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樂大典》成書於明朝成祖永樂年間，是由明朝三大才子之一的解縉總編的一部中國古典集大成的曠世大典，是永樂盛世的成果之一，初名《文獻大成》，是中國百科全書式的文獻集，全書22,937卷（目錄佔60卷），11095冊，約3.7億字，彙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顯示了中國古代科學文化的光輝成就，但《永樂大典》除了正本疑似存在長陵外，其副本卻慘遭浩劫，大多毀於戰火，其餘僅800餘卷經英法聯軍及其八國聯軍先後攻進北京城和抗日戰爭這些亂世而散落於世界各地；英國《不列顛百科全書》在“百科全書”條目中稱中國明代類書《永樂大典》為“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ps，喜歡旅遊的小夥伴應該都聽過北京“明十三陵”這個有名的旅遊景點吧，十三陵中的定陵是開放的，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學者郭沫若堅持之下挖掘的，最初是一再堅持挖掘明成祖朱棣之長陵，不過在考古界難以保護好文物的反對之下，雙方妥協後才挖了萬曆皇帝的定陵，而郭沫若堅持挖長陵的原因之一就是據說長陵中很有可能擁有失傳已久的永樂大典正本，當然還有另一種說法，由於明世宗嘉靖帝深為喜愛永樂大典，有可能永樂大典在嘉靖帝永陵之中。

《四庫全書》成書於清朝高宗乾隆年間，由紀昀（紀曉嵐）為首等三百六十餘人編撰而成，是康乾盛世的成果之一，《四庫全書》全稱《欽定四庫全書》，分經、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庫；四庫全書的成書背景是在康乾盛世下，更是文字獄達到巔峰的乾隆年間，乾隆皇帝不止要做世俗上的皇帝，更是要做道統上的皇帝，其在位期間大興文字獄，禁錮世人的思想，使之文人無傲骨，世人想法多僵硬，奴才之道橫行，更是藉此機會，毀滅大量的古籍檔案，甚至任意刪改一些書籍內容，故有學者稱為“四庫毀書”。

據粗略統計，乾隆年間修《四庫全書》，收錄圖書3500餘種，禁燬圖書3100餘種（另一說法是2800餘種），差不多是錄一半，毀一半，如此編書，真乃中華文明之浩劫。

身為明之永樂盛世清之康乾盛世兩大盛世的兩部文化鉅作，《永樂大典》與《四庫全書》，可以說是各有千秋，不過《永樂大典》所輯各書都保持了原書面貌，沒有刪改書中內容，而《四庫全書》編纂時，毀書無數，對一些書籍內容任意刪改，因此《永樂大典》具有更高的史料價值及其學術研究，《永樂大典》的貢獻更大。

遙想當年岳飛北伐金國間，何等意氣風發，一曲《滿江紅》說不盡的氣吞山河英雄氣概，其中的“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竟被篡改為“壯志飢餐飛食肉，笑談欲灑盈腔血”，何其可笑；而這只是為政治服務，因為岳飛北伐的是女真族建立的金國，而清朝愛新覺羅家族就是女真族之後，真是何等小肚雞腸，何等喪心病狂。

兩部書的性質、規模，編輯宗旨都有相同相似，也有明顯區別的地方。

一、相同的是：

1、兩部創作都旨在集古今文化文獻之大成，總結前人，幫助執政。

2、均以皇家之名，公開徵集，軟硬兼施地要全國各地各家參與這項行動。

3、都是對知識、思想和意識形態的壟斷。炫耀“文德”，顯示皇家氣派。從皇家自身利益出發，統一輿論、統一思想，統一建設。

4、兩部作品書成後，當時流佈天下的都極少，統治者根本沒這個打算。

5、兩部作品書成後，都出現了大量原典的毀滅佚失，造成了文明創造的創傷。兩部作品編輯成書之時，都是皇權要加強本國輿論與知識引導，文化上採取高壓政策，禁止言論自由之時。

6、兩部作品，因為當年抄與刻均為人手進行，抄錯、刻錯的地方時有出現。這是現代印刷技術發達前，難於避免的普遍現象。

二、不同的地方在於：

1、《永樂大典》類似於現在的百科全書性質，對原始文獻選取節錄的居多，全本收入的少；《四庫全書》是叢書性質，一旦收入，是全書收入。兩者的名稱已經揭示了其在編輯定位上的差別，這個要充分留意。

