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末年，天下大亂，在南匈奴漢趙政權率先覆滅西晉王朝後，“鮮卑、羯、氏、羌”紛紛藉機建立起自己的政權。這一事件究竟應該被稱為“五胡亂華”還是“少數民族南下融合”呢？要搞清這個問題，就得要按照歷史的脈絡，分析中國古代的民族意識是如何發展的。根據王珂教授《民族與國家》一書中的觀點，中國最初的民族意識，是文明論的華夷觀，即以文明程度高低來區別華夏與蠻夷戎狄，而且並不排斥“四夷”透過接受文化的方式成為“華夏”。蠻夷戎狄等詞彙，最初並無歧視之意。
周王朝給這些周邊內附部族首領授予的爵位是“子”爵，但這只是因為他們與周王室聯絡不如與其他諸侯緊密的緣故，而非歧視之意。換句話說，周王朝授子周邊民族首領爵位，也從側面展現了一種融合的想法。按照正統的思想，周王朝以外的各民族，雖然暫時沒有進入王朝的政治勢力範圍之中，但他們遲早要進入由中原王朝領導的“天下”體系之中。而事實上，被封為子爵之國的楚國最終也是在中原文明的薰陶下融合在華夏文明之中，類似的例子還有春秋時期的秦國、吳國、越國。
那麼既然匈奴最終也融入中華文明之中，有的人就認為衛青、霍去病不應當被稱為民族英雄。這種想法當然是非常錯誤的，西漢時期的匈奴，並非是一個單一部落，而是由眾多部落組合而成的政權，他們擁有有別與中原的獨特文化體系，並且排斥中原文明的行為習摜，例如匈奴老上單于的顧問中行說在察覺到匈奴族人開始喜好漢人衣服和食物後，上諫單于，請求撕碎漢人形制的衣物，和扔掉漢人的食物，以保持匈奴人與漢人的異同。中華文化體系講究要愛護百姓，求同存異，能夠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並取長補短，如果君王生活奢靡，則會被視作不仁，如果肆意發動侵略戰爭則會被視為不義。而在匈奴的文化體系中，掠奪的財物越多將被視作是一種榮譽。故西漢時期，匈奴與大漢王朝之間的交鋒完全不可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內戰，而是漢王朝為抵抗匈奴侵略邊境，做出的自衛反擊。這其中戰績斐然的大漢雙壁——衛青、霍去病自然應當被稱為民族英雄。
隨著漢匈之間的文化交流，部分匈奴貴族逐漸意識到中原文明農耕的生活方式遠比他們逐草而居，兼以劫掠的生活方式要靠譜的多，於是抱有這些思想的人與頑固的守舊派分歧目漸明顯。最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認同華夏文明的南匈奴與漢王朝並肩作戰，將北匈奴人驅逐到遙遠的西方。一個政權文化體系的建立與穩固和它的強盛是分不開的，如果中原政權綜合實力強盛，周邊各政權、部落的文化體系將會被中華文化體系滲透，如果中原政權綜合實力衰弱，那麼周邊各政權、部落的文化體系將會產生企圖取代中華文化體系的想法。
有鑑於從東漢到曹魏時期，中原王朝的綜合實力遠大於周邊各政權，南匈奴不僅在地理上逐漸的內遷，而且生活習性也開始慢慢的轉變為以農耕為主，遊牧為輔，其部眾們需要向中原王朝繳納賦稅，最遲至西晉時期，南匈奴中最為尊貴的欒提氏已經將姓氏改為漢姓——劉。不僅如此，匈奴貴族劉淵，也是漢趙開國君主，好《春秋左氏傳》，其兒子劉和習《毛詩》、《鄭氏易》。種種跡象表明，匈奴的上層在文化認同方面，已經轉化得和漢人無異。後部匈奴出身的陳元達，按照中原文化傳統思想規勸國君劉聰應當注重民生，摒棄驕奢，體現了匈奴中層也完成了漢化，以中原文化人士的準則要求自己和君王。
五胡中的羌、氐與匈奴不同，沒有什麼羌族領袖、氐族領袖，只有十分具體的羌、氐某一部落首領，而且這些部落遠隔深山，道路阻絕，這說明五胡中的羌族、氏族並非是一個民族。而是上古時期中原王朝對這些少數民族缺乏認識，所以按照他們居住的地區以及生活習性泛泛的給出了一個概念。透過與中原王朝長期的文化交流，貼近中原地區的羌人、氐人已經與漢人的生活方式相差無幾了。
