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應該從古代人類心理去尋找根源 在原始社會末期，剩餘財富集中在了部落酋長手裡，在生產力的帶動下，人口開始快速增長，部落之間的合併現象增多，所以管理土地的範圍空前擴大，舊的管理模式已經不足以治理部落，從而產生了更為複雜的管理秩序，形成了國家和統治階級，原來的酋長在常年的戰爭和生產中在人民心中有著很高的地位，於是在這種情況下，需要有人來領導統治階級，所以，君主誕生了。 而羅馬，愷撒等人在多年的對外戰爭中建立了空前的威望，這種英雄崇拜成了他們的堅實後盾，而他們在軍中的地位也確保了他們的生命安全。議會和元老院也必須受制於他，所以建立了獨裁統治。人類的虛榮心的驅使下，更多的人接受尊貴的頭銜，漸漸的形成了君主制。

歐洲長期的君主制脫胎於蠻族入侵時期的部落首領傳統，根植於歐洲的封建制度中，而隨著資產階級革命，能夠適應資本主義的君主制保留了下來，進化出了君主立憲制，不能適應的則被推翻了。

雖然查理大帝開始找教皇要來了“羅馬人的皇帝”稱號，但是真正的羅馬皇帝在西歐已經不存在，等到1453年後在整個歐洲都不存在了。歐洲完全是蠻族及其後代的天下，他們有著深厚的軍事貴族共治傳統，君主是貴族推舉出來的軍事首領，貴族則有效忠君主的軍事義務。這點在改朝換代時候最為明顯，比如法國在墨洛溫王朝後選出了雨果·卡佩做國王，英國貴族在蘭開斯特家族和約克家族間選王，俄羅斯在留裡克王朝滅亡之後，選擇了羅曼諾夫家族做沙皇，乃至神聖羅馬帝國的選帝侯制度，都是這一傳統的反應。

這一傳統在一些國家隨著君主集權而被打破，在法國的路易十四時代貴族們都被拉攏到巴黎無法操縱地方事務，無力反抗國王，路易十四可以喊出“朕即國家”；英國都鐸王朝之前的蘭開斯特和約克家族的混戰導致貴族數量大減，亨利八世又大力清洗才建立了較強的君主權威。在沙皇俄國，經歷伊凡四世的清洗、彼得大帝的改革才一定程度上建立了沙皇專治。從集權程度上，歐洲沒有一個君主制國家能比得上中國的中央集權王朝。更不用說波蘭這種奇葩直到滅國都還是選舉君主的制度。

等到資產階級興起的時代，貴族力量足夠強大的，能夠從事資本主義商業活動的國家，貴族能和資產階級走到一起積蓄力量反攻絕對君主，建立君主立憲制度，就如同英國一樣。而那些君主力量過於強大，貴族不足以挑戰君主只能禍害平民的國家，整個上層社會只能直接承受底層的火力，被大革命推翻命運悲慘，如法國和沙俄，或自知罪孽深重趕緊逃亡，比如德國和奧匈帝國。

所以集權程度也是禍福相倚，靈活性高的君主制容得下改良，而過於集權的結果就是被推翻，東方的奧斯曼帝國和大清也是如此啊。

簡單來看的話，中世紀時期歐洲的君主制與中國古代君主或者是伊斯蘭國家的君主又很大的不用，後兩者往往有著很大的權力，政權建立的基礎是權力的高度集中，而歐洲的君主制則是建立在一種封君封臣的關係之上的。

封君把土地以及其上的行政、財政、司法權都交給自己的封臣，並且對於這些封臣也免去了賦稅，而封臣利用在土地上的收入為自己置辦裝備，並且每年一定的時期要帶著一定數量的騎兵去為自己的封君服務。逐漸地這些封臣就成為了國家的貴族，而君主制以及伴隨著它成長起來的貴族制度建立在分封與效忠的基礎上，也成為了中世紀歐洲普遍實行的制度。

從根本上講，這層關係很特殊的是建立在契約關係的前提上的，一方提供土地以及各種權力和頭銜等等，另一方人則提供服務於忠誠。雙方正是在這種權利義務的契約之上構建了國家，君主並不能隨意的侵吞封臣的封地，而強大的封臣也不能隨便的拒絕封君的合理要求。這一點，別說放到中國古代，即便是告訴古羅馬皇帝查士丁尼也是不可思議的，畢竟查士丁尼在他頒佈的《民法大全》裡面明確提及：“君主的意志即為法律”。不過在中世紀，這個契約的約束力還是相當大的，其實間接的說明了君權的弱小。這裡面教權還常常的插一槓子，所以整體上來講存在多種權力制約，缺少向心力。此外，在這套體系之上延伸出來的其實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權力關係網，這也制約了王室中央集權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