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人的看法，先秦儒、法、道三家所指向的社會秩序，就是分別以尚親、尚功、尚賢為基本標誌。參看我的回答：

諸子百家中（道、儒、墨、法等），你最贊成哪種學說

所以，看管仲的主要治政偏重哪方面。

管仲最早將治下之民分成“士農工商”。據《管子·匡君小匡》記載，其對四民的管理方法是“不使雜處”。

“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必須做的“處士必於閒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

“不使四民雜處”，還有一個目的，就是內部制衡。《管子·匡君小匡》還有：

桓公曰：“參國奈何？” 管子對曰：“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商工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帥十一鄉，高子帥五鄉，國子帥五鄉。參國故為三軍。公立三官之臣：市立三鄉，工立三族，澤立三虞，山立三衡。

制國以為二十一鄉，桓公自帥十一鄉。其中商工之鄉六，分三份，桓公一份作主導，那很可能是4:1:1。工農之鄉十五，對應的就是7:4:4。

若沒有“四民不使雜處”，就不可能有這種“參國之制”。所以管仲的“士農工商”只是為了管理與制衡，不可能是為了劃分階級。

若由此判斷管仲是法家，還證據不是太足。但尚親（儒家）是可以明確排除的，尚法（法家）與尚賢（道家）那種更偏重，就要再看。這也符合兩漢時管仲被歸類為道家，而明清時管仲被歸類為法家的歷史。

《管子》名篇《牧民》中有：

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軸；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禮不踰節”比較明顯是側重“禮”的法律功能。“義不自進”，側重循規蹈矩。“廉不蔽惡”，側重維護法律。“恥不從枉”側重守法。

還有：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

這裡相當程度是表達“各師各法”，大致是“道法並舉”而偏於道。

《管子·匡君中匡》中有：

公曰：“民辦軍事矣，則可乎？”對曰：“不可，甲兵未足也。請薄刑罰，以厚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不罰，使以甲兵贖。死罪以犀甲一戟，刑罰以脅盾一戟，過罰以金軍，無所計而訟者，成以束矢。

很明顯，解決具體政務問題，不是想辦法搞稅收提高收入，乃至提高生產力這些方面進行“尚賢”來解決問題，而是操縱法律，引導民間自動生產，具體施政，偏於法家。

《管子·匡君中匡》還有：

寡人願聞國君之信。”對曰：“民愛之，鄰國親之，天下信之，此國君之信。”公曰：“善。請間信安始而可？”對曰：“始於為身，中於為國，成於為天下。”公曰：“請問為身。”對曰：“道血氣，以求長年、長心、長德。此為身也。”公曰：“請問為國。”對曰：“遠舉賢人，慈愛百姓，外存亡國，繼絕世，起諸孤；薄稅斂，輕刑罰，此為國之大禮也。”公曰：“請問為天下。”對曰：“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有司寬而不凌；菀濁困滯皆，法度不亡，往行不來，而民遊世矣，此為天下也。”

很明顯，管仲更偏於法家。

哪一家都不偏不倚，管仲時代，是東周春秋時代，周天子實力衰弱，但天下戰爭沒有戰國時代頻繁。諸子百家是戰國時代各國為變法圖強才有的學說，只能說，管仲治國，屬於當時政策，思想，方法，而以後的各家學說，集成於歷代先賢的的智慧和治國之策的總結！

這個題目很好，問的很客觀。

首先我用一句話回答提問者的問題：管仲治國是偏向於法家的。

其次說“這個題目很好，問的很客觀”，是說諸子百家思想各異，有的相通相融，有的不容如水火。歷代政治家制定治國方略，都是根據本國當時實際需要而採納各家之言，有取有舍，有所側重。即使是"罷默百家，獨尊儒術”的漢武帝時期也不例外。

管仲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最早提出以法治國的思想家、政治家。管仲在《法禁》、《任法》等篇都強調法的重要性。難能可貴的是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強調君臣上下與百姓都要遵守法令。

禮儀廉恥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但管仲，更強調禮儀廉恥的重要性。把禮儀廉恥看成是國家強大的保障。“四維張則君令行”，禮義廉恥像四條繩索維護國家的統治。其中有一條出問題。都會使政令不通，國將不國。所以管仲強調以法的形式維護人們對禮儀廉恥的重視。大家常聽說的：倉稟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就是輔佐齊恆公成為春秋第一霸主的管仲所說。物質決定上層建築，豐衣足食是維護禮儀廉恥的重要條件之一。管仲的這一說法難免絕對一些，他只是強調發展經濟，讓人民豐衣足食，達到人人都知道禮義廉恥，才能政通人和，國富民強。

依法治國是管仲的重要思想，是法家的傑出代表人物。後世的諸葛亮曾以管仲自比，歷代思想家都對觀管仲給予很高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