東漢時期，北匈奴西遷後，遼闊的北方空洞無主，鮮卑乘勢逐漸崛起。但值得注意的是，鮮卑是由慕容部、段部、宇文部、拓跋部等各部族構成的。各部族文明程度並不一樣，且相互之間沒有特別緊密的聯絡。因為鮮卑各部崛起時間較短，沒有構成自己的文化體系，故十六國時期鮮卑建立的各個政權都是模仿中原王朝的模式進行的。更有甚者，到了北魏時的孝文帝為了強推漢化政策，不僅將自己的姓由拓跋改為元，還因為太子編髮左衽，不願說漢語，一怒之下將其廢為平民。
五胡中的羯族，相對而言比較特殊，他們最初只是為匈奴戰鬥的奴隸部落。匈奴抓捕在康居一帶的遊牧部落牧民，強令其遠離故土，這些羯族部民相互之間聯絡鬆散，地位低下，不僅得不到學習的機會，在長期的軍事訓練中又變得兇殘無比。十六國中建立後趙政權的羯族石勒，在亂世起兵時曾有過多次大規模屠殺記錄的記錄，除去戰爭因素造成的抗殺俘虜以外，石勒屠戮百姓的行徑應當說是極其殘忍的。然而石勒在重用漢人謀士張賓後，不僅再無屠戮平民的行為，而且對同族石虎殘暴的行為表示憤怒。這種轉變或許可以這樣解釋，因為整個羯族文化缺失，故石勒在接觸到中原文明後，迅速的認同中原文化。這從石勒建立政權前後，大量任用漢人官員，推行文化興國，減租緩刑等都可以看出。
石勒建立後趙政權時，晉王朝已經衰敗多年，之所以後趙乃至後續的其他政權仍然願意向中原文體系靠攏。並不是因為中原文化體系的先進，造成他們自發漢化的。而是靠這個時期無數仁人志士，在思想上捍衛中原文化體系，才使得“五胡”融入到華夏文明之中。
而只要真心歸附漢文化，即使曾經作為中原以外的族群，他們的首領處於中原政權統治地位時還是可以被人心所接受的。有趣的是，十六國的各個政權都宣稱自己已經完成了漢化，不應當再被視為外族了，然而在面對其他競爭對手時，又抨擊他們沒有完成漢化。這其中的玄妙便是一個族群如果完成了漢化，就有了爭奪天下的合法性。所以五胡亂華事件的發生與其被看成各個少數民族對於中華民族的入侵，不如將其看作是各少數民族不斷融入到漢文明中來。
西晉末年，天下大亂，在南匈奴漢趙政權率先覆滅西晉王朝後，“鮮卑、羯、氏、羌”紛紛藉機建立起自己的政權。這一事件究竟應該被稱為“五胡亂華”還是“少數民族南下融合”呢？要搞清這個問題，就得要按照歷史的脈絡，分析中國古代的民族意識是如何發展的。根據王珂教授《民族與國家》一書中的觀點，中國最初的民族意識，是文明論的華夷觀，即以文明程度高低來區別華夏與蠻夷戎狄，而且並不排斥“四夷”透過接受文化的方式成為“華夏”。蠻夷戎狄等詞彙，最初並無歧視之意。
一、中國接受四夷的融入，南匈奴最終被漢化了周王朝給這些周邊內附部族首領授予的爵位是“子”爵，但這只是因為他們與周王室聯絡不如與其他諸侯緊密的緣故，而非歧視之意。換句話說，周王朝授子周邊民族首領爵位，也從側面展現了一種融合的想法。按照正統的思想，周王朝以外的各民族，雖然暫時沒有進入王朝的政治勢力範圍之中，但他們遲早要進入由中原王朝領導的“天下”體系之中。而事實上，被封為子爵之國的楚國最終也是在中原文明的薰陶下融合在華夏文明之中，類似的例子還有春秋時期的秦國、吳國、越國。
那麼既然匈奴最終也融入中華文明之中，有的人就認為衛青、霍去病不應當被稱為民族英雄。這種想法當然是非常錯誤的，西漢時期的匈奴，並非是一個單一部落，而是由眾多部落組合而成的政權，他們擁有有別與中原的獨特文化體系，並且排斥中原文明的行為習摜，例如匈奴老上單于的顧問中行說在察覺到匈奴族人開始喜好漢人衣服和食物後，上諫單于，請求撕碎漢人形制的衣物，和扔掉漢人的食物，以保持匈奴人與漢人的異同。中華文化體系講究要愛護百姓，求同存異，能夠認識到自己的不足，並取長補短，如果君王生活奢靡，則會被視作不仁，如果肆意發動侵略戰爭則會被視為不義。而在匈奴的文化體系中，掠奪的財物越多將被視作是一種榮譽。故西漢時期，匈奴與大漢王朝之間的交鋒完全不可被視為中華民族的內戰，而是漢王朝為抵抗匈奴侵略邊境，做出的自衛反擊。這其中戰績斐然的大漢雙壁——衛青、霍去病自然應當被稱為民族英雄。
