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物眾多，石鼓有“中國第一古物”的美譽，它屬中國九大鎮國之寶之一，石鼓文是中國最早的石刻詩文，乃篆書之祖。石鼓得到唐宋多位皇帝和韓愈、杜甫等人，千百年來經歷多次戰火，遺失。石鼓實為先秦時期的石頭，因為形狀上細下粗頂微圓，似鼓，就被叫作石鼓。而石鼓文，顧名思義，就是刻在石鼓上的文字，它是一種由大篆向小篆過渡的文字。

既為中國第一古物，亦當為書家第一法則也。清吳昌碩，尤其尤擅長於摹寫石鼓文。文字是中華民族的有形靈魂。2300多年，十面石鼓的命運顛沛流離，但每一次遭遇都與重大歷史節點緊密關聯，還與不少歷史名人結緣，使它們更具有獨特的價值與魅力。研究石鼓，保護傳承石鼓。

最初得知故宮博物院推舉的三件展品中有石鼓，我也是震驚臉。去過故宮就知道，國寶級文物眾多，從外貌來看，石鼓非常普通，如果不走近細看上邊的文字，就會以為是一塊普通的石頭。

但是在看了三件展品的前世今生故事之後，我被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的格局和高度而折服。王希孟《千里江山圖》卷給我留下的是令人佩服的工匠精神，各種釉彩大瓶讓我驚歎的是中國瓷器燒製工藝的技藝卓群，而石鼓的故事讓我感動、自豪多種情感交織而淚目。

王希孟《千里江山圖》

各種釉彩大瓶

石鼓

中華歷史源遠流長，那麼究竟怎麼證明呢？文字可以證明。距今1300多年前的唐朝貞觀年間（公元627-649年），發生了件震驚朝野的事。在史稱“陳倉北阪”的今天陝西寶雞市渭濱區石鼓鎮石嘴頭村的石鼓山上，人們發現了沉寂一千多年的十面花崗岩巨石，其質地為關中一帶山中所有的青石。一般高45-60釐米，直徑約60釐米，每面不很規則，其形制大致相近。每塊石頭上都精心篆刻了一首四言詩。因為石形如鼓，故謂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則被稱為“石鼓文”。

石鼓前世今生的故事由梁家輝講述，雖然梁家輝是香港人，但是梁家輝一出場那種儒雅、藝術的氣質就把我帶入了那個場景，從國寶石鼓引出了司馬光父子和故宮守護人梁家五代父子的故事。司馬光不解為什麼父親因為沒有找到其中一石鼓，而要被聖上處死，因為石鼓承載著文字遺產的傳承。1931年，日軍侵華，為了保護故宮博物院裡的百萬件國寶不被日寇洗劫，故宮人決定將一萬三千箱文物南遷。梁家第一代故宮守護人梁廷煒輾轉全國16年，將石鼓護送到南京。抗戰勝利後，他的兒子又將石鼓毫髮無損地運回了北京。

所以石鼓真的不只是我們看到的一塊平淡無奇的石頭，被發現時在唐朝，唐朝文臣墨客也對石鼓趨之若鶩，研究探索其中文字奧秘。更何況從唐朝傳承下來，更是見證了歷史的變遷，所以故宮推出石鼓作為參選文物，我認為時理所應當的。

