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對學生冉雍的評價有兩處。《論語公治長篇》：或曰：“雍也仁而不侫。” 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佞，指口才，巧言善辯。口給，嘴快話多。

大意，有人說，雍雖仁但口才不行。孔子說，要口才幹什麼，耍嘴皮子，還要屢遭人憎恨得罪人。不知耍嘴皮子的仁在哪裡，有啥用處。

《論語雍也篇》：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南面，作何解？

《論語衛靈公篇》：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聖人舜，無為而治，他老人家有什麼做為呢？恭敬端正地坐在正北面南的位置上而已。

“雍也可使南面”，就是誇讚冉雍，雖然不會耍嘴皮子，但有君臨天下帝王之才（至少是個當大官的料）。

孔子看重的是學生的仁德，而不是他的才能。

當然才能也很重要，但不是孔子考察的第一要素。

孔子對弟子的要求是。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以上是孔子對弟子的逐個層次的要求。我們可以看到其中最後學文才是對口才有一定的要求。

因為在孔子的心目之中，前面的孝悌謹信愛眾親仁還沒有做好之前。擁有一副好口才，非常容易去說服人。而孝悌謹而信。是透過德行感化人。

感化人比說服人更高階。

《論語》中，記載了這樣一番對話：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有人對孔子說：“冉雍這個人有仁德但不能言善辯。”孔子說：“何必要能言善辯呢？靠伶牙利齒對付人，常常招致別人的討厭。我雖然不知道冉有是否有仁德，但是為什麼要能言善辯呢？”

春秋時期，口才好、能言善辯的人特別吃香，一些在諸候國之間遊說的所謂“說客”，有的當了大官，有的身敗名裂。有人說冉雍這個人有仁德，但美中不足的是口才不好。孔子針對人們對冉雍的評論，發表了自已的看法，他認為仁德是第一位的，口才是第二位的，有仁德沒有口才，不失為君子；相反有口才無仁德，只會讓人討厭，最終被必然被人們所唾棄。

孔子的這一觀點在當今社會也不過時，考察一個人有沒有仁德，不僅要聽他說的，更要看他如何做的。有的人可能什麼事也沒有做，但口才特別好，喜歡在領導面前花言巧語，能把黑的說成白的，好人說成壞人，謬誤說成真理，這樣的人缺乏最起碼的是非觀念，怎麼會有仁德之心呢？因此，做為管理者，要特別小心這種能言善辯、巧舌如簧之人，當一個人在你面前誇誇其談，故意抬高自己、貶損他人的時候，你要實地考察一下他說話的動機以及事實的真偽，如果他說得與事實不符，故意搬弄事非，對於這種人不但要憎恨，而且要處處小心提防，因為他能在你面前說別人的壞話，同樣也可以在別人面前說你的壞話。

做為管理者，還要特別關注那些腳踏實地、埋頭苦幹的人。這些人往往不善言辭，不好在領導面前邀功請賞，不喜歡在同事面前表現自己，也恥於與那些勢力小人為伍，所以這些人常常被管理者所忽略。但是，這些人心中往往有堅定的信念和追求，他們不鳴則已，有時候可能一鳴驚人，並非他們沒有口才，他們的口才不是用在邀功請賞、抵毀他人方面，而是用在事業上。在一個單位裡，這類人往往會成為被排擠、被打擊的物件，如果事業上碌碌無為，他們會自生自滅；如果成績斐然，則又會遭來小人的嫉恨，成為眾矢之的。因此，一個被許多人嫉恨的人，可能是一個不懂人際交往的人，卻不一定是一個沒有仁德的人。

這樣看來，仁德的表現方式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像冉雍那樣，做了不說或者不善於說；另一方面是做了再說，或者是邊做邊說，無論如何，以“仁德”為出發點的“做”是最重要的，會說不會做，只說不做，或者言過其實、文過飾非，都可能走向“不仁”。其實，在這一章裡，孔子並沒有否定口才的重要性，他只是以冉雍為例子，強調做人要把仁德放在第一位，行仁德之事，說仁德之言，而不是“巧言令色”，做“不仁”之事，因為“仁德”畢竟還要靠口才來發揚光大，真理還要靠思辨來戰勝謬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