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取決於這皇帝的名聲，像商朝，暴君，紂王，確實是百姓敢怒不敢言，像唐太宗時候，情況就沒有那麼嚴重，總之廟堂之高，不是尋常百姓可以評判的

一般社會階層只會略有怨言而不可有犯上一層的相反說法。中上層的人士更不可有一點悖論，腦袋隨時不是自己的。這一點即註定了不長命的皇帝命運！

百姓不是不敢說，而是說不著。明朝以前是君臣共治天下。皇帝不能肆意妄為，當然帝王比丞相強太多就另說了，丞相比帝王強太多就會專權。但是明清以後就不行了，皇權專制發展到了極致，清更誇張，整了個文字獄。所以不能一概而論。

答案肯定不是，其實皇帝做的很多事，普通老百姓並不清楚也不知道，訊息傳到民間說不定事都做完了。更多的情況應該是在朝廷內部就直接定好了走向，就比如明朝皇帝，除了朱元璋和朱棣，後面的皇帝其實權利都沒想象的那麼大，有的事都會被內閣退回。

顯然不是的。

中國的中央王朝，從來都是以中原地區作為自己最重要的自留地。這裡地勢平緩，方便資訊和物資的運輸，而且自古以來已經習慣了某種程度上的統治。在中原地區，皇帝倒是可以為所欲為。不管是徵稅還是改變幣制，又或者是拉壯丁拉民夫，受災最重的總是這些地方。但是，遠在天邊的邊遠地區對皇帝的態度就很微妙了。一方面，受到漢文化儒家思想薰陶，這些邊遠地區的人民對皇權有著至少是表面上的恐懼和敬畏。另一方面，當地的老百姓又不是什麼善茬，為了保護宗族勢力是有和皇權一教高下的決心的。這就是為什麼中國古代強調一個概念叫做“皇權不下鄉”。深入到鄉間的皇權未免就管得太寬了，通知成本很高，收益也不夠。歷史上由於統治技術的缺陷，嘗試過皇權下鄉的皇帝，最後都輸了。比較典型的例子是王莽變法，不僅更改全國的地名、官名、貨幣名，還要派遣官員監視鄉間對變法活動的意見。最終的下場當然就是引起了老百姓的不滿，身死國滅。

比起王莽的倒黴下場，福建嶺南等南蠻地區的地方勢力就更加頑固了。皇權在這種地方跟家族宗法博弈，基本上都沒有什麼好下場。客家人的土樓，看上去根本就是一個有防禦功能的炮樓，這在軍事權力必須集中在皇帝手中的封建社會是不可想象的軍事建築。但是在家族宗法的控制下，這種不可能的建築還是出現了，而且頑固地在那裡堅守了幾百年沒有倒下，直到近代還在起到抵抗征服徵稅的作用。那你說，中央政府徵稅，是不是皇帝的決策？地方老百姓藉助自己宗族的力量，是不是也敢反抗皇帝的命令呢？

即使是到了皇權專制已經到達頂峰的明清兩朝，中國老百姓也還是發生了暴力抗拒皇帝的事情。清末的川漢鐵路保路運動就是一個例子。當時四川交通不便，人們意識到修建四川到湖北的鐵路可以有效提振四川的經濟能力。可是國家沒有錢，外華人的錢又不方便借，人們只能自己慢慢湊錢。可是老百姓能掏出幾個錢來，弄了半天還是不夠用。偏偏鐵路修築委員會又派人去上海炒股，結果配了個血本無歸，鐵路資金虧得一乾二淨。清政府下令收購川漢鐵路，可是股東們覺得自己吃了虧，帶著老百姓抗拒皇帝的收購命令。最終，這起運動演變成了流血事件，不僅讓清政府失去了民心，也讓革命黨人找到了突圍的空間。這才有了武昌起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