唐朝貞觀年間，在陝西鳳翔府陳倉山，一牧羊人發現了10面奇怪的花崗岩大石。這些碩大的石體形似鼓，上窄下大，高約3尺，中心微凸，容貌獨特。令人不解的是，當一塊大石上的泥土被剷除後，居然顯露出很多無人能識的奧秘文字。所以，許多人稱其為天賜神物。 石鼓本來應是供奉祖廟之地的豐碑，不知何時被遺棄荒郊，飽嘗風雨腐蝕。唐初今後才被遷人鳳翔孔廟。五代戰亂中，石鼓再度流失。 及後北宋王朝統一全國，宋仁宗時期，當他查閱前朝的經史檔案時，無意中發現了關於石鼓的傳奇故事，對其產生了濃厚興趣。宋仁宗令全國有才德之士遍地尋訪石鼓的下落。時任鳳翔知府的司馬池通過幾番曲折，使消失百年的陳倉石鼓重見天日。只可惜，尋到的石鼓只有9面，早在唐末便已丟失的“作原石鼓”仍沒有蹤影。直到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傳師才使石鼓殘斷的前史得以連續。可嘆的是已被農民改作為臼物運用，可喜的是石上的詩字還未被過度損害。 　石鼓文的詩，往往三旬或兩句一韻，讀起來朗朗上口，便於記誦，反映出秦國前期的文學水平已不差勁於東方各國了。前期秦人同遊牧戎狄雜處，養成剛烈狂放之性情。在與農耕周人交往後，視野也隨之高遠，部族上下積極進取，承受周人的禮制及文明生活方式。郭沫若對石鼓文曾有高度評價：“兩千六七百年前，古人所寫所刻的詩留傳到現在，這樣的比如在其他國家並不多見。它在詩的形式上每句是四言，遣辭用韻，情調風格，都和《詩經》中先後年代的詩相吻合。”直接印證了古典文獻《詩經》的真實性。 石鼓為花崗石質，其形底大頂小，頂微圓，似鼓形，故稱石鼓。 十石鼓大小不一，每鼓分別刻四言詩一首，每首詩十八、九句不等。上刻的文字筆勢蒼勁挺立，結體方正，淳厚天然。唐人最初查閱了一切的書本、檔案，均未找到相似的字型，便稱“石鼓文”了。難怪唐代詩人、大文學家韓愈)面臨枯澀難解的石鼓文，居然激動得涕淚雙流，寫下聞名的《石鼓歌》，宣佈“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奈石鼓何。”的感嘆。把文字刻在石頭上，本屬原始先民摩崖描寫的一種。石鼓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文字刻石，有“碑文之祖”的美稱。石鼓文其實是上承金文，下啟小篆的大篆，這些字歷經學者考訂之後大體可讀。 1126年“靖康之變”時，這些“金疙瘩”被金兵運往燕京(今北京)，待剔去石鼓文裡的黃金後，石鼓又被丟掉。爾後，石鼓又閱歷了數百年的風雨滄桑。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為更好地維護原鼓，乾隆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於辟雍(大學)，現仿鼓在北京國子監。 當年文物從北京故宮南遷，石鼓包裹裝箱，和故宮文物一同南運。這批石鼓自從北平裝箱運出，一直到運回南京，因為石鼓太沉，沒能帶去臺灣留在了大陸，這批出自陝西的、有“國運石”之稱的十件國寶，在北京故宮博物院安下了家。

看來題主並沒有理解故宮博物院的良苦用心，故宮博物院可以說是國家最大的博物院，其藏品也是最可以代表中國在某一時期某一方面的頂級國寶，此次故宮博物院推出的三件藏品，分別是，千里江山圖，各種彩釉大瓶，石鼓，分別是藝術，經濟，文化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物品，宋代可以說是中國書法繪畫藝術的巔峰，不管各位是否原因承認康乾時期確實也是中國經濟水平的一個巔峰，而文化卻是一種需要永久傳承的符號，而石鼓恰恰代表了這種文化傳承，或許有許多國寶的價值會高於石鼓，但是民族文化卻不是單純利用價值衡量的，或許石鼓本身材質一文不值，但它所承載的文化靈魂卻比任何國寶都更有價值

石鼓被選中，不僅因為雖然它不是廣為大眾所知的“國寶”，但是其實它早已被歷代文人奉為“中華第一古物”，而且更因為《國家寶藏》希望傳達給觀眾的，是在文物的鬼斧神工、匠心獨運外，其世代傳承的文化命脈與基因。

石鼓篆刻了上古先人畋獵的記功文字。這樣的記功石刻不只石鼓一例，存世的還有秦始皇東巡所做的琅琊刻石，以及2017年新近在外蒙古發現的班固所記漢室擊破匈奴所刻的《封燕然山銘》。這些石刻可謂見證了中華民族的高光時刻，之所以將功績銘勒於石，自然是希望其流傳萬世。當然，能留存下的記功石刻有限，所以當今人置身於古人的這些石刻前，尤其是這些石刻泯滅千年後人們又意外重新將它們發現之時，那種激動人心之感，應該是可以想象的。畢竟古人沒有現代意義上的考古，與古物難以接觸，與古人神交只能憑藉典籍，此時一旦有能正經補史的傳世文物出現，而且還提有文字，那怎麼能不成為稀世之珍？

石鼓之所以被歷代文人推崇到這麼高的地位，在我看來已經超乎了文物本體，進入到了文物所象徵的民族精神階段。《國家寶藏》中用了“文字”的概念，來講述石鼓所象徵的傳承，我以為可能情況還有一層，就是石鼓所代表的中華正統、正脈的觀念。我們現在都會理所當然地認為中華文明是不斷絕的，但是要想到在中國之外，各大文明古國都沒有實現這一點，中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遇到過外來文化的挑戰。從北朝到唐，北方乃至全國的政權擁有者都是廣義上的“少數民族”、“外民族”，更不要提佛教於這一時期的傳入，此時知識階層肯定會反問，我們還是中華民族嗎？我們和祖先的關係是什麼？而這十面石鼓給出的答案是確切的：有它們在，我們的根就沒有斷，我們還是炎黃子孫。

《國家寶藏》並非為國寶劃定座次的遊戲，選取哪家博物館、哪件文物，更多地是考慮文物本身的精神特質，而非“最珍貴與否”。石鼓作為中華文脈的絕佳象徵，與《千里江山圖》、各種釉彩大瓶一道代表故宮入選《國家寶藏》，共同呈現的是一個泱泱大國的氣魄與韌性，我想這樣的選擇，是體現洞見與遠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