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參是中國東北地區盛產的名貴補藥，古人稱作人參、黃參、血參、土精、地精、海腴等。參，為浸漸之義，以其植物年深漸長而根如人形，故名。

清代統治者重視人參，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康熙帝對此有深刻的見解。當地區、時令等自然條件已有所不同，在使用人參時也應有所改變。尤其是人參乃屬性溫的藥物，若在盛夏時節服用，或人身體不宜使用此藥性時服用，不僅不能起到治病的作用，還可引起反作用。

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七月，江寧織造曹寅（紅樓夢的著者曹雪芹的祖父）於揚州辦理公務時，感受風寒，臥病數日不起，轉成瘧疾。蘇州織造李煦得知此事，急忙到揚州探望。曹寅向李煦說：“我病時來時去，醫生用藥不能見效，必得主子聖藥救我。但我兒子年小，今若打發他求主子去，目下我身邊又無看視之人，求你替我啟奏，如同我自己一樣。若得賜藥，則尚可起死回生，實蒙天恩再造。”李煦見其病勢甚重，立即向康熙帝奏報。

玄燁接到奏摺後，立即於折上硃批“爾奏好。今欲賜治瘧疾的藥，恐遲延，所以賜驛馬星夜趕去。但瘧疾若未轉洩痢，還無妨。若轉了病，此藥用不得。南方庸醫，每每用補劑，而傷人者不計其數，須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參，今得此病，亦是人參中來的。金雞納（滿文Jin Jina的音譯即奎寧）專治瘧疾。”令其不可再服人參。但因曹寅病勢太重，於七月二十三日辰時病故。

由於人參的屬性較熱，到雍正朝，清宮中對人參的服用量較以前大為減少。據《太醫院用人參藥檔》統計：雍正十三年，太醫院供宮廷內外所有人，全年共支用人參230斤，其中包括賞賜大臣所用人參之數。

據滿文《議復檔》載：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月，協辦大學士尚書鄂彌達患病，乾隆帝差御醫治療，並施恩賞給他人參。

在乾隆帝步入古稀之年後，也常服用人參補充陽氣。據《上用人參底簿》記載：乾隆帝於嘉慶二年（1797）十二月初一日始至嘉慶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止，一年餘的時間內共用參脈飲359次，用四等人參37兩9錢。

弘曆壽至89歲，一生賦詩頗多，賦人參詩有兩首。《詠人參》中雲：“性溫生處喜偏寒，一穗垂如天竺丹；五葉三丫雲髻擁，王莖朱實露甘薄。地靈物產資陰力，功著醫經著大端；善補補人常受誤，名言子產悟寬難。”這裡弘曆不僅認識到人參的“功著醫經”的善補特性，還指出了補之不當而受害的可能。

為了保證帝王們對人參的需求量，清代規定：“嚴禁私採人參，若有私採者必予重刑。為首者立絞。為從者，旗下人枷號兩月，鞭一百，民枷號兩月，責四十板。”足見對人參的重視。

東北有三寶：人參、鹿茸、烏拉草。

在滿族興起於東北之時，就開始注意到明朝對人參的需求，並把人參作為一種重要的商品，在與明朝的經濟往來中，以人參為籌碼，從對明的貿易中換取不少的收益，成為滿族崛起的重要經濟因素之一。

直到清入關後，還是將人參視為一個重要利源，封禁參山，獨令專門機構，如打牲烏拉等，有計劃採參，以獲取人參資源。

這種感情其中一個依託，就是對東北特產的感情依賴，人參就是重要的一個依託。

清廷每年要從東北收取一定數額的人參，以供宮廷使用，還作為大臣的賞賜佳品。

雍正皇帝還是比較節儉的，但是在雍正十三年的時候，宮廷全年還要用掉二三百斤的人參。康熙乾隆之時就用的更多了。

清代的皇帝當然是服參的主要人物了，所以也特別有經驗，康熙帝就總結出，人參是性熱之物，暑天服用可能會致使身體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