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無南方人拜相當國者。宋人提出“政事堂刻石”之事，說太祖曾親筆書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語，刻石於朝廷政事堂，以告子孫。此事是歷史事實，抑或是傳聞蠡測，抑或是後人杜撰，難以分辨。
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欲拜王欽若為相。王欽若為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餘）人，也就是說是南方人。淳化間進士及第，後欽若一路升遷，鹹平四年（1001）已為參知政事（副相）。景德初，契丹軍大舉南下，他密請真宗南往金陵（今江蘇南京），躲避北方戰事，為寇準所叱責而止。出判天雄軍（治今河北大名東），閉門待敵，束手無策。次年還朝，與寇準不合而去職，判尚書都省，領修《冊府元龜》，功攬於己而咎歸於人。不久又升大學士，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其為人奸邪險偽，若拜他為相，國事前境很難設想。由是，宰相王旦上諫道：“王欽若遭逢陛下，恩遇已隆，今留之樞密，已屬高位。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說明不願以王欽若為相者，乃朝廷眾官員的公議。宋真宗只得作罷。等到王旦去世，王欽若才得任相，其憤憤不平道：“為這王老頭，遲我十年做宰相。”
以上故事中“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一語，出自《宋史·王旦傳》，應該說王旦此語說得如此鏗鏘有力，宋真宗表面上也只得聽從。其實，王欽若自景德三年再次入樞，一直都位居執政，雖沒有宰相的名分，真宗對他言聽計從，作用遠在宰相之上。然而就因此語而晚得宰相名分，那麼此語為北宋初期之國事慣例，還是太祖、太宗朝立下的祖宗家法？
據宋人筆記《道山清話》記載，宋太祖曾提出過“後世子孫無用南士為相”的家法，並親筆書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言，刻石于禁中政事堂，以告子孫。到宋真宗時，先有王欽若為相，後又以蘇州長洲（今屬江蘇蘇州）人丁謂為相，據說該刻石被吏輩移至他處。宋神宗時，有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王安石為相，又有建州浦城（今屬福建）人章惇為相，其時該刻石已不知去向。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的確無南方人為相，因而“政事堂刻石”之事，似乎無可懷疑，至少事出有因。但查遍《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等重要史籍，卻未見對這重大事件著錄一字，原因何在呢？
近代學者張蔭麟認為，“政事堂刻石”之說雖言之鑿鑿，卻實不可信。就以上述王旦上諫之事為例，其中存在的問題是：一、如有“政事堂刻石”存在，王旦為何不直接引以為據，而要說：“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只是擺出有關的歷史事實。二、宋真宗在王旦死後仍用王欽若為相，如有刻石在，他不怕違背祖宗之法？而宋初確無南方人為相，不是由於太祖定下了歧視南方人的國策，而是因為在太祖初期，國境未逾江南，其所需籠絡的先朝重臣和所信託的心腹幕僚，有任宰相資格者，其中確無南方人。其後逐漸收復南土，南方人入朝者大都為南國降臣，自無取冠朝列之理。到第三朝皇帝宋真宗時，開國已三十多年，隨著南方綜合實力的加強，南方人科舉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樞機構的比重，都與時俱進。此時，以科第起家而當宰相之任的南方人，開始逐漸產生。而北方人因久居的政治特權地位發生動搖，對南方人難免側目，真宗朝歧視南方人的事例甚多，加上首位拜相的南方人王欽若確實為人奸邪，後來拜相的丁謂也是一個小人，都為朝中正直官員所側目。到宋神宗時，北方人的地位逐漸落於南方人之後，王安石為相，其變法又存在許多弊端，而變法派以南人為主體是不爭的事實，由是招致很多官員的不滿，為了表示對南方人的歧視，尤其是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才有人杜撰了“政事堂刻石”之說，欲從根本上否定王安石當政的合法性，所以刻石之說是不可信的。
