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邀。改革派和保守派之爭古以有之，說一個大家比較熟悉的例子——王安石VS 司馬光。此二人在中國歷史上的名字都如雷貫耳。王安石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被列寧譽為十一世紀的改革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司馬光則是長篇歷史傳記《資治通鑑》的作者，大儒。

下面要說的是歷史事件: 元祐“更化”和紹聖"紹述"，事件的主角是司馬光 ，保守派，而王安石的名字沒有出現在故事裡，但他就是"新法"的創始人。故事圍繞他的新法展開。

元豐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去世，年僅10歲的太子趙煦即位，是為哲宗。英宗皇后高氏以太皇太后垂簾執政。神宗生前高太后就不贊成變法改革，執政後任命司馬光為門下侍郎、呂公著為尚書左丞，參與朝政。司馬光用“太皇太后以母改子（神宗）”，作為廢除新法的理論依據，新法遂漸被廢除。七月，首先廢罷保甲團教，半年之內，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馬法等相繼被廢。元祐元年（1086）初，司馬光生病，而新法尚未完全廢除，司馬光恐自己在世之日不多，因而嘆息道：“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 所謂四患，是指新法的青苗法、免役法和將兵法，以及與西夏的和戰問題，在加速廢除新法的同時，還將廢除新法的任務交給呂公著，使廢除新法的事不致中斷。並隨即提出廢除免役法，不顧守舊派中範純仁、蘇軾、蘇轍等人反對倉促廢除而應進一步考察利弊的意見，仍下詔五日內廢除免役法，恢復差役法。蔡確、章惇先後被罷左相、知樞密院事而出任地方官，司馬光、呂公著先後升任左、右相，並借重年已81歲、已致仕的四朝元老、太師文彥博復出，擔任平章軍國重事。八月，罷青苗法。

這次被稱為“元祐更化”的廢除新法、恢復舊法的活動，在元祐元年九月司馬光去世後，由右相呂公著獨相，繼續進行。但守舊派內部因政見、學術見解分歧，加上人事傾軋而互相攻擊，分化為洛陽人程頤為首的洛黨，以四川人蘇軾為首的蜀黨，以及河北人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人為首組成的朔黨，三黨皆繼承司馬光廢除新法的遺志，勢力很大。程頤得到司馬光、呂公著的推薦而任崇政殿說書，以師道自居，多以古禮訓誡哲宗及處理世事，為蘇軾所譏諷，而程頤門人亦攻擊蘇軾，洛、蜀兩黨勢成水火，程頤又因事對宰相呂公著及高太后不滿，終於被貶。蘇軾後也因受到攻擊，自請外任而出知杭州。

元祐三年呂公著以年老辭相，改任同平章軍國事，以呂大防、範純仁分任左、右相。範純仁在司馬光當政之初，即反對完全廢除新法，對於廢除7免役法認為尤應慎重緩行，此時任右相，對變法派的章惇、鄧綰和守舊派的蘇軾、韓維等貶官或受攻擊，多所維護，元祐四年即因不贊成過分貶逐新黨蔡確，為朔黨所攻擊而被罷相。元祐六年朔黨首領劉摯升任右相，同年也以交結變法派蔡確、章惇受到攻擊而罷相。

廢罷新法，貶斥變法派官員；守舊派內部也排斥異己，甚至藉口袒護或交結變法派官員進行互相攻擊，成為元祐年間的重要政事，而不是同心協力改善政局。

紹聖“紹述”

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高氏病故，哲宗親政。哲宗在高太后生前就對她一味廢罷新法、打擊變法派的作為不滿，想繼承神宗遺志推行新法，親政後不久即恢復變法派主將章惇、呂惠卿的階官（寄祿官）、職名。九年二月，首倡“紹述”的鄧潤甫、李清臣同時任執政。執政蘇轍感到政事將變，不同意再行新法。四月，哲宗改年號元祐為紹聖，明確宣示繼承神宗改革事業，蘇轍被貶出任知州，袒護蘇轍的首相範純仁也被貶出任知府。任命章惇為首相，曾布入主樞密院，蔡卞、許將、黃履等先後任執政，林希任同知樞密院事，變法派控制了朝政。各項新法先後恢復，並根據神宗時推行新法的弊病，多少作了些改進，以便於推行；但也採用一些元祐時制定的法規。元符元年（1098）八月，宰相章惇進呈《新修海行敕令格式》時，“其間有元豐所無而用元祐敕令修立者”。以致哲宗詢“問（章）惇等，元祐亦有可取乎？惇等對，取其是者修立”①。反映出章惇為首的改革派，不像元祐時守舊派那樣，對熙寧、元豐時的政令採取一味排斥的態度。

