點，重點是禮儀。這個政策一直有效的實施至宣德朝，隨著日益增長的人口和裡甲制的破壞，海禁逐漸名存實亡。再之後日本南北朝和戰國的戰亂，很多亡命之徒和流離失所之人為了生計選擇冒險渡海來中國搶劫。慢慢的，沿海徒利的居民和日本強盜浪人聯合到了一起，成為了倭寇。倭寇的活動與海禁成了正相關關係，海禁越嚴厲，倭寇就越活越，最終朝臣們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所以當隆慶皇帝即為以後，大明宣佈開放海關，允許自由貿易，海盜活動一度得到遏制。

第二次海禁是因為荷蘭人的貿易活動和殖民活動日益頻繁，影響了大明的沿海安全，荷蘭人參與了華人的人口買賣，這引起了明政府的高度重視。再者美洲白銀的大量湧入，使得中國內部通貨膨脹，白銀從東南到西北嚴重分佈不均，造成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於是萬曆後期，海禁再度開始，這就有了鄭芝龍、劉香等海盜的崛起。

清代最初的海禁實施於順治朝，目的是孤立臺灣的明鄭政權。等到1683年康熙拿下了臺灣，海禁也隨之放開。但是很快康熙皇帝就發現開放海禁後，沿海地方官的貪汙情況會比較嚴重，而且不利於帝國的財政增長，而且有很多沿海居民留居南洋，不利於帝國的統治，所以最終還是海禁了。雍正之後，面對惡劣的沿海環境，清廷宣佈開海。乾隆二十二年，中國再度海禁，緣由是寧波港英國商人荷蘭商人太多，嚴重影響了廣東省的收益。而且來華夷船多備軍火，1740年荷蘭又在爪哇大肆屠殺華人，這引起了乾隆的擔憂，最後洪任輝事件點燃了所有的引線，乾隆下令封關，歐洲商人只能去廣州，透過十三行貿易，不能接觸官員和僱傭漢人役使，其他關口僅允許日本、南洋船隻停靠。恢復康熙五十六年只允許特權商人（有和日本貿易的信牌的人）出海經商的規定。這個制度一直持續到1841年《南京條約》簽訂。

其實明清海禁的意義本質上是一樣的，都是為了維繫國家統治，保障海疆太平。事實上相比於元朝，明清是逐步加強政府對海關的控制力度，並且政策也是愈發的完善。所謂閉關鎖國，中國古代從來沒有閉關鎖國，四港封鎖鎖的是歐洲商人，但它們依舊為其他商人以及本國商人開放。就說乾隆拒絕喬治四世的條件，因為這些條件根本就是不公平的，要求在華特權的條約，其實鴉片戰爭也不過是用武力強迫清國統一了類似條款。並不是夜郎自大的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