上述觀點雖說得頗合邏輯，但也仍是一種推測，並沒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證據來直接推翻《道山清話》中有關“政事堂刻石”的記載。所以宋初太祖是否製作過這塊“刻石”，仍是個沒有解開的謎。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無南方人拜相當國者。宋人提出“政事堂刻石”之事，說太祖曾親筆書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語，刻石於朝廷政事堂，以告子孫。此事是歷史事實，抑或是傳聞蠡測，抑或是後人杜撰，難以分辨。
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欲拜王欽若為相。王欽若為臨江軍新喻（今江西新餘）人，也就是說是南方人。淳化間進士及第，後欽若一路升遷，鹹平四年（1001）已為參知政事（副相）。景德初，契丹軍大舉南下，他密請真宗南往金陵（今江蘇南京），躲避北方戰事，為寇準所叱責而止。出判天雄軍（治今河北大名東），閉門待敵，束手無策。次年還朝，與寇準不合而去職，判尚書都省，領修《冊府元龜》，功攬於己而咎歸於人。不久又升大學士，以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其為人奸邪險偽，若拜他為相，國事前境很難設想。由是，宰相王旦上諫道：“王欽若遭逢陛下，恩遇已隆，今留之樞密，已屬高位。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雖古稱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臣為宰相，不敢沮抑人，此亦公議也。”說明不願以王欽若為相者，乃朝廷眾官員的公議。宋真宗只得作罷。等到王旦去世，王欽若才得任相，其憤憤不平道：“為這王老頭，遲我十年做宰相。”
以上故事中“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一語，出自《宋史·王旦傳》，應該說王旦此語說得如此鏗鏘有力，宋真宗表面上也只得聽從。其實，王欽若自景德三年再次入樞，一直都位居執政，雖沒有宰相的名分，真宗對他言聽計從，作用遠在宰相之上。然而就因此語而晚得宰相名分，那麼此語為北宋初期之國事慣例，還是太祖、太宗朝立下的祖宗家法？
據宋人筆記《道山清話》記載，宋太祖曾提出過“後世子孫無用南士為相”的家法，並親筆書寫“南人不得坐吾此堂”之言，刻石于禁中政事堂，以告子孫。到宋真宗時，先有王欽若為相，後又以蘇州長洲（今屬江蘇蘇州）人丁謂為相，據說該刻石被吏輩移至他處。宋神宗時，有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王安石為相，又有建州浦城（今屬福建）人章惇為相，其時該刻石已不知去向。
查考宋初史事，太祖、太宗朝的確無南方人為相，因而“政事堂刻石”之事，似乎無可懷疑，至少事出有因。但查遍《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宋會要輯稿》、《文獻通考》等重要史籍，卻未見對這重大事件著錄一字，原因何在呢？
近代學者張蔭麟認為，“政事堂刻石”之說雖言之鑿鑿，卻實不可信。就以上述王旦上諫之事為例，其中存在的問題是：一、如有“政事堂刻石”存在，王旦為何不直接引以為據，而要說：“臣見祖宗朝未嘗有南人當國者”，只是擺出有關的歷史事實。二、宋真宗在王旦死後仍用王欽若為相，如有刻石在，他不怕違背祖宗之法？而宋初確無南方人為相，不是由於太祖定下了歧視南方人的國策，而是因為在太祖初期，國境未逾江南，其所需籠絡的先朝重臣和所信託的心腹幕僚，有任宰相資格者，其中確無南方人。其後逐漸收復南土，南方人入朝者大都為南國降臣，自無取冠朝列之理。到第三朝皇帝宋真宗時，開國已三十多年，隨著南方綜合實力的加強，南方人科舉入仕的比重和在中樞機構的比重，都與時俱進。此時，以科第起家而當宰相之任的南方人，開始逐漸產生。而北方人因久居的政治特權地位發生動搖，對南方人難免側目，真宗朝歧視南方人的事例甚多，加上首位拜相的南方人王欽若確實為人奸邪，後來拜相的丁謂也是一個小人，都為朝中正直官員所側目。到宋神宗時，北方人的地位逐漸落於南方人之後，王安石為相，其變法又存在許多弊端，而變法派以南人為主體是不爭的事實，由是招致很多官員的不滿，為了表示對南方人的歧視，尤其是為了反對王安石變法，才有人杜撰了“政事堂刻石”之說，欲從根本上否定王安石當政的合法性，所以刻石之說是不可信的。
上述觀點雖說得頗合邏輯，但也仍是一種推測，並沒有拿出十分可信的證據來直接推翻《道山清話》中有關“政事堂刻石”的記載。所以宋初太祖是否製作過這塊“刻石”，仍是個沒有解開的謎。