當時的政治也比較清明，如哲宗親政的七年，章惇獨相，“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從八品），餘皆隨牒東銓仕州縣，迄無顯者”，就是很好的例證。在打擊守舊派官員方面，變法派官員的做法，有過之而無不及，守舊派的重要官員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相繼被貶往廣南東路（今廣東）。已被貶為知府的範純仁還曾上奏論救，以致最終也被貶往永州（今屬湖南）。宰相章惇在當政之初也並不贊成打擊過分，曾經“乞正所奪司馬光、呂公著贈諡，勿毀墓僕碑”，但遭到曾布的反對，司馬光、呂公著終於被奪諡毀碑。此外，韓維等30人也被相繼貶官，主要是朔黨成員，也有一些蜀黨成員，蜀黨首領蘇軾被遠貶於惠州（今屬廣東）、昌化軍（今海南儋縣西北）。已被放歸田裡的洛黨首領程頤，也被貶往涪州（今重慶涪陵）。元符元年六月，蹇序辰、安惇相繼提出元祐初守舊派設“訴理所”，對變法期間因反對改革而被貶逐的守舊派官逐一審查平反，並對有關的改革派官員進行貶逐。他們請求設“看詳訴理文字所”（訴理所），對元祐初的訴理案件進行復查，這將擴大打擊守舊派官員，“章惇遲疑未應，（蔡）卞即以二心之言迫之，（章）惇默不敢對，即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三十家”②。在哲宗親政時期，打擊守舊派愈演愈烈，成為主要政事，而不是集中精力進行改革，其情況同守舊派當政的元祐時期相類似，北宋政權遂逐漸走向衰落。

歷史上雖都是忠臣但因政見不同而不合最著名的一個例子就是北宋的王安石和司馬光，二人都是當時著名的文學家，學者，政治家，最關鍵的是，他們都是趙宋王朝的忠臣，但是，一同忠於趙宋皇室的兩個忠臣，卻因政見不同而成為了死敵，水火不容。

北宋到宋神宗時，已經歷了百餘年的發展，由於朝廷機構臃腫，人滿為患，加上北方遼國、西北夏國不斷侵擾，軍費開支陡增，導致國家財政空虛，人民生活困苦，許多走投無路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在內憂外患之下，年輕的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先為副宰相，再為宰相，推行了“熙寧變法”。

王安石受命以後，憂心於大宋王朝計程車氣萎靡、經濟落後、軍備薄弱，以超常的膽識宣傳改革，以矯枉過正的態度推行改革，甚至說：“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石破天驚，這種態度在傳統社會中，無異於離經叛道。所以，“熙寧變法”一經鋪開，便立刻激起眾多士大夫的反對。

司馬光與王安石最開始也是好朋友，曾經惺惺相惜。但經過變法，兩人反目成仇。他倆曾在宋神宗面前有過一次激烈的爭辯，王安石認為，國家入不敷出，是因為缺乏善於理財之人和理財之道。司馬光認為，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官，則在民，王安石所謂理財，不過是與民爭利。他們的矛盾焦點在於一個“利”字。

所以，司馬光在《涑水記聞》中，就用調侃的語調講了一個故事，說身為宰相的王安石好言利，一次，有人向王安石獻計：“把八百里梁山泊的水放掉來造田，當一本萬利。”王安石一聽，興奮地問道：“那放掉的水，何處可容呢？”有人介面說：“在梁山泊的旁邊，再挖一個八百里水泊，就可容了。”在場之人，無不笑倒。司馬光借這個故事，把王安石的急功好利大大嘲笑了一番，可見二人的關係之一斑。

後來，司馬光乾脆打辭職報告，拂袖而去，到洛陽半退半隱，開始埋頭寫作《資治通鑑》，時間長達十年，以此表達對變法的反對。宋神宗去世後，宋哲宗繼位，因他年僅九歲，宋神宗臨終安排母后高氏“垂簾聽政”，宋哲宗尊她為太皇太后。高太后也非常反對變法，她垂簾，任命同樣反對變法的司馬光任宰相，而司馬光出任宰相後，以近乎報復性的態度，把王安石所有的改革舉措，無論對與錯、好與壞，悉數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