隨著漢匈之間的文化交流，部分匈奴貴族逐漸意識到中原文明農耕的生活方式遠比他們逐草而居，兼以劫掠的生活方式要靠譜的多，於是抱有這些思想的人與頑固的守舊派分歧目漸明顯。最終，匈奴分裂為南北兩部，認同華夏文明的南匈奴與漢王朝並肩作戰，將北匈奴人驅逐到遙遠的西方。一個政權文化體系的建立與穩固和它的強盛是分不開的，如果中原政權綜合實力強盛，周邊各政權、部落的文化體系將會被中華文化體系滲透，如果中原政權綜合實力衰弱，那麼周邊各政權、部落的文化體系將會產生企圖取代中華文化體系的想法。
有鑑於從東漢到曹魏時期，中原王朝的綜合實力遠大於周邊各政權，南匈奴不僅在地理上逐漸的內遷，而且生活習性也開始慢慢的轉變為以農耕為主，遊牧為輔，其部眾們需要向中原王朝繳納賦稅，最遲至西晉時期，南匈奴中最為尊貴的欒提氏已經將姓氏改為漢姓——劉。不僅如此，匈奴貴族劉淵，也是漢趙開國君主，好《春秋左氏傳》，其兒子劉和習《毛詩》、《鄭氏易》。種種跡象表明，匈奴的上層在文化認同方面，已經轉化得和漢人無異。後部匈奴出身的陳元達，按照中原文化傳統思想規勸國君劉聰應當注重民生，摒棄驕奢，體現了匈奴中層也完成了漢化，以中原文化人士的準則要求自己和君王。
二、所有少數民族政權都被漢化了，接受了中華文明五胡中的羌、氐與匈奴不同，沒有什麼羌族領袖、氐族領袖，只有十分具體的羌、氐某一部落首領，而且這些部落遠隔深山，道路阻絕，這說明五胡中的羌族、氏族並非是一個民族。而是上古時期中原王朝對這些少數民族缺乏認識，所以按照他們居住的地區以及生活習性泛泛的給出了一個概念。透過與中原王朝長期的文化交流，貼近中原地區的羌人、氐人已經與漢人的生活方式相差無幾了。
東漢時期，北匈奴西遷後，遼闊的北方空洞無主，鮮卑乘勢逐漸崛起。但值得注意的是，鮮卑是由慕容部、段部、宇文部、拓跋部等各部族構成的。各部族文明程度並不一樣，且相互之間沒有特別緊密的聯絡。因為鮮卑各部崛起時間較短，沒有構成自己的文化體系，故十六國時期鮮卑建立的各個政權都是模仿中原王朝的模式進行的。更有甚者，到了北魏時的孝文帝為了強推漢化政策，不僅將自己的姓由拓跋改為元，還因為太子編髮左衽，不願說漢語，一怒之下將其廢為平民。
五胡中的羯族，相對而言比較特殊，他們最初只是為匈奴戰鬥的奴隸部落。匈奴抓捕在康居一帶的遊牧部落牧民，強令其遠離故土，這些羯族部民相互之間聯絡鬆散，地位低下，不僅得不到學習的機會，在長期的軍事訓練中又變得兇殘無比。十六國中建立後趙政權的羯族石勒，在亂世起兵時曾有過多次大規模屠殺記錄的記錄，除去戰爭因素造成的抗殺俘虜以外，石勒屠戮百姓的行徑應當說是極其殘忍的。然而石勒在重用漢人謀士張賓後，不僅再無屠戮平民的行為，而且對同族石虎殘暴的行為表示憤怒。這種轉變或許可以這樣解釋，因為整個羯族文化缺失，故石勒在接觸到中原文明後，迅速的認同中原文化。這從石勒建立政權前後，大量任用漢人官員，推行文化興國，減租緩刑等都可以看出。
結束語石勒建立後趙政權時，晉王朝已經衰敗多年，之所以後趙乃至後續的其他政權仍然願意向中原文體系靠攏。並不是因為中原文化體系的先進，造成他們自發漢化的。而是靠這個時期無數仁人志士，在思想上捍衛中原文化體系，才使得“五胡”融入到華夏文明之中。
而只要真心歸附漢文化，即使曾經作為中原以外的族群，他們的首領處於中原政權統治地位時還是可以被人心所接受的。有趣的是，十六國的各個政權都宣稱自己已經完成了漢化，不應當再被視為外族了，然而在面對其他競爭對手時，又抨擊他們沒有完成漢化。這其中的玄妙便是一個族群如果完成了漢化，就有了爭奪天下的合法性。所以五胡亂華事件的發生與其被看成各個少數民族對於中華民族的入侵，不如將其看作是各少數民族不斷融入到漢文明中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