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問題，別說公眾迷糊，專家們的看法也不一致，值得好好捋捋。
先得分析下這“史前”和“歷史”是從哪個視角、以啥標準劃分的。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與歷史（History）的概念，和考古學一樣，都是泊來品。總括學者五花八門的解釋，基本共識是“史前史應該是研究沒有文字時代的歷史，而原史則是研究文字最初產生時期或文字不起關鍵作用時期的歷史”（陳星燦 1997），歷史當然指文獻記載豐富的信史時代的歷史。注意其劃分方案立足於各個時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別，著重考察文字與文獻的演進及其作用，而與文明化程度和社會發展程序無涉。
由於權威學者認為原史考古學的重要性不如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夏鼐、王仲殊：《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所以在上世紀的數十年中，中國考古學界一直未普遍採用國際同行所使用的“原史時代”的概念。在生硬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面前，像二里頭文化這樣顯然處於“原史”時代的遺存，就頗顯尷尬。
說其屬於歷史時期吧，二里頭文化還沒有發現像甲骨文那樣的當時的文書材料；說其屬於史前時期吧，一般又認為它已進入了文明和國家的階段，甚至已屬於夏王朝的遺存，感覺比較擰巴彆扭。這就是多數人的困惑。
但如從上述概念的緣起和界定看，史前、原史和歷史的劃分就是拿文書材料的有無及其使用程度說事的，如果不用“原史”的概念，那二里頭文化顯然要歸為史前，不管它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如何高大上，這是毫無疑義的。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發現與研究的進展，中國學術界越來越關注“原史”這一介於史前時代和歷史時代之間的重要時期。一般認為，史前、原史與歷史時代三分法的提倡有助於學科發展及對中國古史程序的總體把握。但如上表所示，各家對於中國“原史時代”的劃分方案並不相同。
本人認為，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間，是目前原史時代與歷史時代的分界點。“歷史時代”可定義為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可“自證”考古學文化所屬社會集團的歷史身份的時代。沒有發現“自證性”文書材料的二里頭文化，顯然屬於原史時代。
這問題，別說公眾迷糊，專家們的看法也不一致，值得好好捋捋。
先得分析下這“史前”和“歷史”是從哪個視角、以啥標準劃分的。史前（Pre-history）、原史（Proto-history）與歷史（History）的概念，和考古學一樣，都是泊來品。總括學者五花八門的解釋，基本共識是“史前史應該是研究沒有文字時代的歷史，而原史則是研究文字最初產生時期或文字不起關鍵作用時期的歷史”（陳星燦 1997），歷史當然指文獻記載豐富的信史時代的歷史。注意其劃分方案立足於各個時期在研究材料和方法上的差別，著重考察文字與文獻的演進及其作用，而與文明化程度和社會發展程序無涉。
由於權威學者認為原史考古學的重要性不如史前考古學和歷史考古學（夏鼐、王仲殊：《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學》，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所以在上世紀的數十年中，中國考古學界一直未普遍採用國際同行所使用的“原史時代”的概念。在生硬的、非此即彼的二分法面前，像二里頭文化這樣顯然處於“原史”時代的遺存，就頗顯尷尬。
說其屬於歷史時期吧，二里頭文化還沒有發現像甲骨文那樣的當時的文書材料；說其屬於史前時期吧，一般又認為它已進入了文明和國家的階段，甚至已屬於夏王朝的遺存，感覺比較擰巴彆扭。這就是多數人的困惑。
但如從上述概念的緣起和界定看，史前、原史和歷史的劃分就是拿文書材料的有無及其使用程度說事的，如果不用“原史”的概念，那二里頭文化顯然要歸為史前，不管它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如何高大上，這是毫無疑義的。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發現與研究的進展，中國學術界越來越關注“原史”這一介於史前時代和歷史時代之間的重要時期。一般認為，史前、原史與歷史時代三分法的提倡有助於學科發展及對中國古史程序的總體把握。但如上表所示，各家對於中國“原史時代”的劃分方案並不相同。
本人認為，二里崗文化和殷墟文化之間，是目前原史時代與歷史時代的分界點。“歷史時代”可定義為有直接的文字材料可“自證”考古學文化所屬社會集團的歷史身份的時代。沒有發現“自證性”文書材料的二里頭文化，顯然屬於原史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