2、《四庫全書》的體量規模，肯定比《永樂大典》要大，起碼大一倍。《永樂大典》採擇和儲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種之多，而《四庫全書》，收書也不過3000多種。但是，因為後者是全書收錄，故而文字的體量上就比《永樂大典》要大。

從文獻學意義上看，肯定《四庫全書》對保留原作貢獻要更大，這是由它的編輯宗旨決定了。但從具體的不同目的和需要的使用者角度看，則兩種均各有千秋，不可相互代替。

明清兩代在文化定位與作為上區別是相當明顯的。清朝除《四庫全書》外，還有《古今圖書整合》《清皇經解》《續清皇經解》等均是體量很大的叢書，亦是原作全書收入。《古今圖書整合》還與《永樂大典》《四庫全書》並稱中國三大皇家鉅著，三大有兩部是清代統治進組織編修的，這顯示了清朝政府對文化的重視。

此外，《十三經注疏》的校勘流佈，先秦諸子之學的復興，訓詁辭章之學的熾盛等，明朝要麼是作為稀鬆、質量不高，要麼就是完全空白，沒人去做，沒作品留下。象《皇經解》這樣的叢書，明朝就沒有編輯過。連正式官方的意識形態工程都如此作為，對漢文化的繼承和保留是什麼程度，也是可想而知了。

再舉小一點的例子。如《說文解字》研究，這部書明朝清朝都還在，各地均有。明朝江南一帶號稱富學，研究《說文》的不止一家，結果如何，跟段玉裁、桂馥、王筠、朱駿聲的成果比，你都不好意思說。包括說文研究在內，現時古漢語的研究若離開清人的成果，那就不成體統，即時沒法弄了。再如，《論語》這部書，明人的成果都可以跳過去，包括王陽明的釋讀（不讀王陽明對理解論語原意，沒有阻礙），都可以跳過去，但清人的就跳不過。劉寶楠的《論語正義》是現代《論語》研究的基石之一，這本書是繼朱熹的四書章句註釋之後，又一千秋不易的煌煌成果，一塊里程碑，一個進入的路標。

明朝接近三百年，就是最後的三四十年開始，一直到清初，才有一批為後世所稱道的，質量很高的著作出來，如《宋儒學案》《明儒學案》《理學宗傳》，徐霞客、徐光啟、宋應星等，也是不依心學路線，在開始批判心學的輿論前提下，走技術型路線的。他們在明朝不是主流，明人的主流文化不屑於做這些事。但換著在清代，清代人大把願意這樣做的，花十年、二十年時間就做一件事，默默無聞，埋頭苦幹。

清中葉之後的諸子學衰落兩千年後在此時復興，直至清末民初，都有賴於一班智商很高，學問很大的書生。《莊子》《老子》《韓非子》等一大批儒家之外，百家爭鳴時代的大思想家重新復活，被世人認識。中國現代所謂的國學，其基礎就是經過清人整理、關注、訓釋留下的巨大經典寶庫。那些國學大師，他們的學問從何而來？從清代後期一批大師而來，就是說從清朝的文化意識、眼光和作為而來。

現在，學術界引用《永樂大典》殘餘的文字多，還是引用《四庫全書》的文字多？毫無疑問是後者。後者因為編輯定位、版本講究，所以其質量和價值較諸前者要高要完善一些。

季羨林先生就說過《四庫全書》“嘉惠學林，功在千秋”。十幾年前，鄙人在“《四庫全書》電子掃描版”出了之後，曾經買過一套盜版的（即使是盜版，都接近一千元的價格；正價版以當年的入收，我買不起）對其書之質量和價值，深有體會。

任何統治者對於文化都是從自我角度出發來從事的。從這個角度說，涉及《四庫全書》的種種惡行客觀存在，是要批判，是要揭露。問題是，《永樂大典》就沒有這些了？永樂大典難道就是人民的經典，是人民自發做的，只按人民的意願編輯？

最後要說的是，《永樂大典》的散失，清人責任最大，明人也要負一部分責任。明朝中後期，《永樂大典》的毀壞已稱嚴重，乾隆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時，發現《永樂大典》已遺失缺失2,422卷，約千餘冊。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大量佚書，其中有385種收入《四庫全書》。清朝統治者的腐敗無能，《永樂大典》不僅被官員所盜者很多，更加八國聯軍之禍，這部偉大經典的散失，成為中國文化的永久之殤。這是巨大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