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倭”的首領是徽州人（今天黃山市），並不奇怪。明中葉以來，徽州商人集團蓬勃興起，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蹤跡，而且頗有壟斷的趨勢。其中有一些徽商，看到海外貿易的大勢，轉身成為海商，著名的“倭寇王”王直就是如此。

王直是徽州歙縣人，由鹽商轉而為海商，再由海商轉而為海盜，兼具海商和海盜的雙重身份。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把王直等人看作“真倭”，令人莫名其妙…

明朝中國海洋事業蓬勃發展，自明成祖朱棣派鄭和下西洋以來，中國在航海技術方面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也由於鄭和下西洋後，帶動了中國與其它國家海上貿易的發展與繁榮。

但是，從明初以來就確立的海禁政策, 其中，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日本等國並非明朝皇帝規定的朝貢國家,沒有合法貿易渠道,只能進行“走私貿易”。

這就孕育而生了當時最有名的兩個走私港口，漳州府的月港和寧波府的雙嶼港, 走私分子透過這些港口與外商進行海上貿易。月港的“走私貿易”可謂欣欣向榮,到了晚明時期達到極盛,有“小蘇杭”之稱。而雙嶼港隸屬於寧波府的定海縣,它成為各國商船前來貿易的最佳港口。史書雲其，“萬灶雲屯,舟師鱗萃”。

而在其中充當走私的人，明朝政府曾認為主要是來自日本的“倭寇” ，但事實是， “嘉靖大倭寇”的領導人是中國商人，成員的大多數也是華人。

因此，所謂倭寇，大部分是“假倭”，小部分是“真倭”;而“假倭”僱傭這少數的“真倭”。當時的內閣首輔徐階就曾向嘉靖皇帝提出這個觀點。

徐階是松江人，應該對倭患的真相有真切的瞭解。那時持有這一觀點的江南一帶的知名人士較多，如太倉人王士騏、嘉興人李日華、海鹽人鄭曉、蘇州人陳仁錫，都有與徐階類似的觀點。

說到“假倭”的首領是徽州人，也不足為奇。我們知道，明中葉以來，徽州商人大名鼎鼎，全國各地，各行各業，都有他們的身影，而且頗有壟斷之勢。其中有一些徽商，看到海外貿易的有極為豐厚的回報，也想從中分得一杯羹，搖身一變成為海商，最著名的“倭寇王”王直徽州歙縣人,由鹽商轉而為海商,再由海商轉而為海盜,遊離於海商和海盜的雙重身份之間。這就解釋了為什麼明朝時“倭寇”中閩浙人佔絕大多數，可是最出名的幾個領袖卻是徽州人的原因。

簡單的說就是有錢，雖然江浙的人均GDP是很高，但缺乏大規模資金的運作模式。而徽州商人就恰恰具備這個條件，我們知道汪直被稱為“老船長”。閩浙沿海百姓不僅有航海的經驗，更有海外致富的願望，在海禁的影響下，徽州資本與東部沿海的百姓自然就展開了合作。

當時建造一條船要千餘金，僱傭夥計、船工、舵手，再加上海船的維修等都需要大量的資金，這都不是民營小企業可以承擔的起的，而徽商則可以擁有這麼雄厚的資本。當然也不是說徽州人就有錢，而是他們的經營模式不一樣，徽州商人很多都是合資經營，也就是我們現在說的股份有限公司。有的學者甚至突出他們在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的作用，將他們稱為許氏海商集團、王直海商集團、徐海海商集團。

做海外貿易，要有兩個環節，一是大陸採購貨物出口到國外，二是購買海外貨物銷入內地。這兩步都需要有一個巨大的貿易系統，而徽商恰恰具備這個條件。在中國沿海有大量的徽州行商、坐賈、作坊主，在江南市鎮裡有“無徽不成鎮”的說法，徽商在一定程度上掌握著內地生產的絲棉、絲綢、瓷器、棉布、鐵器、茶葉、藥材等商品的生存及運輸，大陸市場與海外市場的重要連線點就是徽商之間的聯絡。

在徽州，汪姓是第一大姓，素有“十姓九汪”的說法，汪直能夠成為頭號“倭寇”的原因正是在此。血緣紐帶與地域紐帶在海商的經營活動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使其成為一個產、供、銷雙向執行的整體。因此“倭寇”的首領為徽州人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參考文獻：

唐理性：《論明代徽州海商與中國資本主義萌芽》

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

樊樹志：《晚明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